班固而後，修撰一代全程而總體的曆史者，厥為東觀史臣。由於受到政治力量的介入，且成於眾手，故《漢記》不為後人所滿意。3世紀前期，荀悅“抄錄《漢書》，略舉其要”“以副舊本”；應奉專研漢代史，曾刪《史記》《漢書》《漢記》三史以成其十七卷之《漢事》一書；[65]稍晚的謝承，則是第一位私家重撰東漢史的人，所撰《後漢書》百餘卷，恐亦據《漢記》以為本。[66]他們的著作，多據舊史而刪削或重撰，表示原創性低，論證亦未必精妙，方之馬、班，相去甚遠。另一著名的文化史家——巴蜀學派的宗師譙周，情況似亦與此諸子同。故3世紀後期的名史家司馬彪，對此作了扼要的評論，他說：“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這是他繼起重修東漢史，撰成《續漢書》的原因。[67]
公元3世紀的史壇，譙周、皇甫謐、韋昭、華覈、薛瑩、王沈等，在史學均有表現，但似不及晚他們一輩的陳壽、司馬彪和華嶠那麽出色。他們的研究範圍或為古代史，或為前代史（東漢），或為當代史（三國），或為地方史（地方人物誌）。前輩史家中，似乎以韋昭的實證主義風格較為突出。韋昭被華覈推許為吳之史遷，是一個反圖讖論的理性主義者，所撰《洞紀》一書，斷限由庖犧氏以至於漢獻帝，自稱“昔見世間有古曆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複錯謬。囚（時因與統治者不合而下獄，故自稱為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雲雲。[68]值得注意的是，韋昭傾向實證史學，並不表示他的著作就能完全符合實證史學的要求。當時有一種崇拜文獻的風氣，譙周、皇甫謐等皆不能免，故司馬遷和班固所認為邈遠不可全信上古史料，他們皆不避采用。要之韋昭的自述，仍足以表示實證史學論考事實的特色。
司馬彪乃晉室子弟，因政治上的失意，遂“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他曾撰《九州島春秋》，又據地下史料——汲塚《竹書紀年》——辨證譙周的《古史考》。所撰《續漢書》，即為不滿東觀史臣，乃至譙周諸人的作品，故繼起而作者。他是繼謝承、薛瑩私撰東漢一代完全曆史的第三人，是“討論眾書，綴其所聞……通綜上下，旁貫庶事”之作。[69]由此可知的是，司馬彪重視第一手史料，並以較嚴密的論證進行其研究工作。故在範曄書成之前，彪書與華嶠書，均被人所推崇，劉知幾尤以為華嶠書為“居最”。
華嶠為華歆之孫，少以才學深博見稱，晉惠帝初，“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誌”，遂轉秘書監。史謂“初，嶠以《漢記》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台郎，典官製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其書命名為《漢後書》，紀、傳部分先成奏上，詔朝臣會議，荀勖、和嶠、張華、王濟“鹹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於是藏之秘府，稍後又列為東宮講本。[70]
劉知幾推崇彪、嶠，尤常以華嶠與班固相比。《史通·覆才篇》批評蔡邕以降的史才，認為當時治史者多為文士，有重視文辭、偏記雜說，乃至屈從政治壓力諸弊，聲言“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無由自陳”雲雲。[71]彪、嶠能懷“獨見之明”，是由於他們有“才”有“術”，此當即指他們博搜史料及進而論證，以至達到實錄，提出一家之言之意。《補注篇》則批評注釋家重視異聞塗說，不能再作進一步論證以發明事實，聲言“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複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72]此皆實為對彪、嶠二子的實證史學作推崇也。
陳壽約與彪、嶠同年紀，皆曾在晉初入秘書省著作，[73]推薦他入內著作者即張華。壽有撰述地方誌——《益都耆舊傳》——的經驗；又曾撰《古國誌》五十篇，可能與其師譙周的《古史考》及司馬彪的《辨古史考》有關。彪、嶠二子重視第一手史料及證據的推論，此與譙周的重視權威文獻的陳述頗有差異，就此而言，陳壽似分承巴蜀學派與中原史風兩緒，其成果即見於三國史的研撰。巴蜀學派的風格容後再詳，要之陳壽“撰魏、吳、蜀《三國誌》，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74]吳史部分，由韋昭等人的著作為底本；魏史部分，則由王沉、荀顗、阮籍共撰之《魏書》為參考。時人認為王沉等之作，“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75]是則前之魏史不令人滿意，而導致陳壽與夏侯湛各自重修，而湛書則又不及壽書，至自壞其心血之作也。張華亦盛稱華嶠書，但以晉史相托付者則為陳壽，是又學術自有公論成就自有高下，其事甚明。故《晉書》史臣曰推崇他雲：“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以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76]
