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回到中國研究方法上來，如前所述，中國社會史學界比較缺乏在“中層理論”的範圍內建構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史的主流基本上遵從的是與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學界構建與哲學體係相關的宏大敘事的研究傳統。這和西方中國學界的情況正好相反，西方中國學界特別是美國中國學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就已通過學術反思開始疏離巨型理論的控製，而建立起了一係列可操作的中層解釋範疇，如“市民社會理論”“文化權力的網絡分析”“過密化模式”等。這些理論一開始應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爭議，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模式轉換卻起了相當重大的推動作用。所以評價它們的貢獻，就必須將其放在西方中國學的脈絡裏進行評判，否則就會造成批評角度的錯位。我們這裏可以舉德裏克對美國中國學界的評價來觀察一下發生這種錯位的可能性。
德裏克曾經在分析美國中國近代編史學時認為，中國近代史學存在著一個研究範式的危機，危機起源於80年代以後美國中國學對傳統“革命範式”的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革命範式”時，德裏克並沒有忽略其意識形態的特征，認為韓丁（William Hinton）的名著《翻身》描繪的土改史詩化的形象具有理想化的色彩。然而德裏克強調，任何一部質疑其陳述的著作，在提供自己的新分析過程中，應當首先對其描述作明確的剖析，指明其錯在何處。可是大多數著作無論是論述土改、資產階級還是市民社會，論者們都是撇開先前基於“帝國主義”“階級”等概念的解釋，直接進行與革命範式相悖的論述。[8]由於80年代以後的“現代化範式”沒有包容和檢討舊式“革命範式”提供的理論前提，其新方法就同早先基於“革命範式”的解釋一樣陷入了片麵和隻看眼前的泥坑，形成了自身解釋範式的危機。[9]
德裏克在文章中嚴格區分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範式。他認為曆史解釋範式與自然科學的最大差別乃是在於，曆史學無法構成一個唯一或主導範式，即使是在某些範式似乎具有支配性之時，它們也不可能主宰所有史學家，甚至也不會主宰大多數史學家。言外之意是，曆史學作為社會科學要想在一種理論中持續全麵包容以往的論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曆史學作為所謂“科學”，從來都不具備自然科學解釋所具有的範式轉換的“革命性”效果。
但是按照德裏克的假設，“革命”史學向“現代化”史學轉變應該被看作庫恩式的“範式轉換”，但新範式要能被接受，就必須既能解釋支持舊範式的論據，又能說明用舊範式無力解釋的論據。換言之，新範式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它的解釋更具有包容性。實際上德裏克在此陷入了自己設置的悖論陷阱，因為他的假設依據的是庫恩的理論：科學家共同體從事科學研究時在某一時期總有一種主導範式，雖然它可能會受到質疑，但隻要它能成功地解釋它所旨在解釋的現象，其主導地位就不會動搖。隨著與範式解釋相衝突的證據積累到一定程度，以至於無法將該範式視為理所當然，並轉而尋求更好解釋論據的新範式，危機爆發了。然而德裏克又緊接著否認曆史學擁有支配性主導範式的可能性，因為史學的研究對象具有更為主觀的能動特性，不可能按照自然科學的客觀程序予以把握，可他一轉眼又用自然科學的累積範式對論據的處理要求曆史學。這樣不但使自己的推導走入了邏輯悖論，而且顯然是用自然科學的論據範式處理“革命”與“現代化”的假設關係。
其實既然德裏克已經承認，由於曆史研究對象具有明確的主觀色彩，曆史學並不可能如自然科學那樣建構起一種主導的範式，那麽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革命”與“現代化”的模式根本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存在範式轉換的否定性關係，而隻有可能存在一種並列或重疊的解釋關係，隻不過各自突出詮釋的是中國近代社會進程的不同側麵罷了，除非出現政治權力強行幹預的特殊情況。我們注意到，“現代化”解釋模式采取的一般是“中層理論”的策略，如大多使用“內卷化”（過密化）、“權力的文化網絡”“社會資源”等中層概念。然而這些“中層理論”未必就有完全取代“革命”模式的範式轉換效果，往往隻不過從另一個側麵揭示了“革命”宏大敘事所忽略的某一麵相。這一取向並不排斥對“革命”性大規模社會動員的討論，但也確不打算為“革命”的動因提供解釋，因為那不是其闡釋領域之所在。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德裏克提出“革命”史學反思的學術背景。德裏克所批評的“現代化”史學雖然不一定是直接反思“革命”史學的結果，但兩者仍有相當明顯的關聯性。因為在中國曆史上，革命發生的過程恰恰是邁向現代化國家的步驟之一，中國革命後采取的諸多政策也與對“現代化”模式的選擇有關，即使是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封閉時期也是如此，如工業積累成為中國優先發展的政策等。因此，中國學研究采取地方史與社區研究的微觀取向也隻是對革命解釋之大理論的一種揚棄。正因如此，我們恰恰不應該用革命史學所運用的宏觀取向評價其得失，而應看到這種取向對中國社會內部結構和轉換方式理解的深化作用。既然不存在一種統一的支配性的模式，那麽我們也不應要求“現代化”模式就一定要包容或反思“革命”模式遺留的前提和論據。因為“革命”與“現代化”之間也許根本不是什麽範式轉換的關係，而是複雜的重疊關係。由於各自處理的對象和範圍並不一致，怎麽可能要求出現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範式轉換奇觀呢？
落實到對“中層理論”的評價上也是如此。德裏克對“現代化”模式的批判也即是對與之相適應的“中層理論”的批判。因為70年代以後，西方中國學界的“現代化”模式（包括“後現代”解釋）的建構大多是由“中層理論”達致的。比如羅威廉（William T.Rowe）就說過：“如果我們轉而選擇適用一些限定性更強的中層判斷（盡管這很難使我們完全擺脫種族中心主義和東方主義的困境），那麽我相信，這將是建構對中國曆史之研究的一條潛在的有效途徑。”[10]所以就美國中國學界而論，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隻能表現出在細致的區域分析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其內部自然會發生從宏觀理論的角度補充其微觀研究的轉向要求。可是如果把這種美國學界的轉向不分畛域地直接移植到中國史學界作為我們選擇方法論的參照，則會發生很大的問題，因為中國社會史界從來未真正出現過“革命”之外的敘事取向，也從來未真正超越巨型理論對研究方向的限定而轉向更多元的敘事空間，這與美國中國學界多變的研究局麵正好相反。所以在中國的語境中，大力提倡“中層理論”和“區域研究”的建構策略，以使中國社會史的解釋能力趨於多元化，恰恰是最為急迫的課題。當然，建立中國式的社會史“中層理論”模式並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會學理論，或實現所謂的“範式突破”，而隻是實現一種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轉換。這種轉換不是對以往解釋的替換而是修正。如此看來，“中層理論”的崛起和導致的研究模式的轉移，應該和以往對革命的闡釋方法構成並列而非替代性的關係，對“後現代”觀點的運用同樣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