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曆史學家羅威廉（William T.Rowe）教授發表了城市史研究的專著：《漢口：1786—1889年中國城市中的商業與社會》。在導言中，羅威廉教授指出，盡管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中湧現出了諸如Rhoads Murphey的上海史研究路徑、Lieberthal探討天津史的著作，但基本的闡釋取向與分析方式是片斷和零碎的，對中國城市複雜的社會和製度的把握尚未達於Geertz之於印度城市、Laidus之於中世紀穆斯林城市的整體水平。漢口研究將力求提供一個較完整的中國城市分析圖景。不言而喻的是，建構一個新框架的前提必然使羅威廉麵臨著對以往城市研究範式的批判與擇取。羅威廉顯然已自覺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他在開篇就著意把破除所謂的“韋伯神話”作為其漢口研究中的核心論域。因為在韋伯看來，中國城市的發展隻不過為西方城市從傳統的（traditional）向理性的（rational）結構轉變提供了一個對應物和價值參照係。

書中集中攝取馬克斯·韋伯在中國研究範式中的三大弊端予以批評。這三大弊端是：一是韋伯過於強調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界分狀態，忽略縣級以下市場中心的重要性或縣、省、帝國層次之間社會條件的潛在差異。二是韋伯以政治與經濟功能界分中西城市，忽略了中國城市的多樣化特征。例如，作為製造業城市的景德鎮就不會符合韋伯的範式假設。三是韋伯認為中國城市時間自宋代以後就處於絕對休眠狀態，此狀態一直延伸到19世紀西方勢力湧入之前，從而忽視了中國社會結構內部動力機製的存在。城市比較研究隻是“韋伯式問題”的一小部分，韋伯以後的中國學家對此做出的回應也反映在三個層次上：他們強調中國城市在中世紀以後持續的曆史發展；強調中國城市自身廣泛的地理和人文淵源特征；強調近世中國城市經濟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的首位作用。[36]

其實，正如有的學者所論，所謂“韋伯式問題”本身包含的理論預設與邏輯推演具有相當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性。就韋伯的本意而言，他幾乎一生都在傾注其全部的理論熱情論證西方資本主義精神萌發與示範作用的普世性特征。即使是在研究非西方文明時，他也不會忘記時時探究估測其演化形態是否會適合於他手中“資本主義精神”這把如測量模具一樣通用標尺的刻度。在東方包括中國曆史的研究中，我們甚至可以發現一個“韋伯式圈套”。韋伯的中國學著作《儒教與道教》曾經明確地把儒教置於清教摹本的既定價值預設中進行比附，進而得出了中國曆史中缺乏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理性形式和倫理基礎的結論。如果僅視其為一個東西方比較的個案命題似可不必深究，但其中所蘊含的方法論取向卻構成了一個普遍的理論圈套，籠罩住了不少學人的思維視界。此結論顯示出來的邏輯明語是：中國資本主義的遲緩發生，是因為資本主義要素缺席的結果。而其背後所屢屢暗示出來的邏輯潛語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生是西方的原創形態，東方乃至近世存在的資本主義要素是西方嫁接的結果。其邏輯圈套的最終蘊意是，即使從曆史情境中反向證明中國存在一個資本主義式的理性基因，也不過是在滿足了民族主義感情之後驗證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西方發明權。這從根本上講沒有跳出韋伯的價值觀“魔掌”。20世紀以來，落入“韋伯式圈套”之中的學者可謂不計其數，其中近期較典型的例子可舉出餘英時教授。餘先生在其精心撰述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文中運用大量史料反向證明近世中國商人的思想與行為中不乏類同於西式清教的軌範。餘先生的用意自然是借助“東亞四小龍”的現實經驗，尋覓東亞現代化成功的曆史因緣，希求擊破韋伯西式“理想類型”的壟斷壁壘。然而他的運思路徑恰恰是韋伯式的，其論式是中國傳統形態中存在一個非西方意義上的、可誘發獨特的區域現代化的自足因素。由此一來，本意是想證明東亞傳統的獨特性，卻反而成為韋伯式論題的一個合理性注腳。

以“韋伯式圈套”審視羅威廉教授第一部著作中的漢口研究，我們發現其論域指涉仍是類似於餘英時教授的“逆向反證法”，如其中引述大量證據指明漢口並不缺乏西方城市所具有的“現代性”（modernity），如已具備長距離貿易管理的核心作用，及類似於西方的都市化空間的拓展等，而不僅僅如韋伯所說隻是具有軍事城堡的功能，因為漢口的城牆在很晚才建築起來。也許是意識到了頻頻涉及韋伯式問題易陷於循環式的探索險境，羅威廉在其關於漢口的第二本著作《漢口：1796—1895年中國城市中的衝突與共同體》中完成了一次語式分析的轉換，即借助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社會學範疇進行城市結構的解剖。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無論從曆史上還是從邏輯上看，社會與國家在概念上的分野均是其產生的前提條件。這本著作也是建基於對國家—社會互動分合的理念探究之上的，隻不過他是以曆史實證的方式表達出來，注重的是一種所謂“事實上的公共領域”（de facto public sphere）。[37]和不少學者一樣，羅威廉始終反對把“市民社會”概念變成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工具，因此也始終把它限定為一種曆史性的描述。在第一本著作中，羅威廉已經發現，在承擔福利和慈善行為方麵，漢口於太平天國戰後社區服務範圍令人矚目的擴展，以及動議權從國家工具向居民與自治精英共同體的轉移，都以非官方的公共利益的名義才得以進行。在第二本著作中，羅威廉則已自覺地運用“公共領域”的概念去統攝和把握近世漢口的大量史料，以使之趨於觀念上的有序化。綜觀全書，其行文中呈現出來的反“韋伯式圈套”的邏輯理路是清晰可辨的，但仍然可以感覺到作者並未真正逾越西方中心論傳統所設置的目的論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