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史界試圖對80年代的一些命題進行反思和修正，許多學者不約而同地回避刻意使用東方/西方、傳統/現代的界分解釋，而試圖在尋找東西方共有的一些曆史範疇的努力中重新定位中國思想的特征。其中影響較大並引起爭議的詮說思路是嚐試在激進/保守的二分框架中呈現近現代思想的複雜脈絡。90年代初，餘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次講座中正式提出以“激進”和“保守“這兩個範疇概括中國近代思想的不同發展趨向，在隨後發表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一文中，餘英時指出：“激進”與“保守”這兩個概念來源於英文的所謂radicalism versus conservatism，而“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一詞則直接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由伯克（Burke）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中首先提出。為了避免西化的嫌疑，餘英時強調所謂激進與保守不是指哪一套思想，也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學派，而是一種態度（disposition），一種傾向，或者是一種orientation。這種態度是常常發生的，特別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有重大變化的時候，這兩種態度常常出現。[33]比如作為一種政治文化態度，中國曆史上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爭論，就可看成是保守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的爭論。餘英時認為，確定激進與保守的界限和坐標的劃分一般來說是針對現狀而言的：
最簡單地說，保守就是要維持現狀，不要變；激進就是對現狀不滿意，要打破現狀。要打破現狀的人，我們常把他放在激進的一方麵。要維持現狀的人，我們把他放在保守的一方麵。[34]
不過這裏馬上就會遇到一個問題：我們如何確定“現狀”的標準？或者說，中國古代是否存在一個和西方相類似的判斷“現狀”的標準？而且判斷激進或保守是否隻能按照西方啟蒙時期以來形成的共同線性發展指向作為標準？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曆史觀實際上是由一種“退化論”或“循環論”所支配著。“退化論”的基本前提認為，越古老的社會存在方式就是越合理的、越好的，而三皇五帝時期是人們最向往的黃金階段。“循環論”的基本論斷是，社會曆史的發展合理與不合理可能會交替呈現出來，對其做出基本判斷隻能采取一種相對主義的態度。這兩種曆史觀恐怕均無法用現代意義上的現狀和秩序的標準加以衡量。因為中國古代的現狀觀念不是針對一種現代意義上的進步與保守狀態而言，而是針對古老秩序的不同理解而言，兩者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碼事。比如王安石變法的目的確實意在改變現狀，但其根本的目標並不是促進社會和曆史的進步，而是使整個製度運轉更加符合古老的社會秩序的標準。在這個意義上，他和司馬光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那就是無論想衝破還是維持既有社會的現狀，盡管雙方都基於對古代秩序的不同理解，但終極目的還是為了恢複業已存在的某種曆史性的完美狀態。王安石的變法表麵上表現出的是一種激進主義的行動策略，比如廢除詩賦取士和記誦傳注經學，轉而使用經義和論策取士，顯示了唐宋以後的選士製度日益重視能力而不是教養的取向。這似乎與宋代理學家對道德的尊崇背道而馳。實際上，王安石的改革不僅包含了恢複古代學校之製的旨趣，而且其強調從符合製度功能要求方麵取士，並使士之事功與道德合二為一的要求，使王安石的改製方案似乎更像複原周代禮製的樣子。這不但與現在對維持現狀還是打破現狀的理解風馬牛不相及，而且也完全和現代人附加在他們身上的解釋背道而馳。因此，用激進與保守的框架顯然無法說明中國古代思想的變化態勢。
進入中國現代思想的語境，問題當然會變得更加複雜。中國思想的變局，無疑是應對西方世界滲透的一個結果，當然應對的程度素來就有很大爭議。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這種應對並非純粹的西化過程，同時也和對傳統思想的重新闡釋與解讀過程交織在一起，隻不過這種闡釋與解讀已失去了其原來的秩序作為依托而已。換言之，近代思想家即使和王安石時代的人具有某種“態度同一性”，即仍保留著對恢複古老美好社會的向往，這種態度也必須服從於以下目標的實現程度：即如何有效地使中國被納入到世界發展的秩序之中，又同時保持自身傳統仍處於合理性的狀態，這無疑是一個悖論式的選擇。比如康有為談“公羊三世說”，表麵上涉及的仍是一個傳統的經學嬗變的問題，但是康有為討論此問題的相關語境卻又使他必須相當迫切地考慮如何使中國發展適應於一種世界性的標準。他的“大同說”也由此變成了對民族—國家話語的一種終極目標的解說。康有為談大同理想時，已不可能是一種王安石式的對古代社會的憧憬態度，而是參照西方的現代性經驗來闡發社會的變化，或者借此說明社會發展應達到什麽樣的終極狀態。這是古代思想家根本不可能考慮的問題。
