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內的史學研究趨向相比較，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也體現出了和世界體係存在著某種曆史相關性，不過這種曆史相關性有其自身的特征。如果從源流上考察，美國現代中國學可以說是在反傳統漢學的境況下誕生的。[24]概而言之，所謂“傳統漢學”對中國的認識主要源於由來華傳教士的各種報告、著述、書簡中拚貼出的一幅中華帝國的曆史圖景，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利瑪竇的《中國劄記》等就屬於這類著作。[25]這種對中國曆史進行的“想象式建構”，[26]甚至影響到了西歐啟蒙運動的輿論導向，如伏爾泰在《風俗論》中就聲稱哲學家在中國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和物質的世界，從而借此對抗西方的宗教勢力。[27]按薩義德的說法，中國作為想象的異邦被東方主義化了，隻不過這種想象帶有迷幻的讚美色彩。[28]

19世紀以後，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勢力的拓展，西方現代化的普適邏輯逐漸支配了中國研究界，特別是黑格爾關於非西方社會沒有自己的曆史的論斷，[29]促使漢學界借助西方的近代發展趨勢重新把中國想象成了一個停滯不前的國家。所以史景遷認為，對中國的“他性”的塑造與西方的現實境遇有關。[30]而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卻與“古典漢學研究”（the classical Sinology）的分析路徑大相徑庭。總體而論，中國研究變成了美國全球化總體戰略支配下的“地區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個組成部分，帶有相當強烈的對策性和政治意識形態色彩。這一特點可以從費正清的研究框架中體味出來，費正清的名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基本上闡述的是中國古代朝貢製度與儒家思想的淵源關係，通過探討鴉片戰爭後的十二年內通商口岸條約製度的演變過程和上海外國稅務司的形成，暗示中國朝貢製度在現代國際網絡中的衰落命運。在另一本著作《美國與中國》中，費正清亦直接使用對立的兩個概念：“集權傳統”與“社會革命”，通過分析兩者的關係揭示西方力量對中國停滯的傳統具有決定性的改造作用。集權傳統借助儒家思想滲透進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是人道主義傳統等方麵，成為中國步入現代化的障礙，從而在無法適應現代化節奏時引發了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響下形成的，換言之，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會發展進程的一個連續組成部分。太平天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都是對傳統結構的衝擊。[31]如後人所論，費正清的“衝擊—回應”體係帶有較為明顯的“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的色彩。由於其刻意強調中國傳統的停滯和被動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滿活力和發展的特征，中國社會隻不過變成了現代化力量波及的對象之一，從中看不出中國曆史有自生自發的轉化和創新能力。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初，費正清被麥卡錫主義者指責負有丟失中國的責任，但費氏的觀點仍是美國透視中國曆史、製定對華策略的主要依據。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中國學界開始出現了試圖擺脫這種對策性思維定勢的跡象，後來崛起的批評者如柯文對費氏的批評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麵：一是“費正清模式”過度關注於沿海貿易的地區，而沒有把中國的其他地區如內陸的情況納入觀察視野；二是把一些中國內部的變化全部歸結於西方衝擊，從而忽視了從中國人自身立場出發理解曆史真相的可能性。這一批評引發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其與傳統地區研究的差異表現在逐漸淡化中國研究強烈的對策性色彩，而形成相對獨立的對中國曆史與傳統發展的認識脈絡。柯文把這種轉向概括為“內部取向”和“移情理論”。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這次轉向明顯受到了人類學民族誌方法的影響，即強調曆史研究也應重新界定研究對象的範圍，通過細致入微地對基層社會生活複雜圖景的複原，深化對下層曆史的了解。因為美國中國學的早期著作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側重探討中國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關切的衝突層麵，如鴉片戰爭、太平軍、中外貿易、傳教事業、日本侵略等。而晚清以來發生的許多關於改革的言論采取的是處理內部事物的方法，與西方的刺激無關，比如“清議”就被看作儒學內部的一場爭論。這些現象的發生有可能僅僅是中國曆史內部自身發展邏輯的一種近代表現。柯文強調說，選擇曆史事實的意義取決於我們提出問題的方式，這又取決於我們關注時代演變的主觀角度。其言外之意是反對曆史發展的單向聚集的觀點，強調對曆史個別化特征的解釋，否認探求曆史發展的規律與共性，認為這是“西方中心論”的產物。[32]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導向明顯受到50年代至60年代殖民地獨立時期疏離西方政治控製的背景影響，認為文化的多元共存是闡釋非西方文化曆史之真正意義的前提條件。

