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有什麽用？”當麵對兒子的突然提問時，從事了那麽多年史學研究的法國年鑒派大師馬克·布洛赫仍顯示出了一絲猶疑和緊張。但他鎮定下來之後所做的回答，對西方人來說應屬正常，但卻會令中國人感到不適甚至震驚。因為布洛赫說，對於個人而言，“曆史有什麽用？”永遠都是個假問題，因為曆史對於個人應該完全是一種令人銷魂的愛好，是興趣聚集醞釀的源泉，與是否有用毫無關係：
曆史自有其獨特的美感，它思接千載，視通萬裏，千姿百態，令人銷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象力。[1]
布洛赫對曆史學功用的**演繹，鼓舞著人們打破求真實證的幻想，置單純之愛好於追求知識之前，讓富有詩意的想象旗幟飄揚在職業化曆史的廢墟之上。雖然讀《曆史學家的技藝》已是多年以前的經驗，但布洛赫的警告仍嗡嗡鳴響在筆者的耳際：
我們要警惕，不要讓曆史學失去詩意，我們也要注意一種傾向，或者說要察覺到，某些人一聽到曆史要具有詩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為曆史訴諸感情會有損於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2]
這是多麽讓人動心動情的感歎！曆史學是社會功能運作上的一個齒輪，還是培養個人精神感悟力的智慧體操，當然是境界截然不同的兩種答案。在西方曆史學家的眼中，曆史學永遠是個人感情和想象力的最初起飛點和泊錨處。曆史要真正體現價值，就要通過將通俗的曲調升華為一種普遍的象征，展示出其中包含有怎樣的一個深刻有力而美麗的世界，而這需要一種偉大的藝術才能，一種從某一高度出發的創造性眼光。尼采為此區分了“工匠”與“工程師”，“博學者”與“大師”。他說：
沒有人可以既是一個偉大的曆史學家、藝術家，而同時又是一個淺薄之士。融合各種材料的史學工作者永遠成不了偉大的曆史學家，但我們不可以因此而輕視他們，我們更不可以將他們與偉大曆史學家們相混淆，因為他們是些必需的泥瓦匠和為師傅服務的學徒。……這些工作者即使很博學，也無法成為大師，因為非常博學和非常淺薄在同一人身上總是結合得相當好的。[3]
但是千萬不要誤解，好像在布洛赫和尼采的眼中，曆史僅僅是個人的消遣。其實他們話中的意思是，讓曆史成為藝術隻是個人抉擇的起點。當“曆史有什麽用？”這個問題變成了一個群體式的提問時，曆史學家的回答自然不會僅僅從個人的藝術想象力出發，而必須在社會需求的功能層麵上對曆史學予以重新定位。那麽，在這個群體式的提問中，曆史學應該如何體現其意義呢？簡單歸納一下，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幾種說法：
一、曆史學是文化儲藏的容器
文化的各種形態在現實延續的價值內涵需要曆史學做出判斷與解釋。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曆史學家要想讓文化價值得以保存，往往會難以和現實利益的擁有者達成妥協和共識，其結果常常以衝突告終。
二、曆史學是尋求社會發展演變規律的學科
這是最主流的看法，目前所有大框架、大趨勢的解釋都與此“功能論”的定位有關，這個選擇建立在20世紀以來進化論、目的論的哲學觀基礎之上，成為揮之不去的情結。
三、曆史學是資治的源泉
這是個傳統的命題，自古中國史學就有“資治”傳統，但“資治”並不等於意味著曆史學僅僅是政府政策和文件的注腳，而是應有自足的判斷力和解釋能力。從目前的研究水平來看，中國史學尚未解決好這個問題。
四、曆史學是反思社會現象的一麵透鏡
“透鏡說”的提出肯定是有些不合時宜，因為我們的史學基本還停留在針砭時弊的層次上，如果反思的標準僅僅停留在這個水平上，恐怕曆史和新聞的區別就不大了。真正反思的意義在於如何轉變我們認識現實的態度，包括反思我們原來自身解釋曆史的基本立場和認知框架，探討這種立場與各種社會現象與政治支配之間的複雜關聯性，並以之作為思考曆史問題的前提。它是批判型知識分子產生的動力與源泉。
五、曆史學是個人審美的工具
布洛赫和尼采把它作為曆史研究的出發點，曆史由此被置於充滿想象和個性的繽紛敘述中。這恰恰是我國史家最忌諱的，人們更願意把治史的個人化動機深深隱藏於對曆史趨勢和規律的敘述之中。