作者無意在此詳析陳壽的觀念及方法，不過上述諸讚詞和推崇行為，即約略可想知此成果背後的實證史風。約一個半世紀後，裴鬆之為壽書作注，其《上三國誌注表》即對陳壽的實證史學有畫龍點睛的勾畫，說：
……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然失於在略，時有所脫漏。
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曆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77]
首先就史料及其鑒定與選擇來看，陳壽麵對的是割據之局，而注記紛錯舛互的情況，真偽是非必待嚴密的考證推論不為功。陳壽經論證後所不取者，而裴鬆之反罔不畢取之以補其闕，補闕者未必能證陳壽所考論之不實，此則陳壽論證之精妙可知矣。至於史料既紛錯矣，則來源即多不同，不同源之史料記事又常多乖異，鬆之並取之以備異聞，陳壽竟或至全舍之而不取（如記曹彰、荀彧之死等事），則又相對地顯示了後者的闕疑謹慎。是則鬆之自詡的“尋詳”“周悉”，恰如劉知幾所謂的“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裏絕筆，遂乃掇眾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鬆之《三國誌》是也”。[78]此適好反襯出陳壽的精簡扼要，正是《三國誌》之優點所在，故後之史家或重撰東漢，或再修兩晉，無人嚐試取代壽書，而使之名列“四史”者，蓋在此也。[79]鬆之稱讚壽書“事多審正”，斯始得其論證的真相。
鬆之又推崇壽書“銓敘可觀”，即表示陳壽有可觀的組織能力及敘述才華，此正是重建曆史的另一層次問題，也正是劉向、揚雄等所服於司馬遷的“善序事理”者。卡爾（E.H.Carr）雲：“曆史奠始於史家之銓敘事實，而將之轉變為史實。”（History begins with the selection and marshalling of facts by historian to become historical facts.）又雲：“廣為史家所接受之信念，乃是曆史在於依因果序列以敘述過去之事件也。”（It was accepted doctrine that history consisted in marshalling the events of the past in an orderly sequence of cause and effect.）[80]此語誠然。優秀的史家，他絕不是“不選事而書”的，那隻是工於撰注記和實錄的周悉原則而已。[81]陳壽經論證而確認了一些事實，淘汰了不少的疑事，其所選取者則必加以推論因果關係，然後始克作有組織的銓敘。“銓敘可觀”，不過隻是其表現出來的結果，而讓人產生的印象罷了。由此言之，陳壽能夠繼明馬、班先典，確立史學須講求實證，於兩晉以降史壇流行文才、玄想之風氣下，無異為一盞明燈也。
新史學運動末期三大家——司馬彪、華嶠、陳壽，皆能出色的發揮實證史學的要旨。他們重視事實、考論事實以發明其真相，從而推論其關係，再加以敘述重建；盡管水平或有高下，成就或有得失，然於新史學成熟奠定之貢獻，不宜輕視也。
[1] 參見《史通通釋》，卷十二，頁329～336。
[2] 參見《史通通釋》，卷十二，頁333～334。
[3] 參見《史通通釋》，卷十二，頁339。
[4] 《史通》有《二體篇》，專論《左傳》所代表的編年體和《史記》所代表的紀傳體，有關知幾的二體論，請參見本書第十二章第五節。他在這裏，顯然是為了論述正史的發展，又遷就了後來的史學分類觀念，故將《春秋》經和《左傳》引入，以明古史淵源及《漢紀》之所本。
[5] 見《後漢書·荀淑列傳（悅附）》，卷六，台北，鼎文書局標點本，頁2062。
[6] 詳見《漢紀序》及《漢紀》，卷一之小序，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明刊本，頁3上～頁4上。
[7] 詳見本書第十二章第三、第四節。
[8] 《漢紀》全書共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字（王莽部分占一萬字），他是模仿《春秋》經傳之作，因而除了述災異、典五誌之外，斷限也恰為二百四十二年，與《春秋》經同。關於他的意旨，可詳其《漢記》之序，本書稍後尚有討論。又荀悅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奉詔刪撰，據其序自述，時任“給事中秘書監”，與劉知幾異；而《後漢書》本傳則謂其“累遷秘書監、侍中”，知幾蓋本此。
