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實證而實錄：方法論的確立
一、曆史知識真實的價值
8世紀初期，劉知幾撰《史通》，特立《古今正史篇》，實為中國最早而有係統的史學史著作。他論述司馬遷以前的史學發展，由《三墳》《五典》《尚書》《春秋》，以至於陸賈的《楚漢春秋》，其間頗值得注意者有兩點：第一，他突出了史學的實證主義精神，援引司馬遷和班固之言，直指堯以前之史多無征可信，“後來諸子，廣造可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第二，他對早期的“正史”，並無嚴格的界定，故諸體兼述、經傳齊論，似乎有意將其前麵所論的“六家”，籠統地一並劃為正史，而為其後來專就“二體”以論《史記》以下諸正史不同，當有矛盾之嫌。[1]
本書第四章曾討論司馬遷自述其所開創的新學術，辨明其新史學的目的、對象、性質和方法，乃至指出經、史之分野所在。實證主義是新史學的重要特征，與今文經的玄想和附會、演繹和模擬不同。此特征不自司馬遷始，但因司馬遷而顯，廣受新史學運動期間諸學者所重視。劉知幾開章即突出此特征，可謂對史學之所以成立，已具慧眼深識。然而關於第二點，劉知幾曾有論述雲：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製，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複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公羊》及《穀梁》）亦廢。[2]
是則劉知幾對孔子作《春秋》與丘明論《左傳》，其說與司馬遷略同，並能明指《春秋》是經，《左氏》為傳經之傳，且牽入漢代古、今文經的糾紛。不過，司馬遷力言《春秋》及《左傳》是“空文”，與其所開之學術不同，此旨普為新史學諸子所了解，而劉知幾卻似未能理會，事出甚奇。如此，恐知幾另有所措意。知幾尋又論雲：
漢獻帝以固書（班固《漢書》）文煩難省，乃召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刪為《漢紀》三十篇。……其言簡要，亦與紀傳並行。[3]
由此推知，知幾特將經學之《春秋》和《左傳》列入正史而論述，實因牽於體裁而舍其性質也。[4]殊不知司馬遷撰《史記》以來，至3世紀末葉汲塚竹書出，紀傳體的新史學獨擅勝場，籠罩史界，而編年體的“古史”，則幾至淪沒無識之者，荀悅之依《左傳》體而刪約《漢書》，其初意不在複興古史。事實上，獻帝和荀悅的基本意思，隻是就《漢書》本紀而擴充，將中興以前史事融入其內，因而使前漢史事之脈絡大趨，得以一目了然罷了。史稱《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5]前句實在隻能解釋為它是《漢書》本紀的充實篇，事雖詳於《漢書》本紀，但不會詳於《漢書》全書。荀悅本人也自認為其書乃“抄錄《漢書》，略舉其要……約集舊書，撮序表誌，總為帝紀”之作；聲言其書是以省約《漢書》為務，用之“以副本書，以為要紀”，[6]初無意於與紀傳體的《漢書》並行競輝，如後世的古、今正史之爭。[7]《漢紀》的刪述成書，乃是新史學運動期間最顯著而唯一的編年體裁著作，荀悅在此書中自有其理想與目的，但他的出發點不是因為重新認識古史而欲複興之，這是可以肯定的。[8]知幾說它“亦與紀傳並行”，乃是執汲塚發現以後的史學發展而言，應未得當時之實。
作者在此論證劉知幾之言，目的是要澄清新史學運動期間的發展真貌，以作為下麵討論的基本。這時期的真正情況是：經學與史學經司馬遷而逐漸分流，《春秋》經傳不被時人完全視為古代史學的著作，而編年的古史體裁因新史學的籠罩盛行，幾至掩沒不明。相反的，司馬遷撰述《史記》以來，元、成之間（公元前48—前7年）有褚少孫的補作以繼起，稍後劉向、劉歆父子，及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班彪等諸好事者又繼起補續，至班固踏著此前人的成績而改創成功，轉引出政府官修、東觀諸臣繼踴《漢書》之舉，一改前此補續對象為《史記》的趨勢，降至3世紀後期巴蜀學派的陳壽撰成《三國誌》而止，新史學於此期間前接後繼，波瀾壯闊，不僅紀傳體因而確立，最重要的是新學術即因而大明。
作者在這裏借用“實證主義”此名詞，並無意完全套用其在西方哲學上所蘊含的各種意義。作者的目的，僅在借用此主義的某些主要特征，用以解釋新史學運動的發展罷了。這些特征包括：曆史知識的成立、史家對事實的重視與研究及其理解的方式。大體上，就曆史事實研究及撰述的效果言之，此即本書所謂的“實錄”，強調曆史研述必須臻此境界諸理念，作者姑名之為“實錄主義”；若就其研述方法論而言，此即“實證”，探究此方法之諸種理念原則，則姑名之為“實證主義”。《序論》所論史公的網、考、稽三段法，乃新史學的基本方法，本章由此出發，以論其他。
