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民史學觀”的興起與現代國家的創構

作為本書的開篇，筆者並不打算全麵評析20世紀以來中國曆史研究所形成的所有詮釋理路和既定命題，而是嚐試把它們放在一條“問題史”的相關脈絡裏，細究不同類別的曆史解釋框架如何在不同時代的社會語境和思想狀況支配下累積起自己的問題意識和表述這種問題的方式。更為重要的是，筆者要特別關注不同時段問題累積所表現出的相悖性如何在一種現代性理念的控製下達成了一致的效果，以及嚐試探討我們應通過何種方法把這種效果離析出普遍性的定見以轉化成“中國問題”的可能性。筆者個人以為，如果僅僅單純從方法論引進的層麵上分析曆史學變革與社會理論結合之得失關係，而忽略了各種闡釋方式與中國社會所麵臨的各種特殊問題之間處於怎樣的糾葛狀態，就無法真正洞悉中國曆史研究的發展軌跡和其需要選擇的未來走向。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問：什麽人，為什麽在某一特殊的年代選取了這樣一種設問曆史的方式？

眾所周知，中國曆史具有現代意義的闡釋框架和問題意識的形成與民族—國家建構形式的選擇過程密不可分。“中國史學革命之父”梁啟超把傳統史學的病源首先診斷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而斥之為帝王家譜的總匯，由此造成一般人民無法合理地確定自己所處之空間位置，不但不知家以外還有國，更不知國以外還有世界。新史學研究的意義由此被定位在對普遍懵懂無知的民眾進行所謂“國家意識”的啟蒙與塑造上。根據這一需要，梁啟超首次提出史學作為“國民資治通鑒”或“人類資治通鑒”的定義，他解釋道：

今日之史，其讀者為何許人耶？既以民治主義立國，人人皆以國民一分子之資格立於國中，又以人類一分子之資格立於世界；共感於過去的智識之萬不可缺，然後史之需求生焉。[1]

在梁啟超看來，普通民眾之國民身份意識的確立是史學發生作用的第一步，也是新史學與傳統史學認知出發點根本區別之所在，隻有身份的清晰才能確保世界資格的產生。與之相應的是，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中所標舉出的新史學大綱，其切入點恰恰在於尋找中華民族在世界曆史中的確切位置。這種位置感的確定需通過勘定文明起源，辨別民族身份，關照階級製度與經濟條件的構成形式，以及和世界文化的溝通狀況等一係列由內到外的探究才能達致。[2]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當年梁啟超是以政治鼓動家的身份兼扮“新史學”的掌門角色，他所設計的種種“內部研究”的詳細藍圖往往隻是圖解“民治”目標的過渡性詮說，他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通過經驗研究的手段去檢驗許多他所設想的“內部研究”的合理性，其政治活動家的身份反而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對中國如何認同於世界性的民族—國家標準的宏觀曆史考察上，因為以往的傳統史學太過於關注中樞係統以成為“皇帝教科書”，而通過中樞理念構造而成的“夷夏之辨”的文化共同體意識，顯然不足以建構起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關係框架，所以對於民族—國家意識的邊界建構就成為國民身份確立的一個無法逾越的步驟，但這一“邊界建構”的過程，往往隻是服務於國民身份和意識認同的一種中介手段，或者是進行現代民族—國家自我確認的政治命題的曆史表現形式，而並不具備自足性的解釋標準。也就是說，“邊界建構”的設計與民族自主意識等曆史觀念的發生，一直是晚清以來以民族—國家建構為特征的政治社會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說是進行政治社會動員的另一種輿論表達方式，它根本無法從它自身所處的政治語境中剝離出來，去反觀評說其存在場域的曆史淵源與特征，從而達到批判現代社會的效果。梁啟超作為政治人與學術人角色的頻繁互換，也昭示出20世紀初葉的史學革新與社會運動諸多命題之間存在著不解之緣和複雜關係。

中國現代史學的產生過程與中國從古老的文化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過程相疊合，預示著中國曆史研究從一起步就可能與各種社會運動麵臨的問題發生錯綜複雜的糾葛關係，甚至有可能是某種政治話語的直接表現或代言形式。與此同時，新史學不但要解決“後帝國時期”的“邊界建構”的確認問題，而且還須解決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日益嚴重的局麵下，如何麵對民族—國家的“邊界建構”被逐步消融的問題。後一問題實際上直接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解釋模式的出現。

戴福士（RoSer V.Des Forges）曾經把中國曆史與外界的關係比擬為三個階段：即“中國在中國”“中國在亞洲”和“中國在世界”。“中國在中國”時期是自商代勃興到漢代衰落，在這一草創時期，中國文化主要是自生自長於它固有的疆域之中。“中國在亞洲”時期起自漢衰，一直延伸到明末。此時，中國相當廣泛地與亞洲國家往來相交，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南北朝時期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響，並遭到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印度的宗教經過本土化過程，產生了禪宗這樣的新形態。“中國在世界”時期是從明末至今，中國一直承受著更大的外來壓力，特別是現代化西方的壓力、歐洲的文化衝擊波——從17世紀的基督教到19世紀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可謂連綿不絕。中國從西方、西方化了的日本和美、蘇分別引進了不同的思想模式以改造自身的文化。但戴福士仍然認為，中國的曆史處於自身與西方都無法輕易改變的膠著狀態，中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經曆，與其說是一種“大過渡”（great transformation），毋寧說是一種以文化的延續和變化的繼承模式進行的“大強化”（great intensification）。[3]戴福士的結論性意見似乎顯得有些牽強，特別是他依據這三個時期，又細分出五個階段：“統一”“英雄”“動亂”“集權”和“民眾”。這種對數螺旋，每繞一周，時間就更短，空間就更寬。如此描述顯然有過於簡化中國曆史複雜性之嫌，然而戴福士的描述策略仍具有啟發意義。他提示我們，中國人有可能隨著中國在世界曆史時空中位置的一波一波移動而不斷調整著自己觀察曆史的視點，從而導致了曆史編纂學視野的伸縮變化。比如當進入“中國在世界”這個階段以後，中國曆史學家就日漸淡化了自主本位意識，經常以西方曆史發展框架為參照確立自身的道德評判標準，慢慢被融入了世界曆史的總體解釋係統中，即使偶爾強調中國傳統本位的重要，也已喪失了“中國在亞洲”的曆史敏感性。這與日本學者有所不同。日本近代史家特別提倡在西方緊逼的曆史氛圍中發掘“亞洲價值”的曆史活力作為對抗的資源。當然這種發掘活動始終具有以日本為核心的地理擴張性質，與中國史家處理觀念與地理邊界之關係的內斂方式明顯有所區別。

