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我奉派與省社聯秘書長李德仁、學術秘書歐陽一道前往北京。她們負責與中央有關部門溝通，我則專門與學術界聯絡。在此之前，我已經將自己執筆撰寫的論文《從辛亥革命看資產階級性格》初稿寄給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範文瀾前輩。因此，到北京之後，我就直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

那時，近代史所的人都下放了，但因範老的托付，留下了劉桂五、王仲、趙金鈺三位專門接待我。劉桂五是學術秘書，王、趙二位則奉派具體審閱我的文稿。浙江大學的楊樹標正在近代史所進修，我就和他住在一間房。

在近代史所安頓下來之後，我認真聽取了劉、王、趙三位的修改意見，其餘時間就用來閱讀該所收藏的重要書刊。

有一天，桂五對我講：“你來了，劉大年你見不到了，他們都下去了。有一個人你非見不可。”

我問：“哪一個？”

他說：“黎澍。”

原來，為了加強對中國近代史所的領導，黎澍在前不久已被任命為該所的副所長。不過，辦公地點暫時仍在中宣部。

一聽說要到中宣部見黎澍，生平怕進衙門的我有點緊張，問桂五：“我能進去嗎？”桂五說：“沒問題。你有證件，你說明要找誰就行了。”

經桂五安排，我在約定的時間前去拜會。中宣部的門禁並不嚴，也沒人查我的證件，我徑直就進去了。進去之後又迷茫，因為我不知道他的辦公室在哪裏。問了幾個人也不得要領，都說：“他調走了吧。”

正在為難之際，一個中年婦女路過，主動問我：“你找誰？”我說：“找黎澍。”她笑著說：“跟我走吧。”

跟在這位女同誌的後麵，我進了一間很大的辦公室。一張很大的辦公桌前，一個謝頂的中年人正在伏案工作。“這不是列寧在十月嗎？”我心裏這樣說道。

女同誌上前，輕聲說道：“有客人來了。”說完便進了內室。後來才知道，這位女同誌乃是黎夫人。

黎澍讓我坐下，不等我說明來意，便滔滔不絕地談了起來。看來經桂五安排，他已知道我的來意。他所講主要圍繞兩點展開：雙百方針，實事求是。

講雙百方針的時候，反複解釋之外，還給我打比喻：“如果一百株花都是一樣形狀，一樣顏色，好看嗎？又好比一百隻鳥，叫起來都是一種聲音，好聽嗎？”看我點頭，他才滿意地笑了。

講到實事求是，他說：“現在學風不好，盡講空話，空頭理論，範老要在《曆史研究》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反對放空炮》。中央現在提倡實事求是，你們要開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正好可以借此改變學風。”

他還問我準備提交什麽論文，我說是結合辛亥革命探討資產階級性格。他對此未置可否，隻是強調一定要有大量史料，從曆史實際出發，並勸我不要參加當時頗為熱鬧的辛亥革命時期主要社會矛盾的爭論，切切實實做自己的研究。

臨別，他鄭重其事地告訴我：“中央已經正式同意在武昌舉辦這次會議，並且希望通過此會糾正當前學風。”他還叮囑，因為尚未正式發文，暫時不要向湖北傳達消息。但我實在大喜過望，沒有想到我的一個臨時動議，中央如此重視，將其放到糾正學風的高度，忍不住向李、歐兩位大姐透露了這一信息。有了這一重要信息，我們就等於吃了定心丸，北京之行的目的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