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運動的兩大巨著展示出來的，是史學的對象為事實，是經驗過的故事；因而曆史知識由於它是人類真實的經驗，故能得以致知致用，其知識之可以成立，應是毋庸置疑的事。在這裏，進一步要根究的，厥為史家雖然重視事實，但他們何以能理解及發明此事實呢？此即牽涉到人類心靈及方法層次的問題，與知識論有密切關係。作者不想在此討論知識論此一大問題，隻欲尋求漢代史學家如何能理解及發明曆史事實而已。
人類具有理解曆史的能力，這是曆史知識得以成立的基本。這種能力出於感官作用抑或理性作用等？此則未可執一而論。孔僖因讀史而論史，石勒因聽史而論史，此固然因感官的聞見有關，但顯然也與他們信任史家和作理性認識有關。班彪雲：“若《左氏》《國語》《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32]也就是說，班彪認為後人能借著前代史家的耳聞目見所產生的知識，形成其自己的曆史知識。本書《序論》提到於誌寧等亦強調了此相同問題，是則實可代表當時史家們對此的共識。當然，班彪、於誌寧等並無意圖否認理性或感情的知識。從晉董狐、齊太史，以至司馬遷等古代史家或史官，憑著他們的努力，使史書在世人心目中建立了可觀的可信度。自孔子以來，中國人“信而好古”之風，顯然與此有關。
古代自天子、諸侯，乃或至卿大夫，率多置有史官，動靜必書。東漢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宗室平望侯劉毅因臨朝的鄧太後多德政，希望史官及早為之注記，故上書雲：“……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為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鹹熙假天之美。……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33]不論鄧太後政績如何，及早將其行事加以注記，乃是產生及保存第一手史料的必需工作，漢世之起居注，即屬此類工作，統治者和史官向皆對此甚為重視。由於史官有直書紀實的傳統，史官又因職責而往往能看到直接的檔案文獻。甚至看到當時某些事件的經過，或聽聞事件發生同時或稍後流傳出來的說法，因而使他們的記載具有第一手的可信性。他們對事件的了解，在性質上應得列屬親自見聞的，屬於孟子所謂的“見而知之”和“聞而知之”兩種感官作用或其交互作用下的產品，與後世純從“聞而知之”或“推而知之”的情況頗異。中國創有史官製度實是了不起的發明，一代接一代的史官，各將其親見親聞記述下來，即能使人類的曆史文化延綿不斷，而且由於史官基於職務的關係，接觸到許多可靠的證據及證人，甚至他本人即是曆史的證人，所述即是曆史的證據，故能將曆史提升至極高的可信度。司馬遷記述漢事，不少來自其親見親聞，例如，對武帝、董仲舒、衛青、李廣和李陵等人物的人格及行事，實皆出自聞見。新史學運動諸子如褚少孫、班彪、班固、陳壽等，運用此方式作為撰述方式之一者，大不乏人，這是中國史籍有可能成為“實錄”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此，作者將試作進一步的追問：史官記言記動固本於親聞親見，但是如此聞見終究有限，他們如何能憑著當時的資料以確定事實？又當代而外，他們憑何以知古？如何以知古？
首先，作者似應提出一個較特別的問題，此即司馬遷開創其新史學，除了文獻之外，他尚憑借著一些自然信息和實物以了解事實。所謂自然信息主要是指自然景觀的形態與變化，屬於“象”的探究，例如，觀察山川形勢以解釋事件的發生及人文的發展，觀察天文災異以探究天意的信息及其與人事的變動關係，此皆為“究天人之際”的問題。這種跡象以理解行事的發生和發展，主要運用的方法乃是觀察法和比較法。司馬遷有此表現，可能與太史掌天文，而其家乃天官世家之事有關。班固的表現仍略帶此色彩，但是他對天文可能並無深究，故其探討“天意與人事”的關係，主要是從文獻研究上入手。由於象的探究超出經驗的範疇，以後的史家遂日益不重視了；但是自然景觀的其他方麵，仍然備受曆代史家重視。
所謂以實物理解事實，也就是借用實物的考察，使對事實更能深入了解。例如，《孔子世家》說他“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魏公子列傳》謂“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了解位置；《屈賈列傳》謂“餘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蒙恬列傳》所謂吾適北邊，觀國防建構，而更了解秦朝輕用民力等。所用的方法似以觀察和想象為主，頗有推理的意義和印證的作用。這種方式原對曆史的理解和重建極有幫助，但以後的史家甚少為之，愈來愈倚靠文獻，乃至有完全降為書房及紙上作業的趨勢了。客觀的困難（如值得考察的地方實物太多）、人類的惰性和文獻崇拜的風氣等，皆可能是促成此方式衰退的原因。