曆史知識能夠成立，先秦時代大體即有此共識，司馬遷的新史學對此發揮尤巨，此可由新史學運動期間時人對其評價可知之。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成於公元前91年（武帝征和二年）左右。據此書所言，《史記》此時固已完成，前後費時約十八年之久，[9]故班固稱說“斯以勤矣”。[10]據桓譚之言，司馬遷書成後出示於東方朔，朔為之平定，署名為《太史公》。[11]然而《太史公自序》雲：“……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此書法與其師孔安國的《尚書序》相似，表示《史記》原名為《太史公》，是司馬遷所自取，東方朔為之署字而已。[12]如此說來，《太史公》書在司馬遷生前即已完成，並且曾宣示出來給別人看，是則其後該書有闕佚，殆與司馬遷本人無關，而桑弘羊在《鹽鐵論·毀學篇》稱引“司馬子”之言，亦未表示他是最早閱讀此書者。[13]但是，司馬遷可能死後不久，其著作中的某些意見，即在震動中國史的鹽鐵論大辯論會議中，為主角之一、握有實權的桑弘羊所稱引，顯示了此書成書之約略同時，即已產生了影響力，為他人所重視。[14]
不過，桑弘羊絕不是最早接受《太史公》書的影響力者，最早對《太史公》書產生強烈的反應者，也不是東方朔，而應是漢武帝。裴駰《集解》引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司馬遷如何死，容後論，要之衛宏乃東、西漢之間的古文經學家，所撰《漢書舊儀》四篇，目的在記載西京雜事，似出於記述國史異聞以備國史采用的意識，其言未可盡信。[15]《太史公》書有闕佚，自公元前1世紀中期褚少孫補續及劉向父子校書以來，即已如此，故《漢書·藝文誌》注明其書十篇有錄無書。衛宏之目的，是為景、武兩本紀的闕佚，備存一說罷了。3世紀前期，大經學家王肅某次與魏明帝談論漢事，其談話如下：
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
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司馬遷）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16]
王肅的意見，一者本於劉向、揚雄及班氏父子的說法，一者即取衛宏的雜說。是則《漢書》作者班固，對此流傳的武帝怒削兩本紀說法，何以在《司馬遷傳》竟然不一提？竊意其因可能有三：第一，衛宏之說頗雜亂，其言司馬遷之死尤不便輕信，故以嚴謹的態度以疑則傳疑。第二，他因時諱不便說明。第三，他有意掩飾君主惡。欲究其因，則應從班固評論司馬遷的意見入手，他說：
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17]
尋班固之意，實未以衛宏謂司馬遷宮刑之後，複又坐怨言下獄死為真實。他隻將司馬遷的發憤比作巷伯閹官之遇讒而詩，且譏其不能明哲保身而已。班固對司馬遷的評論，影響來自二源：第一，其父批評司馬遷價值觀念不當，而且是“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18]第二，來自漢明帝的意見。此事見於班固所作《典引》一文，其序雲：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讚語中，寧有非耶？”
臣對：“此讚賈誼《過秦篇》雲：‘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
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邪？”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之效也！至是賢遷遠矣！”[19]
《典引》是一篇帶序之賦，全文所述，表示了明帝曾讀《史記》，亦頗知司馬遷其人。他既認為司馬遷因極刑而為刺譏貶損，非義士也，則“常伏刻誦聖論”，捧明帝“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的班固，又何敢異言？班固在此文力稱漢德“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又順明帝之意再撰《秦紀論》，充分表示了他的刻意阿諛取容。[20]也就難怪傅玄批評他“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了。[21]如此可知，班固不提武帝怒削兩本紀之事，上述三種原因均有可能，而以第二和第三種可能性較大，亦即有意取容避忌及飾主之闕也，故他譏嘲司馬遷不能明哲保身，是可以想知的。
