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後的社會史研究者雖多有現代學院出身的背景，但均具有相當鮮明的激進政治身份，所以各種相關社會史命題的提出，往往並非是學術共同體在學院內部氛圍互動創生出的知識生產結果，而是社會運動的參加者通過直接具體的政治行動或通過政治身份意識帶動下的自覺導向所做出的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觀察，所謂“社會史”的表述方式與曆史實證主義對“真相”的追求，其實基本沒有什麽關聯。這一時期為社會史設計的一套敘述話語，關鍵要求是否能有效地把“社會”這一概念與全球通用的曆史演變語式迅速接通，或通過研究社會在世界範圍而非僅僅是民族—國家框架製約下的表述方式，以便為即將發生的社會運動提供直接的輿論準備。所以在這一代曆史學家的眼中，研究中國社會史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探究某種自然發生的特殊曆史演變特征，當然更不是依循古舊的循環論以闡釋某種自生自發性的時序狀態，而是考慮如何從曆史起源時態起就開始逐步把中國社會對應和納入世界曆史發展格局的現代話語創構程序之中。
如果把這一判斷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史研究中，我們會發現這一時期的曆史學家特別強調所謂中國與世界“曆史關聯性”的重要。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發生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均更為強調要以社會一般發展規律作為研究曆史的前提，而中國曆史發展的特殊性均是為此普遍性服務的。曆史特殊性的表現形式在時間伸縮上可能有長有短，在空間展布上可能發生部分遷徙，但在總體框架的解釋方麵必須符合目的論的建構標準。比如對封建社會形態發生時間的定位，範文瀾和郭沫若就明顯有分歧：郭氏以戰國為封建時代開端，範氏以東周為封建時代開端，可時間長短的定位卻並沒有影響兩人在社會性質的確定方麵保持高度一致。關於空間上的遷徙與總體史的關係，翦伯讚則認為，曆史學家必須同時研究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域的特殊法則，因為這些特殊法則正是“各別民族曆史的具體內容的構成之重要契機”[11]，但各民族發展的內部又與世界曆史的發展具有時空關聯性，其交互作用也需符合“一大曆史運動行程中諸曆史階段相續發展的諸過程”[12]。這一空間定位的強調又使得民族史的特殊表述被重新歸位於世界史的集體敘事脈絡之中。
就研究方法而論，三四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史研究者基本上都以生產關係而非生產力作為自己分析曆史的一貫性範疇，何幹之甚至把兩者的區別作為區分是否屬於“托派”陣營的重要尺度。[13]他們認為，隻有從生產關係的角度才能透徹分析中國社會階級的構成形式，並在現代的語境下衡量資本主義勢力的滲透程度，隻有深入分析生產關係中由於資本主義進入所造成的普遍不平等性和非正義性，才能為革命的社會動員尋找到一個理論支點。而對生產力發展的分析隻能為陶希聖那樣倡導中國封建社會早已滅亡和商業資本主義早已發達的“特殊主義”曆史解釋提供資源。
不應否認，30年代以來的社會史研究傳統曾經積累起了大量經驗研究的資料和相關的成功解釋，但相當一部分經驗研究卻被埋沒在了如何使中國史符合“五階段論”式的世界史敘事的遊戲解說中。比如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導論即“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階段”中，不但把中國社會曆史與中國社會革命階段的劃分一一加以對應，比如把殷周之際對應於奴隸製的革命、把周秦之際對應於封建製的革命、把清代末年對應於資本製的革命，甚至為了符合“五階段論”的詮釋步驟，不惜尋求有利於己的相關史料並使之納入既定框架，削足適履地彌補“五階段論”社會發展公式在中國曆史脈絡中遺留下的缺環。例如郭沫若曾經明確認為，如果視周代的社會是封建製度，就與馬克思規定的社會進展的程序不合：
因在氏族製崩潰以後，如無外來影響，必尚有一個奴隸製度的階段，即國家生成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展到封建社會。就我所見，周代的上半期正是奴隸製度。認西周為封建社會者隻是狃於儒家托古改製的各種虛偽的曆史，虛偽的傳說，以及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而已。[14]
郭沫若曾經引用馬克思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話說：“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大體上可以作為經濟的社會形成之發展的階段。”[15]也正是在這句話中，馬克思對“亞細亞社會”的定義一直被中國史學界所誤解，或者是對其有意加以誤讀。實際上馬克思從來沒有把“亞細亞社會”作為全球社會發展的普適性一環來加以認識，而是把東方社會（包括印度、中國）看作一個有別於西方的停滯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對亞洲大陸社會的認識沒有實地經驗性研究作為基礎，而是完全依賴早期歐洲的東方學家詮釋東亞的傳統譜係所提供的資料。這一資源的核心觀點是，亞洲（特別是印度、中國）在曆史流程中發展起來的村落共同體結構，通過村落手工業和農業高度整合為一種自給自足的封閉體係。它排斥外來影響，能夠處理自身的事務。戰爭和饑饉雖然不時襲擾威脅這一共同體的存在，但國家的疆域、統治者是誰和他的身份則是無關緊要的事，村落能夠經受住任何外來變化而依然故我。而從大河流域發展起來的亞細亞社會，因為降雨農業已被大規模的灌溉農業所替代，這就需要中央集權和國家機構實施集中調控。與這種社會結構相適應，東方不存在私有財產的權利觀念。根據這些基本的傳統判斷，馬克思、恩格斯始終相信亞洲大陸社會是一成不變的，隻有從外界楔入亞細亞社會的分裂行動才能結束這種停滯狀態。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就明確地指出，英國對印度的占領，“破壞了這種小小的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因為這破壞了它們的經濟基礎，結果就在亞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曆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16]