[9]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司馬遷作史年歲》謂任安坐罪下獄在征和二年，此時書已成，前後研撰時間共十八年之久，甚是。但又雲“況安死後，遷尚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餘年也。”此則未悉何據？（台北，世界書局，1971年5月六版，卷一，頁1）王國維《太史公係年考略》，謂《報任少卿書》成於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鄭鶴聲詳論《史記》，二說俱引，而未論斷之，且所引趙翼言亦多斷章省略（見《中國史學論文選集》一，頁147）。王說、趙說孰是，終究不明。作者按：褚少孫補《史記》，於《田叔列傳》末，對田叔之子田仁及任安，皆有補述，二人皆史遷之友也。據褚氏之言，田仁和任安皆因征和二年戾太子蠱禍事件下獄死，故趙說為是，《報任少卿書》當在此年左右完成（《史記》，卷一〇四，頁888上～889下）。又：王說史遷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趙說在二年，王說較合。是則由元封三年至征和二年止，《史記》成書起碼曆時十八年。鄭氏之《太史公司馬遷之史學》一文，收入杜維運等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頁138～212。
[10] 《漢書·司馬遷傳·讚曰》，卷六十二，頁2737。
[11] 《史記》原名為《太史公》，據桓譚（公元前1世紀末至公元1世紀中期）雲是出於東方朔的題署，此為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之說。但司馬貞自己即對此懷疑，以為“太史公”三字恐為司馬遷尊其父的稱謂，或是遷外孫楊惲對遷的尊稱（參見《太史公自序》注，卷一三〇，頁1065下）。然而司馬貞又在《孝武本紀》索隱“太史公”一詞，再加論證，以與裴駰的《集解》相對（參見《史記》卷十二，頁146注），是則《史記》原名未能確也。
[12] 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司馬遷從之學，《史記》即多處征引古文《尚書》。孔安國編訂古文《尚書》而為之序，其事在戾太子蠱禍之後，與《史記》成書約略同時。其《尚書序》略雲：“……先君孔子……詩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及秦始皇滅先王典籍……漢至龍興……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至魯恭王……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今加編訂）並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不可複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詳見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全漢文》，卷十三，頁6A～7B；以下引此書，將用簡稱《嚴校全漢文》。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年7月初版）。古文《尚書》諸篇各有序，此序實為總序，與正文所引《太史公自序》此段《子序》意義相當。司馬遷“為《太史公》書序”，此序略以用作什麽用意，其書法正與孔安國為訓傳“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相類似。是以司馬遷之文，宜作“為《太史公》。書序，略以……”，不宜斷句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是則司馬遷早已自稱其書為《太史公》，後人稱之為《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猶之如司馬遷在《孟荀列傳》稱“餘讀《孟子書》”也。古人常以姓名或官職名書，《漢書·藝文誌》多有證據。該誌即雲：“《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見卷三十，頁1714～1715並注）。班彪弟子王充，在其《論衡》一書中，一再聲稱“班叔皮續《太史公》書”（台北，世界書局，1955年11月台一版）表示《史記》原名實為《太史公》，而為司馬遷自己所命名。
[13] 《史記》十篇有錄無書，世多疑之，甚者有人懷疑其書尚未完成即遷已逝世。據本文所引證，則此說殆不得真。司馬遷卒年不詳，或謂武帝末，或謂昭帝初。至於桑弘羊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昭帝即位七年——的財經大辯論中，引司馬遷的說法雲：“司馬子言：‘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徐複觀先生認為是“《史記》在史公死後已開始流行”雲雲（參見《論史記》，頁118並注），可能亦未必得實。蓋該書在司馬遷生前即已宣示也。桑弘羊所引之言，見於《史記·貨殖列傳》，卷一二九，頁1045下。