另一方麵，我們同樣很難用激進與保守的框架來評估康有為理論的意義。康有為的思想中既包含著極端性的社會構想，同時也包含著相當實用的現實設計方案，這些變革方案後來已基本成為清廷實施“新政”的資源，然後以國家行為的方式向基層滲透。因此，就康氏自身的思想結構而言，它顯然反映的是既激進又保守的複雜狀態。激進與保守的劃分，雖然強調激進主義占主導地位的餘英時已隱約意識到應該對這種趨向取批判的態度，而反駁者如強調保守主義占主導位置的薑義華則明確讚成采取激進主義的態度對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性，但他們共享的前提，卻都是對使用現代化標準衡量近代思想的無條件認同。這種前提共享實際上也是近代中國思想的一個主要特征。與西方有所不同，中國知識分子由於缺乏西方市民社會和公共空間作為依托，所以很難保持較為純粹的民間立場，中國近代思想史基本上走的是社會知識分子運動——國家設計——基層滲透的過程，知識分子的選擇往往和國家行為緊密相關，甚至更多地直接轉化為國家的對策性資源。當然，國家行為的改變不完全是知識分子行為直接造成的結果，而是外力催逼下達致的一種綜合效應。然而，無論是所謂保守型還是激進型的知識分子觀點，最後都不過是國家行為某一側麵的思想表述。比如國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相對複興，從表麵上看僅僅是對抗現代化霸權意識的一種傳統姿態的闡揚，可是同時它又刻意自覺地在曆史中尋找與現代化意識相關的因素，比如不絕如縷的“古已有之說”和“西學東源說”就是明顯的例子。這些理論的出現，既可以說是對西方現代化意識形態的被動反應，也可以說是參與中國現代化敘事的表現。
更明確地說，近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以後，任何保守主義式的複興言論都已不是一種孤立狀態的傳統複興運動，而是現代化敘事積極幹預下的一種闡說。這種闡說實際上配合了激進主義的言說方式。比如“儒教資本主義”和“東亞經濟模式”的解釋框架，表麵上是倡導恢複傳統儒學的價值，實際上卻是在有意論證儒學資源與資本主義運作方式到底存在多少契合點。與之相應的是，針對孔子的祭祀活動與對儒教的弘揚越來越變成了某種國家行為，而“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模式的流行卻又使任何複興傳統的行為不可避免地浸染上了商業運行的色彩。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的活動一旦與國家的總體性目標相吻合，而淡化了批判反思的色彩，那麽任何關於激進與保守的劃分策略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因為雙方不過是國家意識形態整合下一體兩麵的表述形式而已。
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的情況，除了中國思想史界長期受製於西方現代化話語的支配外，長期忽視民間“草根社會”的思想資源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於“草根社會”的傳統缺乏在上層領域的代言人，因此，“草根民眾”的意識在中國思想史中長期處於缺席和失語的狀態。可是事實證明，傳統在基層社會的表現恰恰證明了其存在的活力及其能動品格。因為人們突然驚異地發現，在經過幾十年嚴密的政治高壓和組織化控製之後，一旦出現了新的機會，基層傳統就會如雨後春筍一般迅速取代舊有的機製而占據優位，這些“草根資源”令人不可思議地從各個角落中湧現出來，重新支配了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草根知識階層”通過重修族譜、恢複祭祀圈、重整地方組織等形式強化民間傳統，但他們普遍缺乏與精英階層的溝通渠道，表現出的是一種純粹的自發行為。從這一層麵上講，民間行為與國家行為具有如此大的差異性。如果說，知識分子所闡釋的無論激進還是保守的主張不過是國家話語表述的不同側麵的話，那麽，用激進與保守的框架就更加無法概括“草根社會”的實際思想。筆者認為，未來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應該使精英思想在與草根思想的對話中重整和尋究其內涵與意義。
中國思想史研究應該超越激進與保守的二分辯論的另一個理由是，辯論的雙方往往各執一詞，卻在某種角度又似乎顯得各有道理。餘英時認為：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最後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幾十年前的“**”就是這個變化的一個結果。[35]而薑義華則反駁說，保守思潮在另一個意義上始終在中國思想界占據優勢。從兩方麵所持的證據來看，餘英時的論斷當然有相當的說服力，可薑義華的反駁也似乎不無道理。因為形式上的激進主義的行為，恰恰有可能是某種傳統思維支配的結果。比如毛澤東對中國教育體製的嚐試性改造，表麵上是專門化的現代體製影響塑造的結果。但從毛澤東的教育背景而言，其對現代專門化教育不重視行為實踐一直極為反感，而這一反感產生的背景，均與湖湘文化傳統中重視經驗教育的曆史淵源密不可分。因此，毛澤東表麵上倡導的激進主義行動如“上山下鄉運動”均可能是一種傳統方式的體現。因此，用激進—保守的二分策略顯然不足以概括近代知識分子思想的複雜性，因為二者可能恰好同時交織體現在某一思想家的腦海之中，甚至可能隻在某一階段、某一時刻激進支配著他的思想，而在另一階段、另一時刻保守卻可能占據了上風。
從廣義上而言，激進—保守的二分模式也長期支配著中國曆史學研究的基本導向。國內革命史敘事的主導線索就認為：中國激進—保守的對峙主要昭示出政治力量的對比，激進力量主要體現在對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反抗方麵，對代表激進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運動的解說，也往往圍繞農民為主體展開。“激進”這個詞基本包含著褒義的評價，而“保守主義”卻常常是描寫知識分子革命立場左右搖擺和不夠堅定的貶義用語。而基層民眾力量對保守知識分子思想的清算總是作為一個重要場景出現。而替代“革命史敘事”的“現代化敘事”則似乎是一個為知識分子正名的解釋，認為他們是現代化運動的創始者，民眾則重新被歸類為“被啟蒙的對象”，變成了“保守主義”者。“革命史敘事”強化的是現代化背景下農民運動的作用，“現代化敘事”則強調精英群體與國家行為的合謀效果。對知識分子與農民運動之角色對應關係的搖擺性評價已經揭示出，“激進—保守”任何一端的傾向性定位都不足以概括近代思想的複雜性。因為處於現代性處境之內的知識群體恰恰表現出既保守又激進的雙重身份，而用此框架分析農民階層的思想則更是難得要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