漢武帝怒削兩本紀，此事件本身固有一定的意義。但是，此事件所蘊含的意義，最大者不應在政治壓力方麵，而應是此事反映了史學的性質及曆史知識之所以能成立和被重視。
根據衛宏之言，武帝怒削本紀，是由於《孝景本紀》和《今上（指武帝）本紀》中，司馬遷“極言其短”及過失。作者認為，最值得思考注意者，乃是司馬遷之“極言短過”，武帝的反應卻僅止於怒和削之而已；他一方麵沒有指責司馬遷“誹謗”，另一方麵也沒有因此而實時懲罰他，更重要者他沒有禁毀了《史記》此書。這三種反應，不但表現了武帝的氣量和識見終究非一般君主可比，兼且也表現了司馬遷的著作實是一部“實錄”——是一部客觀論述史實的曆史知識。茲試就此再稍作論述。
《史記》不僅景、武兩紀極言二帝的短過而已，全書實對劉邦以來各人物行事及政策得失皆有所批評或不滿。武帝不因此而施加實時懲罰，乃是世所熟知之事。他也沒有禁毀此書。相反的，他對司馬遷的才學表示了肯定的意思，如任用司馬遷為中書令；又曾要恃才傲物的東方朔與司馬遷等人做自我比較，聲言“方今公孫丞相（弘）、兒大夫（寬）、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於文辭”雲雲。[22]司馬遷固然習經，也是辭賦高手之一，但他與諸子爭一日之長，用以成名不朽的，卻在他的史學。用“辯知閎達，溢於文辭”來形容其才學識，應是貼切符合之言。以如此才學識來完成一部稱為“實錄”的《史記》，若加以禁毀，適能益彰其短過而已。漢武帝不此之為，這種心理和《史記》本身有價值及能自主存在的因素，應皆是重要的原因。
前章述及司馬遷處理漢代統治人物的態度，是“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此即“不虛美、不隱惡”的客觀態度。展示事實，讓事實自己說話，這是史學的特質，是曆史知識所以成立的基本。司馬遷所開創的新學術，正是以重視客觀事實作為基礎的。他評論孔子、左丘明、孫子等著作屬於“空文”或“空言”，聲言其著隻論述這些人物的“行事所施設者”，或竟批評他們“空語無事實”，此皆充分表現了他的傳信傳疑、無征則闕及就事論事等精神。[23]重視事實、尊重事實，將之研究發明，進而重建曆史，這應是太史公“述故事”的大原則及真意旨所在。司馬遷縱然運用了豐富的曆史想象和璀瑰的文采，但隻要所論述能恰如其實，此則皆得視為史學之正法。事實上，司馬遷浪漫主義的一麵，必須由此實證主義的一麵加以了解，方能得其所創之新學術的全般麵貌，理解其書之所以卓越。能明白於此者，方能進而了解武帝能怒兩本紀之極言，雖削去之，而不指責司馬遷“誹謗”。
言論之罪，兩漢懲治極嚴，大儒如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眭弘，乃至司馬遷外孫楊惲等，皆曾以“誹謗”或“妖言”之罪下獄或棄市。忠直敢言，經常批評天子及當權大臣缺點的汲黯，也曾幾蒙誹謗之罪而族誅，司馬遷即曾對此有所記載。[24]武帝對《史記》既怒之而又削之，卻不指責其作者之“誹謗”，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司馬遷述其行事是如此的真實，恰如其實的程度連當事者也無異辭。武帝對司馬遷的容忍，略如對汲黯的容忍，所不同者，則是後者對他的直接批評僅為一時之言論，而前者之載述則將會萬世流傳，因而怒而削之耳。史家若能實述其事，則殺史毀書，適足以益彰其惡，此為“齊太史事件”對後世的啟示。新史學運動前期，最了解此意義的似為班彪。班彪續《太史公》書，作後傳數十篇，即聲稱其著作雲：“今此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25]
《史記》在西漢並未被視為“誹謗之書”，不必魏明帝在三個世紀後代漢武帝抱不平。王肅之言，實得史學之真義，其謂“隱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也”，更是確論。新史學運動後期，官方注意及幹預史學始漸嚴，前先指責司馬遷因受刑而“微文刺譏，貶損當世”即為漢明帝，但也未論斷《史記》為“誹謗”。稍後的章帝時代（公元75—88年），《史記》是“實錄”之書，史學是真實的曆史知識，事仍甚明，可從“孔僖、崔駰事件”得知。