不能否認，學術體製對美國中國學知識生產過程的形塑曆來具有強大的支配作用。《現代中國》（Modern China）雜誌上曾發表過一篇美國學者羅伯特·馬克斯（Robert Marks）撰寫的題為《中國領域中的國家》（“The State of the China Field”）的長文，針對美國中國學研究中話語權力的支配問題作了很有興味的分析。這篇文章處理的，並非美國的中國學四十年來如何建構中國史的解釋構架，而是審視學術社區如何製約和影響知識範式的生產過程。作者認為，庫恩所提出的“範式”（paradigm）這一概念不僅僅是一個知識構成的問題，也是一個知識如何嵌入科學社區的問題。接受範式的那些人為知識和財力所支撐，不接受者則被從社區中排除出去，思想的力量不能與強製他們接受的製度力量分離開來。有關中國領域研究的爭論也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權力或思想連貫性問題，而是這些“意念叢”如何與學術社團功能相聯係的問題。比如柯文曾提出：“衝擊—回應”解釋模式背後的現代化理論支持就與戰後美國社會科學的需要密切相關，是符合美國政治、軍事、經濟幹預亞洲的意識形態架構的。按照庫恩的說法，範式不僅是與思想係統有關，而且也與學術社區的工作有關，要理解範式的意義，人們不僅要注意思想理念的構成，而且要關注團體結構和認知一致性的關係，學術社區的功能決定範式是否被采納。與自然科學有所不同，社會科學範式的變化不是從對原有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異常”進行探究的過程中產生出來，而是源於世界的危機。社會科學理論一般均產生於危機時代，而很少是正常情況下的產物。自然科學範式的實施多少由科學家團體本身來承擔，而社會科學理論家往往在國家領域中尋求庇護人，或通過如大學、雜誌、專業協會和基金會等學術製度實施範式，範式的問題已不隻是知識權力的問題，而且是實施權力的問題。對於戰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作者特意使用了一個詞——“圈地”（enclosure）來加以形容，其意是說，中國學研究已成為美國對外關係理論總體框架下的一個分支，成為解釋美國國際關係角色的一個注腳。這基本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是“二戰”對美國的影響提供了“圈地”的理論基礎；二是20世紀40年代福特基金會的重組為學術“圈地”提供了外部財政的資助；三是50年代至60年代大學的擴展提供了安置設備和人員的基地。這種國家、基金會和大學的互動造成了相對隔離於社會的“學術事業”，如亞洲研究協會（AAS）在福特基金會資助下成為學術“圈地”的有效工具。“圈地”所造就的學術機構會控製其目標和防止研究的偏向行為。

社會科學的範式不僅從製度中獲取權力，而且也與基本的主導社會思想相符合。羅伯特·馬克斯特意研究了20世紀60年代以施堅雅教授為代表、以研究中國地方市場模式為特征的中國學流派，是如何通過體製化的運作使之成為一種普遍科學模式的。由此可見，美國社會科學界在範式運作時把市場社會理論作為行為與思想的整體預設前提也就不足為怪了。而這種預設又使許多其他理解中國社會的曆史理論被視為非法。美國的一些基金會組織並非僅僅壟斷學術研究，而且也要求在價值、程序目標和指導者與學生的關係模式方麵建立於美國國家與軍事需要的基礎之上，一小批人往往壟斷研究經費，隻同意探討那些在支配性權力範圍內的項目。

文章的結論是，一種範式或觀念不能僅僅通過思想的力量支配中國研究領域，它必須進入學術市場，但由於它被傳播和購買，因此沒有絕對自由意義上的學術市場，而隻有意識形態的控製。羅伯特·馬克斯認為，也並非沒有散布於主流支配之外的個體性挑戰，隻是這種挑戰很難在製度意義上對支配性範式構成威脅。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中國曆史學界集中討論的近代問題，特別是“三大**、八大運動”革命史框架的提出，都特別強調西方帝國主義的衝擊對中國曆史進程的改變作用。當然，另一重要的曆史維度即國內階級矛盾的醞釀和激化所引起的社會變遷，也是與之並行不悖的另一條主線，但這條線索同樣是在第一條線索不斷刺激下發生的，也就是說仍比較強調外力的作用。所以筆者個人以為，80年代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的解釋框架與費正清的“衝擊—回應”模式有一體兩麵的效果，即都比較強調西方力量對中國本土社會衝擊的決定性質，隻不過兩種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有所不同。費正清基於美國的戰略思維，強調西方觸媒對中國內部社會變革的主導作用，而基本忽視中國內部變化的傳統依據何在；中國學者則同時強調外力衝擊造成的傳統社會結構的瓦解和國內經濟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階級衝突這樣兩條雙重線索。這似乎比費氏的解釋多了一些複雜性，也顯得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革命史的框架仍是圍繞與西方相關的重大事件設計問題，而且這些事件的起因與背景大多與西方有關，討論也以此為核心加以展開，所以其基本模式與“衝擊—回應說”有相似的地方。隻不過費氏強調西方衝擊對中國社會現代化有利的一麵，而革命史框架強調帝國主義對中國傳統結構破壞性的一麵，但兩者都沒有真正把中國傳統自身的特性納入考察視野，而是基本上把它視為負麵的因素加以抨擊。