印度的例子意味著亞細亞的古老社會體係必須予以摧毀，以便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在馬克思的眼裏，西方文明明顯優於東方文明，所以英國人在侵入印度時不會像他們之前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那樣被印度化，因為他們是發展程度高於印度的征服者，印度文明無法影響他們。有的學者由此評論道：馬克思認為印度人完全能夠在世界上起作用和由他們來發展一個有生氣的文明，但隻有他們在歐洲化的情況下才能做到。
值得深思的是，著名的美國中國學家魏特夫也正是借用馬克思對“亞細亞社會”長期停滯化的理解，特別是沒有土地私有製和國家治水這兩個核心要素來構築其複雜的東方“治水社會”理論的。當然我們不是要在此苛責馬克思理解東方社會時表現出的“西方中心論”傾向，因為馬克思當時所處的時代不可能使其有機會在掌握經驗材料的基礎上深入細致地研究東方社會的構造形態，其論據切入點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已累積數百年之久的歐洲漢學傳統的影響。這裏所關注的是馬克思的“亞細亞社會”的概念如何被不同類型、不同政治立場的學者釋讀為有利於自身曆史觀構成的“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形式。
有趣的是，如果對比一下郭沫若與魏特夫對“亞細亞社會”的不同理解，我們就會發現，這一概念在各個不同的論域中被語境化乃至曲解化了。郭沫若完全參照斯大林式的社會進化“五階段論”框架來安排“亞細亞社會”的曆史位置，他把馬克思的意圖完全理解為按生產方式的遞進更替界定社會發展形態。按此標準衡量，“亞細亞社會”不過是奴隸製社會以前存在的一個曆史階段而已。實際上社會形態完全不等於生產方式，因為按馬克思的原義，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應是多種生產方式或經濟形式的結合體。[17]然而郭沫若卻做出了如下理解：
他這兒所說的“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會，“古典的”是指希臘羅馬的奴隸製，“封建的”是指歐洲中世紀經濟上的行幫製，政治表現上的封建諸侯，“近世資產階級的”那不用說就是現在的資本製度了。[18]
郭沫若堅持說：
這樣的進化的階段在中國的曆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著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細亞的”原始公社社會，西周是與希臘羅馬的奴隸製時代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地進入了封建時代。[19]
這一詮說明顯違背了馬克思的原義，郭氏沒有意識到，馬克思對“亞細亞社會”這一概念的使用，特別是對中國社會的描述，恰恰不是按西歐社會發展階段設計的，而是解說東方社會長期停滯狀態的一個專門術語，因為馬克思認為公社土地所有製在中國的消失，並沒有顯著瓦解亞細亞生產的經濟基礎。[20]列寧更是在1911年強調了“東方製度”即“亞細亞製度”的特殊性和東方的停滯性，他把這種社會的極端停滯不前狀態歸咎於“完全家長式的前資本主義特征和商品生產及階級分化的極不發展”。[21]可見列寧也未把“亞細亞”視為五個發展階段的一個環節加以考慮，而是把它作為中國停滯不前的特征予以概括的。
和郭沫若正好相反，魏特夫在《東方專製主義》一書中卻基本借用了馬克思等人對“亞細亞社會”即東方社會的基本理解，把中國曆史描繪為一個依靠中央集權嚴密控製和通過廣泛社會動員維持其基本體係常年運轉的停滯的社會。魏特夫的解釋一貫被史學界視為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範本，可他對“亞細亞社會”的曆史性研究恰恰是馬克思判斷東方社會性質的原義的延伸和發揮，所以我們還不如說，其理論僅僅是反斯大林主義的一種反映。而郭沫若對東方社會理論的讀解和修正則又與馬克思的原義相去甚遠，可這種修正又恰恰是當時進行革命社會動員所需要的。我們由此可以看出，處於革命動員狀態下的史學是如何被靈活運用而服務於政治話語的構造的。
針對“五階段論”模式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解釋和政治功利性，1949年以後的中國史學界曾經一度出現過試圖予以糾偏的“曆史主義思潮”。這股思潮力求在不逾越目的論總體框架的前提下，削弱現實政治目標對曆史詮釋過程的支配作用。例如翦伯讚就曾對自己以往借助以古喻今的方式對曆史事實進行有意的時代置換作了自我批評，他說：
人們為了結合現實政治，常常把過去的曆史人物或事件作一種輕率的曆史類比，甚至不科學地把他們等同起來，好像不如此就是脫離現實，就失掉了曆史科學的現實意義。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當時的反動派。其實這樣以古喻今的辦法，不但不能幫助人們對現實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認識。……不是把曆史上的現實現代化使之符合於今天的現實，就是把今天的現實古典化去遷就曆史上的現實，兩者都是非曆史主義的。[22]
然而，關於“曆史主義”的討論並沒有改變中國曆史學家對“五階段論”框架的信奉，翦伯讚在嚴格區分了“古代進化論”和“現代進化論”的區別之後，仍然強調：
科學的進化觀就是要說明每一個曆史階段所持有的基本經濟法則和與此相適應的階級關係、政治製度乃至意識形態，就要說明從一個曆史階段發展到另一曆史階段的變革過程。[23]
因此任何相關的“曆史主義”命題的討論，仍隻可能是具有本質規定性的某種政治話語的表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