上述的物與象以外，包括前代史官所記，幾乎一切皆得列屬文與獻的範圍，也就是史家網羅數據的主要對象，是史家理解當代及古代事實的主要憑借。前章提到司馬遷注意了孔子編次《尚書》的事，引述其名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12世紀的朱熹，為此句作注說：“征，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35]也就是說，論述曆史必須講究實際的證據，審訂證據而列舉之，思辨文獻以推論之，斯然後始克有所言。稍後的馬端臨對此解釋頗詳，他說：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曆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征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
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論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36]
朱、馬二子對“文”之解釋皆同，蓋指一切文字之記述也。朱子釋“獻”為“賢”，馬氏則釋之為“言”；言者乃人之所發，賢者乃人之有行者。是則所謂人而無行則其言不可信，賢者之言始可以作為證言之意也。文獻充足，然後始得考證故實；信而有征，然後行事始得確立。考之行事必藉於文獻，發明其事則必賴於論證，所以《太史公自序》聲稱其“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論考之行事”，意旨在此；曆史知識之能夠成立，最重要的基礎亦在此。
古人論成學的工夫有所謂“五段論”，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果能此道矣，則雖愚必明。[37]對於史學而言，博學即應包括博搜文獻等事；審問即基於懷疑論，並從而審訂考證也；慎思、明辨，此則推論、推理之事。關於懷疑論和知識論，孔子論之甚多。作者注意到他其中的兩句名言——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是則知識因學而知之，敏於學者即能善於懷疑推理。前麵提到孔安國編次《尚書》並為之作傳，其從兄孔臧修書讚他說：“以弟（指安國）博洽溫敏，即善推理。”[38]就講究考證推理而言，古文經學此研究法，實為啟示司馬遷開創新史學的重要淵源，《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少卿書》一再強調“考”“論”“考論”“推”等字眼，實皆表達此事而已。搜比史料、考證事實、推論關係之實例，《史記》諸篇可供舉例者甚多，恐其橫生枝節，喧賓奪主，故不臚述。
總而言之，司馬遷所開創的新史學，顯然是一種困學而知之，經過敏以求之的學術，其研究並理解事實的主要方式是論證，最後始以“述”的方式將既已辨明的事實作有係統的綜敘；其所采用的紀傳體，結構形式也是新穎的。此皆無一不吸引繼起者的注意。事實上，司馬遷對其新學術期盼甚切，《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少卿書》一再強調“思來者”。顏師古釋此三字雲：“令將來人見己誌也。”若就此句前後的文意推尋之，顏說誠是。[39]然其《報任少卿書》又續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此即新學術已完成，若能廣為傳播，流之後世，則前辱已償，斯時雖遭誅戮亦無悔矣。顏師古又釋雲：“其人，謂能行其書者。”[40]竊意此句應與《自序》末語所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合在一起推敲，庶乎可得其真旨。《自序》於《報書》之前，後者所論乃敷演前者之意。是則“其人”也者，當指“後世聖人君子”，斷非期盼於常俗之人。正本藏之名山而外，副本存在京師（通邑大都），傳之其人，以待後世聖人君子。