[14] 《史記》文句在羅布淖爾木簡可見，即約在宣帝以降的西漢，《史記》已為邊吏所知，參見陳直《史記新證·匈奴列傳第五十》，收入《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1985年9月，頁1514。
[15] 衛宏在《後漢書》有傳，其所撰《漢舊儀》的目的，均詳見卷七十九下，頁2575～2576。同卷《謝該傳》亦稱孔融在建安間上書力稱“光武中興……範升、衛宏修述舊業”（頁2584）。引文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注，卷一三〇，頁1065。作者按：引文原作“衛宏漢書舊儀注曰”雲雲，應是《漢舊儀》之誤。
[16] 見《三國誌·王朗傳（子肅附）》，卷十三，台北，鼎文書局，標點本，頁418。
[17] 參見《漢書·司馬遷傳》，卷六十二，頁2738。
[18] 引文見《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25。關於班彪的道德批評，下節尚有討論，此不贅評。
[19] 該文見嚴可均校輯《全後漢文》，卷二十六，頁6A～6B。
[20] 引文出自《典引》之序及賦辭。《秦紀論》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之末（卷六，頁89下～90下），顯為後人取其說以附之，可證今本《史記》，補續者非僅褚少孫一人而已。該論乃是推衍明帝之意，對賈誼和司馬遷之論秦的興亡加以批評。作者案：司馬遷征引賈誼著名的《過秦論》以作為其自己的《太史公曰》，表示遷甚同意誼的意見。但二人批評的對象為二世皇帝而非子嬰，且假設二世能任忠賢而改革舊政，始克有救。明帝則誤會子嬰得中佐則社稷未宜絕，顯示他讀書疏略。班固是研究漢史的大家，居然順此誤會而在此二文申論，則班固的意識心態，可得而推知也。
[21] 參嚴可均校輯《全晉文》，卷四十九，頁8B。關於班固的史學，下文尚有討論，此不贅評。
[22] 參見《漢書·東方朔傳》，卷六十五，頁2863。武帝此言似在《史記》完成以前發問，但亦足參考。又《史記·滑稽列傳》末，褚少孫補述東方朔事，謂時人稱他為“狂人”，見卷一二六，頁1026下～1027下。
[23] “空言”“空文”之說，前章已分析。對於這些學者或思想家們，司馬遷雖或知其義理，也有聲言不知不懂的，如直陳他自己對老子其人不確定，謂其學說“微妙難識”（《老莊申韓列傳》《孟荀列傳》等也表達了類此意思）。他評論莊子“空語無事實”（見《老莊申韓列傳》，卷六十三，頁678上～678下），聲稱對孫、吳兵法弗論，但“論其行事所施設者”——即行為的表現及其關係（參見《孫吳列傳》，卷六十五，頁686下），這些皆表現他重視及尊重事實的精神。類此者《史記》諸篇多見之，不必再贅舉。
[24] 《史記·儒林列傳》曾載其師董仲舒的遭遇，《汲鄭（當時）列傳》則備記汲黯的為人及行事，稱其賢者。無獨有偶的是董、汲二賢俱疾惡丞相公孫弘的偽詐取容，故均為弘所排擠。武帝得大宛千裏馬，作《天馬之歌》，汲黯不奉承而批評之，公孫弘竟建議說：“黯誹謗聖製，當族！”事見《史記·樂書》，卷二十四，頁374上。
[25] 參見《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27。
[26] 崔駰為崔篆之後，孔僖為孔子之後，皆是經學世家。兩家有通家之好，駰、僖亦為同學而相友善。他們所謂的“書傳”“漢史”，應指《史記》而言。因崔駰與班固、傅毅齊名，又與班固同在竇憲幕下；孔僖亦因此疏而召入，為蘭台令史。此時班固的《漢書》正在修撰之中，故二人所讀者，不可能是《漢書》也。詳參《後漢書·儒林列傳·孔僖傳》（卷七十九上，頁2560～2563）及《崔駰列傳》（卷五十二，頁1703～1722）。
[27] 詳見《後漢書·蔡邕列傳》，卷六十下，頁2006。
[28] 據《漢書·成帝紀》，王鳳薨於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翌年劉宇亦薨。據此以考劉宇入朝，應為河平間。引文參同書《宣、元六王·東平思王宇傳》，卷八十，頁3324～3325。
[29] 參見《後漢書·竇融列傳》，卷二十三，頁803。
[30] 詳見該書“晉成帝鹹和七年春正月”條，卷九十五，頁2982。按：該條尚載石勒評論漢高祖、韓信、彭越、光武帝、曹操、司馬懿等人物之行事，亦可見其曆史知識之豐富。台北，宏業書局，1972年4月標點本，《通鑒》之文，蓋據《晉書·石勒載記》。
[31] 詳見金靜庵：《中國史學史》，台北，“國史研究室”修訂本，1973年10月25日台二版，頁218。
[32] 《後漢書》本傳，卷四十上，頁1327。
[33] 鄧後乃和帝妻，鄧禹之孫，學行俱皆，和帝崩後長期臨朝聽政。執政期間曾有水旱動亂諸事，後皆努力匡救之，為一代賢後，故劉毅上此書。劉毅則曾在東觀工作，曆史意識頗濃。書奏全文詳見《後漢書·皇後紀·和熹鄧皇後》，卷十上，頁426。
[34] 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pp.25～28.