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程度的日益深入，圍繞革命史框架的純粹政治維度的解釋逐漸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曆史描述和定位所取代，一些原來被負麵評價的曆史現象，逐漸擁有了正麵性的解釋；原來屬於外力侵略的一些曆史內容，由於現代化國策的調整，其部分措施逐步獲得了較為正麵的肯定。比如對洋務運動的評價，就從鎮壓人民的性質轉變為基本正麵的現代化先驅式運動；又如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也隨著對現代化運動評價標準的改變，對其基本的評價也有從反帝運動轉向封建愚昧運動的跡象。在這一階段中，我們看到，對現代化運動進步功能的強調，逐漸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對曆史發展的政治史的解釋，對曆史階段論的認定也開始變得模糊起來。中國國內的曆史研究開始更多地關注曆史與中國現代化之間邏輯合理性關係的論證，這表現在對社會史、文化史研究取向的變化上。80年代中期，受到“文化熱”流行趨勢的影響，文化史、社會史研究出現了勃興的景象。從表麵上觀察，這一轉向主要是針對以往事件史、政治史所奉行的宏大敘事原則忽視日常生活曆史細節而發生的糾偏運動，其中也表現出向地區史靠攏的若幹傾向，但細究其意，與美國中國學研究中的“中國中心說”及其相關的地區史走向頗有不同：美國中國學研究中的“地區史”傾向是反思外力衝擊的一個結果，強調的是中國傳統和社會因素在西方世界控製之外的獨特意義和活力性質，特別強調在傳統影響下中國社會發展的自身邏輯。而國內的文化史、社會史研究，特別是近代社會、文化史研究，主要還是政治史、事件史解釋的一種延續和深化。

如前所論，80年代對文化的反思基本上是改革開放國策的一個直接結果，而文化史的基本思路仍濃縮了近百年對中國內部變革與西方之關係的基本思路。這個思路早在20世紀初就由梁啟超提出來了，即認為自外力滲透呈不可遏製的趨向以後，中國社會就呈現出“器物——製度——文化”遞次變化的過程，從此以後，知識界對現代化過程往往容易采取簡單籠統的認同態度。[33]於是在對這個過程的評價中，常常僅以現代化程度為參照，逐步形成了對傳統的負麵評價標準，而沒有對現代化的各種理論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這導致我們的文化史、社會史研究在縱深層次上，基本上還是為西方現代化的普遍進程提供一個地區性注腳，而遠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釋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性框架。其主要症結在於，國內史學界尚缺乏對現代性問題複雜程度進行深刻認識的理論準備，而僅僅把複雜的現代化進程簡單理解為對傳統社會結構進行掃**的必然步驟，從而看不到傳統在不斷被建構的過程中如何發揮自身的活力。其實早有學者指出：“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現代化”主要是指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線性發展模式和擴散的實踐過程，主要是指功能製度意義上的建構；而“現代性”主要是指一種對於時間進化的態度。[34]因此，對現代化作為一種基本國策的論證，和對現代性概念的反省和批判，應是兩個不同層麵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相互取代。而我們過去的曆史研究，僅僅在政治史的意義上，即主要從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純粹政治角度來理解現代化的負麵含義，或者像現在那樣僅僅對現代化的過程簡單加以認同，這都不利於對“現代性”問題在中國本土的處境進行合理的解釋。當代社會學家吉登斯就認為：“現代性”就像一把雙刃劍，因此必須嚐試創立一種對現代生活雙刃性的製度分析法。[35]筆者想我們曆史學界是否也應該想辦法尋找到一種對曆史現象進行合理解釋的雙刃分析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