新學術的始出，當世往往不易一下子接受，故與司馬遷同時並世諸子，他似無寄予厚望之意，最早讀其書者之一的東方朔，對其書評價情況不詳，至於漢武帝則怒而削之矣，《報任少卿書》自稱“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誠然。及至鹽鐵論起，桑弘羊征引其意見，顯示司馬遷的學問已被注意，起碼其所論人性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已得到一些人的正麵肯定。桑弘羊的政敵——霍光——死後（死於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兩年，霍氏家族即因被告謀反而夷族。首先聞知而舉發霍氏者，即為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惲頗有外祖的俠直之氣，因此其後遂坐誹謗妖言之罪而免，尋又因言論為宣帝腰斬。班固雲：“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是則其學術和性格，與司馬遷及《史記》有密切關係。[41]班固又雲：“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42]所謂宣布，乃遍告於眾之謂。《史記》之出不自楊惲始，但楊惲俶儻而交遊闊，其宣告對《史記》的流行應有一定的貢獻。然而此貢獻不必過分誇張，因為二三十年後，東平王入朝求《史記》之事，表示其書在社會上猶非廣為流行的，仍列屬機密隱秘之書；有機會讀之者，主要為少數入宮侍從之官而已。司馬遷所期待的聖人君子，將待公元前26年劉向領校中秘書後，始可能有機會出現。
新史學運動前半期所承受《史記》的特色，實以補續《史記》為主流。此主流的形成發展，實為司馬遷及其著作能確立地位的原因，也是其結果，故王莽尋求司馬遷之後，而封之為“史通子”。[43]這些繼承者肯定了司馬遷的新學術，但比較之下，亦各有所偏重的。例如，褚少孫偏重司馬遷《史記》的文采。劉向則偏重其文采兼及體裁結構，他應是第一個運用此新體裁及敘事方式，脫出補續《史記》的範疇而別辟新領域者，所著《列女傳》——第一部婦女通史——即可作代表。劉向以下，劉歆、揚雄、班彪等，則又對《史記》所表達的價值觀念極為關注。班彪、班固以降，迄於司馬彪、華嶠、陳壽，則對論證甚為重視。《史記》的學術整體已有傳人，但所重略有不同，究竟何者最得此新學術的主體？此則應回過來思考其“俟後世聖人君子”一語了。
司馬貞《索隱》雲：“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製春秋之意，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44]據今文經公羊家此言，則孔子作《春秋》以製義法，實為祖述堯舜之道，並以之期待後聖君子的樂而繼起，所重的是義法。公元前1世紀後期至公元1世紀前期，與劉歆、揚雄論學相友的古文家桓譚，在其所著《新論》一書中，對此亦頗有論說。他說：
諸儒睹《春秋》之記錄，政治之得失，以立正義；以為聖人複起，當複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為然。餘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為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者。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茄，以為生熟異和，而複居美者也。[45]
是則古文家亦有相同之見，桓譚且謂司馬遷的“俟後世聖人君子”，其意旨亦在此矣。作者之意，司馬遷確有批判的意旨，其價值觀念亦以儒家為主係統；然而其《史記》之目的不徒以立義法為主，其首要方式則極重視論證以發明事實，並從而就事論事，以建立其解釋係統，以及褒貶的基礎。由此思之，桓譚和司馬貞之說，未必即全是。
尋司馬遷之意，其書之撰述目的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即包括了《自序》所謂的“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也就是說，他欲考證及綜合各家對曆史文化的說法，使之折中於其著作。這種可以包含一切曆史文化問題的新學術，固為司馬遷期望後世聖人君子有好之、樂之以至繼起創作者；但他透過這種新學術的研究而提出的意見，包括以論證方式而得到的解釋與批判，也期望後聖君子的肯定和不能推翻。孟子自以孔子死後，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故要正人心、距楊墨，自信其論說雖“聖人複起，不易吾言矣”。[46]《中庸》二十八和二十九兩章，論述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父，引述孔子言杞、宋不足以征夏、殷二代之禮的句子，並雲：“上焉者雖善無征，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47]顯示曆史文化，需要適當的人，本於質證之法，始能得其真相與真理，且得而成為天下萬世所法則，俟聖人複起亦不易其言（一家之言）。是則司馬遷所期待於後世聖人君子者，實應為其全部學術（包括方法、體裁和學說）之繼承和樂為也。並且，表示他對其學術抱有定論曆史的豪氣與自信也。