[35] 詳見《論語·八佾》注，卷二，頁15。
[36] 參見《文獻通考·自序》，頁考3中～3下。
[37] 詳見《中庸》第二十章，頁19。此章尤強調篤行一段，此句又可見中國論學的特色在實踐。
[38] 嚴可均校《全漢文》，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卷十三，頁5B。孔臧習今文學，但推崇安國能闕疑和善推理。
[39] 此句之前文，乃是解釋西伯、孔子諸賢聖因困厄意鬱而從事著作，以申其誌，故顏說甚是（見《漢書·司馬遷傳》注，卷六十二，頁2735、頁2736）。徐複觀先生謂此三字乃是作者“想到人類將來的命運……盡到對人類的責任”雲雲，顯為過分引申之言（詳見其《論史記》，頁81～82）。
[40] 見《漢書·司馬遷傳》，卷六十二，頁2735、頁2736。
[41] 司馬遷的女婿楊敞，出身霍光的大將軍幕府，為霍光所厚愛，升遷至九卿、丞相，與霍光共廢昌邑王而立宣帝。楊惲一再因言論惹禍，宣帝似因其父之功，故一直容忍之，最後忍無可忍始殺他。但用今日之眼光看，楊惲的言行，實罪未至於死，隻是率性而行，令人側目難忍而已。連坐其罪的，尚有名臣韋玄成和張敞等人。詳見《漢書·楊敞傳（惲附）》，卷六十六，頁2888～2898。
[42] 見《漢書·司馬遷傳》，卷六十二，頁2737。
[43] 請詳見拙著《漢書撰者質疑與試釋》（上），《華學月刊》一二二期，頁12上～17上。
[44] 司馬貞之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注，卷一三〇，頁1065下，本自《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條。
[45] 《新論》已佚，嚴可均輯其殘文以存真，此段嚴氏蓋據《北堂書鈔》未改本及《太平禦覽》而輯校（詳見嚴校《全後漢文》，卷十四，頁9B～10A）。“中華書局”據問經堂輯本亦引此段（頁15），中間文句遺落甚多，注雲亦據北堂鈔（不是未改本？）。以其遺落多，今據嚴校本。台北，“中華書局”本，1969年2月台二版。
[46] 詳見《孟子·滕文公下》，卷三，頁89～92。
[47] 參見《四書集注·中庸》，頁25～27。
[48] 於誌寧等評劉向之徒的作品“皆因其誌向，率爾而作”。詳見《隋書·五代史誌·經籍二·史·雜傳序》，卷三十三，頁981～982。
[49] 《漢書·序傳》不提其父撰述之事，今據《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24～1327。
[50] 《漢書·司馬遷傳·讚曰》，卷六十二，頁2738。
[51] 《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33。
[52] 《漢書·敘傳》，卷一〇〇上，頁4213。
[53] 《漢書·司馬遷·讚曰》，卷六十二，頁2737。
[54] 《漢書·司馬遷·讚曰》，卷六十二，頁2737。
[55] “美新”是指揚雄所撰《劇秦美新篇》。該文是一篇帶序的辭賦，揚雄自述欲學司馬相如《封禪賦》之歌頌漢休，故撰此賦以歌頌“新德”，詳見嚴可均校《全漢文》，卷三十五，頁7B～10A。班固的批評見《典引》之序。
[56] 《典引》一文，嚴可均輯自《文選》及《藝文類聚》，原文作“亡實”。《後漢書·班彪列傳》改作“典而不實”。注雲：“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75）今從嚴校文。
[57] 褚少孫附傳見《漢書·東方朔傳》，卷六十五，此處所引文並注，在頁2873～2874。
[58] 引文見《漢書·敘傳》，卷一〇〇下，頁4235。
[59] 參見《論衡·超奇篇》，頁137。按：《後漢書·班彪列傳》謂班彪撰後傳數十篇，《史通·古今正史》作六十五篇，王充卻謂百篇以上，似不宜采信，蓋其言誇也。
[60] 參見《論衡·超奇篇》，頁135。
[61] 傅言為嚴可均輯自《傅子》一書，詳見《全晉文》，卷五十，頁14B。此評亦為劉知幾所同意，采入《史通》之《核才篇》，範言詳見《後漢書·班彪列傳·論曰》，卷四十下，頁1386。