以上開列的五種選擇遠遠不能從方法論的意義上概括曆史學的當代圖景，而隻是概括勾勒出一幅粗糙的鳥瞰式圖像，這幅圖像昭示的是一種曆史研究的若幹基本態度，在這些態度選擇中彌散著無以計數的具體方法和認知準則。這些態度均和中國史學家有關，隻是有的關係多一點，有的少一點；有的是刻意選擇和尊崇，有的是有意回避或拒斥。這本書既然要討論一些態度，兼及一些方法，就要首先辨明中國史學家以什麽樣的態度作為治史前提，又無意或刻意回避了哪些基本立場和選擇。
約略而言，受中國傳統和近代思潮的雙向影響，中國史學家大多服膺於第二、第三種選擇，即對曆史演變規律的探求和“資治”傳統的延續和承擔。前者衍生出了“革命史敘事”和“現代化敘事”，以及仍受以上框架製約的相關社會史、文化史研究；後者秉持的是傳統的治史方法應與政治保持互動協調這個基本原則，而第四、第五項選擇基本沒有被納入當代中國史家的視野。當代曆史學也講反思，但是這些反思所瞄準的對象長期以來並不包括自己的認知框架和前提，比如他們不會質疑傳統“革命史敘事”和“現代化敘事”中可能出現的謬誤，或者可能出現的對另一類曆史現象的有意誤讀，特別是這些敘事中所實施的遮蔽行為與某種權力支配運作之間的關係，所以這樣的“反思”有可能僅僅是既有政治解釋框架限定下的思索，往往隻可作為對策性研究的一種補充形態，更像是對當前政策的一種曆史驗證和說明。
與前麵的選擇相比，當代中國史學的視野裏基本沒有第五項選擇的影子，曆史研究不可能作為個人審美的事情予以對待，它的底線至少也應是職業化的選擇。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我們的曆史作品已很少有能力如司馬遷寫史那樣閃現出人性美的熠熠光輝，曆史人物很容易就成為大框架、大趨勢下可隨意擺布的棋子。我們提倡了多年眼光向下的研究策略，可如果我們在剛出發的時候就無法使自己的風格更加個性化一點，那麽一提筆寫文，一開口說話，就仍可能把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史偷換成了精英史的另一種表述語式。現在的許多社會史、文化史研究怎麽看都像是政治事件史的另一種說法，很像是舞台上唱戲，演員隻是把麵具換了，亮相的身段卻沒有變。理由倒是有一些，有人說是材料稀缺，有人歸結為史家自身的疏懶。在我看來，觀念不改，材料擺在麵前也可能視而不見。我們實際麵臨的最嚴峻挑戰，就是如何從大敘事的空泛結構中打撈出民間殘存的碎片，然後把它拚貼成人的活動圖像。
如何促成“人的發現”？如何協調和重新定位史料與解釋之間的關係？這些已經成為史家無法回避的尖銳問題。筆者在本書中嚐試在“中層理論”這個層麵重新思考在中國曆史研究語境下麵臨的相似困境。“中層理論”這個概念借自於美國社會學家默頓（R.K.Merton）。概要地說，“中層理論”的建構對於中國史研究的意義至少可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盡量可使我們擺脫宏大敘事的糾纏。目前許多曆史著作行文敘述總是宏闊而不細致，概論式的判斷比比皆是，本質主義式的斷語草草形成，裏邊唯獨看不到日常生活狀態下人的蹤跡，人變成了冷冰冰的趨勢與規律的符號表征。二是討論如何改變史學界隻拉車不看路的工匠型治史方式。這種方式習慣於置解釋創新的思考於不顧，標榜以“求真”為天職，遏製想象，埋首鉤沉之術，使史學漸趨瑣碎和平庸，或者成為尼采嘲謔的泥瓦匠式的史家。
“中層理論”的糾偏作用在於指明：沒有出色理論背景觀照下的史料收集，隻能更加忽略曆史的真相和常態，即使瑣碎也可能瑣碎得不是地方。其結果常常是搞不清到底哪些史料應予重視，哪些史料恰恰應該舍棄。實際上，中國當代史學的求真傳統中也隱含著大敘事的背景。正因如此，問題可能就顯得更加嚴重，因為標榜追求客觀真相的原則一旦被應用於基層社會史的研究時，如果研究者的視野仍然被圈囿在事件史的規則之內，那麽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不過隻是更加強化了精英史的寫作合法性而已。這樣不但對社會史的研究沒有推進作用，反而會讓人們誤以為，用另一種姿態進行的變相政治敘事和精英史研究，描述的就是下層社會生活的常態。