文采與體裁的繼起問題留待後論。要之，如此一部巨著，盼後聖君子所學者，當為最基本的實證主義方法和觀念。班彪以前，劉向諸人撰史，大多率爾而作。[48]他們不能以史名家，蓋有以焉。班彪續太史公書，其動機與方法，範曄皆有介述：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公元前104—前101年）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
今此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49]
撇開班彪之論《史記》結構和價值觀念暫不言，據範曄之言，班彪顯然為新史學的愛好者，雖有誌改良此新史學，然大體仍是沿襲補續《史記》的主流。他對司馬遷以後、他自己以前諸補續工作甚為不滿意。不滿意的主因之一，即為其著“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班固曾雲：“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材，服其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50]是則班彪此方麵的評價，蓋承其前輩之見耳。劉向、揚雄的意見，《史記》是一部論證翔實、敘述恰當、批判從實而中允之書。班彪則批評《史記》斷限和範圍太大，司馬遷以一人之精之，而又務多聞廣載，故顯得疏略。
疏略是相對於詳密之詞，班彪補續《史記》，主要是太初以後的部分，又有成書可本，自可易為功。詳密的內容要有詳密的論證作支持，這是考明及理解事實的必要之道。而且，班彪批評諸好事者著作多鄙俗。樸野固陋之謂鄙，凡庸不雅之謂俗。表示他認為諸作在論述事實、重建曆史的工作上，水平大體低落也。此皆班彪所以續《太史公》書的動機，也正恰好表示了他重視史實研究及重建的觀念。故其所撰的後傳數十篇，乃是搜集史料，斟酌而譏正得失以成，猶且強調“慎核其事，整齊其文”雲雲。核之為義是考驗以求其實；整齊也者，即司馬遷所謂的“整齊其世傳”和“整齊百家雜語”之謂，指的是折中統一其說法也。由此可知，班彪當是褚少孫以後，比較上最重視事實的考證與推論的史家；也是深得司馬遷新史學所以成立的要旨，並進而發揚之的史家。然而，其子班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51]隻推崇他“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52]換句話說，班固推崇其父博學而有敘述之才，也能就事論事，隻是續太史公書則論證未能詳密而已。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班彪對諸好事者的曆史著作，其評價是“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表示班彪認為他們搜集史料未豐富，論述事實水平低。因而，班彪的方法是“繼采前史遺書，傍貫異聞”，從而“斟酌而譏正得失”。所謂斟酌，應指度量其可否而去取之的行為，含有選擇、比較、考證的意思；所謂譏正得失，則當指批判而言。後者容後論，至於前者，顯然在方法上符合實證主義的要求，而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的目的相符應。以如此的態度和方法，班固竟評其父的史著為“未詳”，則班彪的著作必有所未逮者。此外，班固評論前人作品，尚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他認為“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53]表示他重視史料的來源及權威性，不認為所有的文獻皆能用以證明事實，這是他繼承司馬遷的觀念之顯著地方。
第二，他推崇《史記》為“實錄”，這是來自劉向、揚雄的意見。另外，他又本其父對司馬遷的批評，而意見則略有差異。他說司馬遷撰史有所本，“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54]《史記》疏略而不夠詳密，這是班彪的意見。然而班固一方麵承此以批評《史記》，甚至進而批評其父，另一方麵則又指出《史記》不但甚多疏略，且或有矛盾之處。班固既引劉、揚二子之言，推崇《史記》“其事核”等，因而“實錄”，是則表示司馬遷考證事實是非常堅實的，故所謂抵梧矛盾，當指推論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或其褒貶批判的意見而言。他了解《史記》所以疏略、抵梧的原因，是由於範圍大和斷限長遠。這種同情的體諒，是使他不采用其父譏評的態度與命詞——所謂“不如其本”、貪多務失和議論顯淺等；更重要的是，由於有這種體諒，兼而了解史學必須精詳綿密，故範圍大而斷限長，實不易處理，此即成為他斷代為史的重要原因。
