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態度明朗之後，武大、華師、武師（現湖北大學）等高校老師立即分頭準備學術論文。為此，我們學校的幾位老師還專門做了一些調查。
我們到上海、南京搜集過檔案文獻。在南京主要是去了史料整理處。史料整理處當時屬於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後來獨立為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第三所即今日的近代史研究所。史料整理處人員不夠，對史料的最基本的整理尚未完成，連編目都未做好。我們去了，提出要看資料。工作人員問：“你們要看的材料大致屬於什麽時段？”我說：“清末民初，和辛亥革命有關的。”工作人員帶我們到庫房，用手一指，說：“大概就在那裏，你自己去找吧。”我順著他的手一看，一麻袋一麻袋的檔案擺在桌上，連封都沒有開過。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在短期內查到有價值的檔案，我們隻能盡量找一點。
除了查閱檔案，我們還進行了田野調查。幾個老師分頭帶學生到湖北一些地方調查辛亥革命前人民反抗清朝統治的情況，收獲比較大的，是陳輝老師帶的那個分隊，在襄樊地區搜集到大量江湖會的文獻，後來編了一本書，叫作《江湖會資料選輯》。我記憶最深的，是田野調查時的生活狀況。
才南下武漢時，生活水平比較高。我記得和華大合並之後，一個星期至少打兩次牙祭，都用臉盆去端肉。雖然沒有桌子，隻能蹲在地上吃，但吃得確實比較好。與在河南時的生活相比，那時過的，簡直就是神仙日子。1957年的生活也還可以，1958年我在農場，遭遇水災之後過了一段苦日子，但就全國範圍而言，生活也還不錯，那一年自認為豐收，“糧食吃不完”，大家都敞開肚皮吃。1959年以後開始有問題了，到1960年以後最明顯。我們恰好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出去開展田野調查，經常忍饑挨餓。
有一回，我一個人走在鄉野，由於饑餓過度，癱了下去。那時候，在全國範圍內，癱下去之後再沒有起來的恐怕不勝枚舉。我很幸運，正昏昏然感到靈魂要出竅的時候，有一個挑蘿卜的鄉民路過。我掏點錢給他，買了一個蘿卜，稍微擦一擦泥巴就吃下去了。待體力略略恢複了一點，繼續趕路。
鄉村的集鎮上也有賣熟食的。在那年頭，所謂熟食也很可憐。有一種是菜葉子裏包點蘿卜絲或別的什麽東西，象征性地給一點點油，蒸熟了，就算是點心。也有蘿卜湯，要一塊錢一碗。若是藕湯，那就更貴一些。我們曆史係有位老師，個子高大，食量也特別大。因為餓得難受，工資的結餘，都喝蘿卜湯喝掉了。這聽起來像是笑話，但卻真實不虛。
不過，就是在那麽艱難的環境下，也可以感受到幹部的“特殊化”。有一天晚上，我和幾位同事借住在一個大隊的隊部。沒有正式客房，在地上鋪稻草打地鋪。我跑了一天，困乏極了，很快入睡。後來被隊裏幹部叫醒：“宵夜，宵夜！”我眼睛還沒有睜開，就聞到了白米稀飯的味道。在缺少食物的日子裏，味蕾最為敏感。平常隻是淡淡清香的稀飯，在那天晚上，簡直芳香撲鼻，令人口頰瀾翻。我們一骨碌爬起來，接過就喝了。原來，隊幹部把我們當幹部，讓我們分享了他們的“小秘密”。我們雖然覺得這是一種幹部特殊化的表現，喝著有些別扭，但還是本能地服從了味蕾的指揮，一口氣喝得精光。
講到田野調查中的夥食，我的記憶中還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雖發生在多年以後的“**”後期，仍不妨在此一並記下。
那一天，我跟劉望齡一起在陽新縣半壁山調查完畢，走幾十裏山地趕輪船。乃至到碼頭，已是夕陽西下，船要第二天才開。碼頭邊冷冷清清，幾家小店早已關門，船上也沒有東西可買。我們吃了午飯，但趕了半天路，早已饑腸轆轆。
我們離開碼頭，信步走去。一路死寂。突然，不遠處鄉村小街的某一處，燈火通明，非常熱鬧。走近一看，又是蒸東西，又是炸東西，還掛著紅彩。原來，有人家在辦喜事。我計上心頭，高興地對劉望齡說：“有了，今天晚餐有吃的了。你去找主事的要一張紅紙，我來給他們寫幾個字，落上華中師範學院誰誰來賀，包你有得吃的。”
川江漂流的經曆使我知道，中國農民好客，喜慶時尤其愛熱鬧，我們一脈斯文，前往道賀，東家肯定心生歡喜，必定邀請我們吃酒席。但劉望齡覺得這樣做不好，他似乎覺得這麽做是騙吃騙喝，因此不願意過去，還一個勁地催我走。我還想動員他，他說：“要去你去，我先回船去了。”
劉望齡1957年畢業，留校任教，是我的學生。我本以為憑著自己的“江湖經驗”，能夠解決那天的晚餐問題，沒想到他把話說到這個份上了，隻好跟他回船，餓了一個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才在碼頭邊的小店進食。其實望齡有胃潰瘍，餓得比我更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