在中國史研究的各種流派中，美國中國學研究者在運用“中層理論”解釋中國曆史方麵無疑表現得最為自覺，也積累起了豐富的經驗。本書中的相當篇幅討論到這種解釋傳統的得失。美國理論界被視為歐洲前沿思想的中轉站，歐洲思想界的原創性理論往往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就會被移植進美國，然後迅速成為解釋相關具體問題的工具，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許多解釋框架都是搬用歐洲社會理論的新潮模式，這種搬用雖然在具體研究中由於特別注意了曆史語境的背景而時常有所變通，卻仍然由於經常露出“西方中心論”的馬腳而屢遭批評。但是美國中國學有兩個鮮明的特點值得借鑒：一是其“中層理論”的建構具有相當強烈的反思能力，盡管其理論模式的過快轉換總是給人以眩暈難辨的感覺。比如早期從“衝擊—回應”說的冷戰式敘述，轉向地區史研究時，美國中國學家就已經注意到了如何更好地處理理解與評價之間的均衡問題，這對更加貼近中國曆史的現場尤為重要，從而進一步淡化了本質主義式的定性分析。二是最新社會理論如性別研究、文化研究的勃興和發展強化了美國中國學在“中層理論”方麵的分析能力，同時促成了史料甄別選擇方麵的革命性變革。以往處於主流史學視野之外的史料迅速被納入了史學研究的視線，並大有分享主角作用的趨勢。主流史料與邊緣史料的相互位置遭到質疑並發生置換效應，雖然還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精英替代下層民眾發言的格局，但“聲音考古”與弱勢群體身份研究所拚貼出的精細圖像，仍然呈現出了曆史所具有的豐富而又多元的麵相。
盡管談了不少美國中國學的特征和動態，本書仍然不能算是一本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述評著作，它的主旨是想通過對美國中國學（也部分包括一些其他的漢學流派如日本中國學）與國內史學習用的理論前提進行雙向比較和相互參證，試圖探索建立中國史學研究“中層理論”的可能性，這個工作可以說是迫在眉睫。筆者發覺，中國史學界與西方中國學界的溝通存在著相當大的障礙，原因固然十分複雜，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沒有建立起自己的“中層理論”概念化解釋體係。這個體係應是靈活和開放的，具有迅速吸納和轉換最新社會理論並使之本土化的能力，否則我們就很難找到雙方對話和討論的前提。顯然，僅有“封建社會為什麽延續了這麽長”“資本主義萌芽何時產生”或“八大運動、三大**”之類的宏觀解釋架構肯定是不夠的。
本書采取在語境互動中進行交叉評述的方法，也就是把美國中國學（部分涉及日本中國學）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命題變遷放在我國史學研究的傳統脈絡裏呈現其特征，並評估其價值；反過來，也把中國史學研究的方法置於美國中國學思潮的背景下反觀其得失，最終是想突破現有史學方法或流於玄想空談，或流於細屑瑣碎的兩極狀態的製約，嚐試尋找中間性的出路。出路的尋找當然並非易事，肯定要靠相當數量的具體研究的支持和點滴細致的命題積累才能實現突破。本書最重要的目的是盡可能清醒地反思一些習以為常的理論前提，以及這些前提背後的表述模式對史料搜集的支配作用，然後嚐試評價這種作用和一些相關社會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以便為將來具體的史學研究與理論建構之間的溝通提供一個可以以資討論的背景框架。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涉及了大量東西方關於中國史研究的具體成果，並力求相對公允地加以論述，但本書不是一部綜述式的著作，而主要是圍繞與“中層理論”的建構有所關聯的研究作品進行討論，所以在評述中難免掛一漏萬地忽略了很多有價值的著作，凡知我罪我或有教於我者，本人均願誠心受教。
[1] 馬克·布洛赫：《曆史學家的技藝》，9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2] 馬克·布洛赫：《曆史學家的技藝》，10頁。
[3] 尼采：《曆史的用途與濫用》，50～5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