[62] 參見《二十二史劄記·史漢不同處》條，卷一，頁10～11。
[63] 見《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24～1327。
[64] 華覈本人亦為新史學運動末期的名史家，其上疏本末詳見《三國誌·薛綜傳（子瑩附）》，卷五十三，頁1255～1256。
[65] 應氏乃漢末學術世家，應奉本人為漢史專家，著作甚豐，詳見《後漢書》本傳並注，卷四十八，頁1606～1615。
[66] 謝承之姊乃吳大帝孫權的夫人，詳見《三國誌·吳主權謝夫人傳》，卷五十，頁1196。又見《隋書·五代史誌·正史》類謂其後共有一三〇卷，無帝紀雲雲，卷三十三，頁954。
[67] 詳見《晉書·司馬彪傳》，卷八十二，頁221D。據開明書局鑄版。
[68] 詳見《三國誌·韋曜傳》，卷一四六〇～一四六四。按：韋曜原名昭，避司馬昭諱而改。引文乃公元273年下獄，在獄中所上自訟表的文字，其中謂《洞紀》隻有三卷；《五代史誌》將之列入《雜史》類，謂有四卷。晉史家臧榮緒好此書，曾撰《續洞紀》一卷。
[69] 參見《晉書·司馬彪傳》，卷八十二，頁221D～222A。《續漢書》今有輯本，其諸誌則補入範曄《後漢書》，二書並行不朽。
[70] 華嶠之書名為《漢後書》，原計劃撰寫九十七卷。其中《誌》之部分改名為《典》，凡十卷，未成而卒。嶠中子徹奉命踵之，亦未竟而卒；少子暢又奉命繼撰，始克告成。五胡亂華後，此書僅存五十餘卷。詳見《晉書·華表傳（子嶠附）》，卷四十四，頁130A～130B。按《五代史誌》謂嶠書之名為《後漢書》，僅存十七卷（《隋書》，卷三十三，頁954），《舊唐書·經籍誌》及《新唐書·藝文誌》亦均作《後漢書》，《史通·古今正史》原亦作《後漢書》，浦起龍改為《漢後書》，以“後漢”為誤（卷十二，頁342）。諸書以《五代史誌》最早出，疑華嶠原名應為《後漢書》，與其他《後漢書》之名相同，而唐初史臣修晉史，顛倒其字，或後世版本顛倒其字？待考。今暫據本傳之名。
[71] 詳見《史通·覆才篇》，卷九，頁249～251。
[72] 詳見《史通·補注篇》，卷五，頁131～133。
[73] 陳壽卒於公元297年（惠帝元康七年），年六十五歲。司馬彪卒於惠帝末，六十餘歲。華嶠較早卒——293年——年齡不詳。
[74] 《晉書·陳壽列傳》，卷八十二，頁221B～221C。司馬彪、華嶠、陳壽之作，應以後者最晚出。又《華陽國誌》本傳謂張華推崇他“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雲雲。
[75] 參見《晉書·王沉列傳》，卷三十九，頁117B。
[76] 《晉書·陳濤列傳》，卷八十二，頁223D。
[77] 該表上於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見《三國誌》附錄，頁1471。
[78] 詳見《史通·補注》，卷五，頁132。
[79] 後世學者或有批評裴注拾遺煩蕪，應是較允之言。或有為鬆之辯護，認為其注篇帙數倍於壽書，有保存材料之功。實則注之煩蕪與否，和它是否能保存鬆之自身亦不知日後會亡佚的材料無關。鬆之作注之時，當不知其所征引者日後會亡佚，其目的是為國誌注釋，保存材料乃意外的收獲而已。二事不同，豈能以意外的收獲，遂遽掩抑其煩蕪之失？前文所引顏師古、劉知幾、趙翼之言，固足證其失矣，強辯固無謂也。關於此問題，略參逯耀東《裴鬆之與三國誌注研究》，收入杜維運等《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頁235～236。
[80] What is History.p.97 & 82.
[81] 劉知幾雲：“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史通·言語篇》，卷六，頁153）知幾的實際撰史經驗主要在修實錄，故有此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