第三，他批評“揚雄《美新》，典而亡實”。[55]所謂“亡實”，指無事實根據也，[56]這是無征不信的觀念。前麵第一點提到有征（文獻）亦未必可信，遑論無征。關於此觀念的實際發揮，最佳之例莫過他所撰的《東方朔傳》。自褚少孫補續《史記》而附東方朔事跡以來，諸好事者對朔即頗多遺事異聞。班固研究其人，旁取劉向、揚雄之言以印證，斷言“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謂“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所謂“詳錄”，應指經過精詳綿密的研究後而記錄其事。顏師古注雲：“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57]事實上，班彪批評諸好事者多鄙俗，此亦可比較褚少孫與班固對東方朔的記述而得知之；而班彪本人取前史遺事和異聞以斟酌，班固評為“未詳”，似亦可由此略做推想。
班固自述“探撰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而對其理解事實的方法則甚少提及。[58]觀乎上論，則仿佛可知矣。班彪的弟子王充，深知其父子之撰史，曾為之評論雲：
班叔皮（彪字）續《太史公》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固字）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裏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59]
王充推崇師門似有過分之嫌，而其甲班（彪）乙馬，蓋又與他不明史學的對象、性質和方法有關。他是愛好“曲意而出，不假於外”的思想家和評論家，比較討厭累牘精詳而“無空中之造”的著作，故推崇孔子、陸賈、董子，而貶抑劉向及司馬遷。[60]依司馬遷的觀念，王充之學屬於“空文”之類而已，實未諳“實錄”的真旨。王充推崇其師的史學成就如此，而班固卻批評其父未詳如彼，實證主義史學，有待班固力作，然後始克紹明《史記》可知矣。
《漢書》成，諸好事者包括班彪之作由是皆湮沒，難怪傅玄稱之為“實命代奇作”，範曄推崇此書“文贍而事詳”，謂班固有良史之才。[61]值得注意的是，班固根據前記以撰《漢書》，對《史記》相同部分則率多沿襲，或偶作補正而已。趙翼對此論之最當，他說：
一代修史，必備眾家記載，兼考互訂，而後筆之於書。……其所不取者，必其記事本不確實，故棄之。而其書或間有流傳，好奇之士，往往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也。
即如班固作《漢書》，距司馬遷不過百餘年，其時著述家豈無別有記載？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並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後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62]
趙翼對史料的取材、考證、推論諸問題，意見與顏師古同。班固博覽群書，“潛精積思二十餘年”，[63]可以重撰東方朔等《史記》所無、而為好事者所有之傳，卻難以搖動《史記》對事實的考論和敘述，此即班彪所謂“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著作水平的高下可知矣。而且，班固之襲《史記》而撰《漢書》，不但代表了兩書的高水平，抑且更是以代表了司馬遷和班固二人的實證作風與效果。史學家靠其思想與證據以理解事實，隻要史料充足，論證精嚴，事實即能究明而不移，曆史知識亦能因而成立；依此以推，定論曆史也非不可能追求者也。司馬遷倡此於前，班固以實際行動闡之於後，公元271年（晉武帝太始七年，吳主皓建衡三年），吳史官右國史華覈為救當時另一名史家薛瑩，上疏批評吳諸史官“史才”偏低，並推崇雲：“漢時司馬遷、班固，鹹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經俱傳！”[64]史、漢“精妙”，在史學上具有經典性的地位，此為內行人的推許，固非王充之流可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