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清楚地判定國家與社會在城市格局中的界域表現，並非是件易事。因為這不僅意味著需清晰嚴密地梳理出一些兼及二者的龐雜曆史要素，而且要使用一些非曆史性的概念去定位這些要素，並反過來使之受到曆史過程的檢驗。通觀羅威廉第二本漢口專著中的諸多論域，我們大致可條述出三個層麵的運思進路：其一是通過描述國家向社會的權利讓渡來標示出公域的範圍；其二是城市周圍頻起的外力衝擊浪潮構成的壓力效應所導致的漢口內部各階層的分化與聚合；其三是精英作用的變化。
從城市空間（urbanspace）的變遷來看，在西方城市的型構模式傳入中國並在上海發生效力之前，中國城市適合於前資本主義與前工業化的模式，它們缺乏一個獨立清晰的“中心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簡稱CBD）和土地使用的一體化等級製度。相反，城市空間結構經常被作為類似細胞的係統而加以定位，這些“細胞”被個體貿易網絡分割為許多商業區，並和一些居民區相互交織在一起。但是到了19世紀，中國城市如漢口在一些重要方麵已頗適宜於資本主義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和土地價值分配，它的一體化的有序空間結構已與古典類型的中國城市相去甚遠。從曆史的觀點看，有證據表明，漢口長途貿易的大幅度增強，大規模的商行、財政體製和組織化的商業網絡的出現，地方都市化的持續演進和城市文化的發展（包括相當於西歐小酒館和咖啡屋的茶館製度），印刷工業的急劇拓進，世俗流行文化等的崛起，都提供了一種批評運作的空間和氛圍。由於19世紀的漢口在城市服務係統和社會福利領域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羅威廉認為完全可以用“公共領域”的出現概述這種現象，因為在一定範圍內而言，這是直接的國家動議權在社會需要的措施條款方麵迅速撤出的結果。麵對一些新的社會需要和都市的複雜性，社會力量的回應比官方的回應可能更加靈活。核心官僚的作用麵對社會能動主義（societal activism）的崛起基本上是非直接的。國家機構的功能大部分局限於對地方力量發起的計劃實行庇護上，或者為這些動議提供協作，並負責平衡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
當然，國家與地方社會的權限如何界定仍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例如所謂漢口公善局的運作就特別能表現出官方與私人領域之間的兩難處境。一方麵，公善局的地方資源來自於漢口私人善堂，它的財政來自於商人的捐獻，其運轉也部分由善堂（如存仁堂）支配；另一方麵，它又不像其他善堂是作為“堂”出現的，它還有“局”的功能，即負有政府職責，比如支持寡婦和孤兒；它也往往由漢口道台統轄的育嬰堂直接設置，資金也由道台個人捐獻。盡管如此，太平天國以後國家已經退出對城市人口直接提供福利服務的事務領域。比如漢口的福利組織明顯地擴大了施舍範圍，已不再局限於孤兒寡婦等群體類別。有的學者甚至誇大說，中國社會能夠提供類似於近代國家從搖籃到墓地的所有支持。在此過程中，政府讚助的福利設施逐漸遭到廢棄，它們已經為建立於地方動議基礎之上的一些機構所代替。比如救火就是地方社會承擔其自身救助功能的一個例子。雖然有些地區的救火行動仍需地方政府授權，但救火在漢口確實越來越獨立於官方的影響。居民救火組織之間的日益協作，清晰地反映出了城市意識和團體精神以及自治性公共領域的增長。漢口城市發展的又一趨勢是，福利讚助從一種個人的慈善行為轉向出於公益目的的非個人的形式。例如鹽商對書院學堂的讚助反映了利益集團的互動關係。漢口公眾教育的財力支持是自助性的，大多來源於鹽商精英基層。鹽是人們每日消費的食物，鹽商對教育的捐助在一定範圍內可以說不僅是武漢而且是由湖廣鹽區的消費人口來承擔的。[38]這些變化自然得益於公共而非官方領域的拓展。