孔僖和崔駰同在太學研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而興歎，並引伸史傳，至批評武帝過失。鄰房生梁侑密告二人“誹謗先帝，刺譏當世”，遂事下有司。崔駰被捕受訊，孔僖恐誅，未被捕前即上書章帝說：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鹹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臣等受戮，死即死耳！……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為唱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複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26]
這個事件蘊含了若幹意義：第一，“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才算誹謗，帝王行事之善惡皆有以致之，不能因掩惡而誅於人。第二，武帝行事的善惡顯在《史記》（漢史），“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後世天子不應為先帝“違諱實事”。《史記》所書既是“實事”，因而他們“直說書傳實事”，也不能視為“虛謗”。第三，章帝若因論史而殺人，無異是興起言論罪或文字獄，為後世所批判，子孫也不能掩其過。
值得注意者不僅是《史記》的性質為“實事”，此義得以大明；抑且新史學運動諸子的研撰對象多為其當代史，他們必須重視實證主義的方法，始能得以生存及持續發展，這是實證主義備受重視，進而使新史學發展為學術大宗的原因。相對的，盡管兩漢政府已重視及幹預此新學術，但官方仍能尊重事實及信任此實證學問，不如後世般加以嚴格控製，無異也是新史學生存發展的良機。待公元192年（獻帝初平三年）王允殺董卓及蔡邕，連帶正式宣稱“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27]自是即史禍常見，不實之史日多矣。
曆史是一門真實的學問，不是虛言空文；正唯其真實，故曆史知識是確定的、成立的；又由於其目的和對象在發明故事，重建人類的經驗，因而它也是對人類具有大功用的。這些道理漢以來多明之，可從若幹事件窺見：
第一，成帝河平間（公元前28—前25年），距司馬遷之死約已六十年，東平王劉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成帝以問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鳳。鳳建議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成帝遂依鳳意。[28]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八月，成帝正式頒令劉向校中秘書，陳農負責求遺書於天下，秦漢以來，全麵整理圖書的工作正在展開，故劉宇來朝而求書。王鳳否決求書的意見，正足以表示司馬遷的著作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重建人類的經驗是如此的真實，這種真實的曆史知識具有如此的功用，而這些功用又是如此的博大而廣泛，不僅限於思想及倫理道德範疇而已。明顯的，王鳳的意思是判斷史學為一種實學，真實而有用，程度達到足以產生政治敏感而應列為國家機密者。官方對《史記》的認識，遂使《史記》成為秘隱之書，民間不能流播的原因；此與官方尊揚《春秋》經，將《公》《穀》二傳立於官學，民間諸傳亦可自由傳播的鼓勵政策，顯然大不相同。由此亦可見經、史之異，空文和實錄之別矣。
第二，司馬遷死後約一個世紀、新史學運動的中期，光武帝倚用竇融對付隗囂和公孫述，賜之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建議他閱讀魏其侯竇嬰與王室的關係，使增強其對劉氏政權的向心力。[29]這是將真實的曆史知識作實際的運用之例。
第三，新史學運動確立了史學及曆史知識的地位之後，4世紀前期，五胡領袖之一的石勒也曾努力吸取此知識。《資治通鑒》記其學習《漢書》之事，可得而窺知不論漢人或胡人皆能重視此知識。《通鑒》雲：
勒雖不好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嚐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30]
是則難怪“史學”一名，創始於石勒矣。[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