關於現代中國與世界體係的關係，可以說基本符合沃勒斯坦所論及的“融入”（incorporation）和“邊緣化”（peripheralization）這兩個相關的過程。所謂“融入”是指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之外的國家和地區不斷進入體係的過程，而“邊緣化”則指世界體係不斷包容新的國家和地區並重新安排它們的空間位置。[4]但是資本主義體係向東方國家的滲透過程和強度實際上包含著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兩個前後相續的階段，而資本主義在相當根本的意義上是經濟秩序而非政治秩序，所以它才能介入原本無法實行政治支配的縱深區域之內。吉登斯曾經評論說，這種解釋特別強調政治和經濟製度的“域化”（regionalization），而且由此它還強調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空間特征。[5]具體到中國曆史的研究之中，中國知識界對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中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滲透的直接感受確實存在著一個時間差的問題。也即是說，晚清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國知識分子，首先麵臨的是如何把原有的帝國形態轉化成一個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秩序所認可的民族—國家的問題，因為所謂“現代國家”自從產生以來就一直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政治實體，所有國家從其一開始就存在於國家體係（interstate system）之中。所謂“國家的主權”並不意味著完全自治，而是意味著合法性的相互製約。[6]因此，民族—國家作為一種創製過程，必然影響到現代中國史家對以往中國文明和社會形成的基本估價，而對國與國之間政治秩序形成的敏銳關注，正是構成中國知識界“近代國家”觀念形成的基礎。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從“近代國家”之理念觀察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已經遠遠不能解釋曆史發展的未來走向。因為一批持論激進的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近代國家”的形成並非自足性的行為，也不是平等交往的理想關係所能製約。近代國家已越來越離不開世界資本主義權力體係的控製，這種控製並不僅僅表現為爭奪政治秩序安排權的“邊界戰爭”，而是通過經濟秩序的滲透突破了國家邊界的外表限製，在新興民族—國家結構的內部創構出社會層麵的不平等局麵。資本主義的一體化借用經濟壟斷權力的擴散，日益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整合為一個“沒有邊界的世界”。[7]由於初步意識到了這一轉變的深刻含義，到20世紀初葉，梁啟超、陳獨秀等早期的“國家主義”崇拜者均比較一致地認為，僅僅從政治秩序的安排如組建和選舉政黨的上層民主策略和製衡原則，或者啟發普通民眾效忠於現代國家體製，實際上並不能阻擋西方經濟勢力的入侵，相反，國家政權還可能轉化為世界資本主義體係進行權力控製的間接工具，從而給基層民眾帶來不平等的境遇。當時的李大釗、李達和陳獨秀等早期共產黨人都已經指出，經濟變動早已是世界的而非國別的了。即使是反對社會主義思潮的梁啟超也強調：中國不能實施社會主義的原因是因為缺少勞動階級，而並不否認資本主義一體化的等級秩序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巨大影響。[8]十月革命被理解為一種社會革命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國家革命。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適時傳入，知識界更加強化了這種空間意識的轉換。就曆史學的方法論而言，把國家形成與世界範圍內的經濟政治發展聯係起來加以考察，直接導致了把中國曆史視為屬於世界曆史總體發展之一個組成部分的現代性進化理念的出現。[9]中國社會史學界終於開始從早期強調“邊界建構”的“民族史觀”進入了強調“邊界消融”的“世界史觀”的新階段。

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史觀的產生，由於與當時的激進知識分子對全球資本主義向中國社會滲透的新認識密切相關，特別是受到馬克思主義傳入的影響，與早期強調塑造國民意識的“新史學”相比，這一時期的社會史觀主要服務於對社會革命對象的選擇與定位，實際上已經變為社會革命話語的一個組成部分。比如在選擇革命對象時就存在主要針對封建勢力還是資本主義這樣兩派意見。當時位居文壇要津的陳獨秀就曾堅持認為，應把中國革命的對象定位在對資本主義的攻擊和批判上，從而把發生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直接移植到中國農村，以作為確定革命策略的普泛化標準。這種有意無意的時代錯置，顯然是“一戰”以後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秩序重組所造成的勞資對抗局麵直接波及的一個結果。陳獨秀曾經明確指出：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製，本質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農民，就已成為他們在經濟上、財政上的共同必要。也就是說中國革命的對象不是封建勢力，而是資產階級，因為中國封建製度早已崩壞，現在隻有封建殘餘的殘餘，不起什麽作用。[10]這一時期曆史概念運用的特點是：無論是封建主義範疇還是資本主義範疇其實都已經被意識形態化，基本上是一種政治論辯的工具。社會史研究不是為了揭示客觀實證的學術命題，而是被當作標示政治立場的風向標。比如一些激烈反對陳獨秀“封建主義消失論”，堅持中國農村存在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曆史對抗關係的學者，實際上是為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革命而非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城市革命提供曆史性的解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