需要特意申明的是，國家幹預權向社會領域的讓渡與城市外力衝突和內部控製之間的張力表現形式有密切關聯。漢口既為樞紐通衢之地，又為晚清各路兵家爭鋒的熱點，所以暴力攻伐現象層出迭現。羅威廉在書中的結論性部分曾經指出，中國城市與西方城市在特征上最不同的地方，即在於其中存在著獨特的底層居民的普遍抗拒行為和暴力衝突模式，隻不過這種模式並非一定起著負麵的作用。他引述E.P.Thompson等人的話，認為通過違反秩序、犯罪來喚起團體的感情，對維係和複興公共凝聚力是有貢獻的，也許是健康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關鍵在於有一個調適與遏製暴力侵襲的有效模式，以及和解妥協的習慣和高度的城市團體製度化的觀念。漢口在太平天國以後犯罪率的上升，一方麵可說是底層階級崛起的標誌；另一方麵對犯罪趨勢的有意識引導卻創造和維護了城市秩序的和諧，整個衝突與控製的過程都不是在國家指導下完成的，而是在地方社會自身中創始和運作的，因為國家對自治水平上的公共聚集方式素來持一種矛盾的心理。
因緣於此，一些變化表現在近代形態的城市警力係統的進展上。19世紀漢口安全人員的專業化已經開始實施，並實現了從居民保長輪流誌願服務式的保甲功能向專業化職事功能的轉變。與之相關的步驟是，一個自治地區雇用、訓練、任命、部署和輪換的警察力量已趨於“科層製化”（bureaucratization）。完備的警力係統最初出現於1900年，是在外國軍事力量占領和日本的影響下才出現的，而萌芽卻源於19世紀晚期。問題在於，警力係統的科層製化為什麽偏偏出現於這個時期？按照羅威廉的意見，這一時期外界衝擊的力度恰恰與漢口人民對秩序的切膚感受與要求相吻合，這一方麵固然是商業資本主義對地區間貿易的控製延伸到城市安全係統中的結果，把這種要求係統化是作為源自於城市人口的社會和經濟成功的核心內容；另一方麵，則是通過某種製度化程序協調維係社會和諧以抗衡外力的侵襲。與之相應的例子是地方社團的勃興與自治能力的加強，也是部分與帝國官僚製效率的衰落有關，部分是對供水、火災及普遍持續之軍事威脅的反映。
19世紀漢口城市共同體，幾乎不是建基於每個共同體成員之間利益的完全一致性的基礎之上的，但是它建立於具有包容性與靈活性的社會一致（公論）的基礎之上。這種一致性（consensus）不僅承認儒學的社會等級製度和家庭價值，以及堅持商業行為和鄰裏關係的最基本標準，而且對普遍民生表現出了深深的關注。[39]在漢口城市安全和社會控製的過程中，自我防禦係統如救火隊、夜巡人和保甲等的完善也反映了一致性的作用，即對外來人的威脅之下的一種凝聚狀態，成為一致性的有力武器。在此情況下，共同體意識（community sense）通過漢口方言的同一性、詞匯運用的地方主義特色和城市自築城牆的形象化符號以及為在太平天國時期死難者所修之城市祭壇中體現出來。
與早期近代的西方城市一樣，漢口近代化模式關涉一個日益複雜和流動的階級結構的變化，老的精英集團受到新的經濟精英的挑戰與參與，地方的一體化網絡也是由於城市精英的社會行動模式發生作用才得以加強的。在城市空間中所謂“一致性”的存在也許意味著文化霸權在精英集團中的成功運作。對話語（discourse）的控製，為的是使從屬的下級團體被參與維持一個符號領域（symbolic universe），以使其統治合法化。[40]由此可知，漢口城市精神（urban mentality）的形成與精英構成及其控製話語的變化實相關聯。
概而言之，羅威廉的漢口研究以史實勾勒出了一幅國家向社會公域讓渡權益的斑斕畫麵。這種權益讓渡方式往往是外界施壓或曰衝突與控製的結果，精英構成的變化雖然重要，但其作用似乎已退居次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