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於1961年10月在德明飯店舉行。在那之前，湖北省社聯曾經有一個非常之舉：將本省的論文作者集中到洪山賓館進行修改。這一舉動，從生活與學術兩個方麵來看都非常必要。
在生活方麵，經過“自然災害”的嚴重摧殘，高校教師的身體已經受到了很大損害。因為長期吃不飽，營養不夠，患浮腫與肝炎的已經非常多。此前我在家裏撰寫、修改論文，吃不飽不說，還沒有暖氣，很冷。有的時候，空氣中飄飄****傳來評論中國乒乓球隊和外國舉行比賽的聲音：“一板！”“又一板！”“真好看！”不知是誰家收音機裏傳出來的，我不敢去聽，一聽就無法寫作。偶爾聽到，還將其轉化為激勵自己的力量。乒乓球隊員“一板”“又一板”，為國增光，我努力撰寫好論文，也是為國增光吧。但僅僅靠精神力量還是不行，我那時已很消瘦，將近170厘米的個頭，體重不足50公斤。在家寫作的時候，又冷又餓，經常頭昏眼花。
在論文質量方麵，武漢大學吳紀先和彭雨新兩位教授的論文，都是出自學術老手的規範佳作。我的那一篇，因為已經聽取了近代史研究所同仁的意見，做了幾次重大修改，也還能勉強過關。其餘的，多出自缺乏學術論文寫作經驗的高校青年教師，好些論文雖然資料翔實，條理也清楚，但卻很像一般的教材或講義，沒有側重於提出新問題、新見解，讀起來平淡無味。
在這種情況下，把作者們集中到洪山賓館集中修改論文，簡直就是一場及時雨。
洪山賓館的糧食定量，雖然和學校一樣，每人每月27斤，但不再折扣。一般單位都要折扣，每月每人隻能吃24斤。不是克扣，而是怕萬一出什麽問題，必須留一點做後備。（也有特殊情況，1960年我曾短期率領學生到漢南縣修鐵路，大概因為勞動強度大，每天的配給是24兩米，也就是一斤半，那時一斤是十六兩。我們回來的時候，食堂將大家一天的米都煮成飯，每個人拿個袋子裝著，結果，還沒有到中午，大家就把飯吃完了。在沒有什麽菜和油水的情況下，人的飯量真大）洪山賓館足額供飯，大家可以吃得稍微多點。另外，雖無大魚大肉，但炒菜油水畢竟多一點。應該說，入住洪山賓館之後，基本營養是足夠的。社聯的領導人中，彭展與我們“三同”，入駐賓館，指揮調度一切。他看我任務重，飯量大，總是將自己定量的米飯撥一半給我。為了化解我的羞愧，他還找借口：“我患有肝炎，沒有食欲。”此情此景，終生難忘！
鑒於作者多半缺乏論文寫作經驗，社聯專門安排了兩位《理論戰線》（後更名為《江漢論壇》）的資深編輯參與論文修改的討論，為大家提供必要的建議。
武師的陳祚津等提交的《論武昌起義》一文，選題很好，但寫得太平，純粹是史事陳述，雖經反複討論推敲，仍然難以突破。但是，武昌起義在辛亥革命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學術研討會又在武漢舉行，必須回答辛亥年何以會爆發武昌起義這一問題。劉桂五每次來武漢，也總是和我們講：“會議在武昌召開，你們必須回答：辛亥革命為什麽首先在武昌爆發？”經再三研究，最後決定，由我與陳輝、陳祚津將原稿推翻重寫。陳輝認真負責，陳祚津樸實寬厚，我們很容易通力合作。經數度討論商定新的思路和框架之後，由我執筆撰寫。那時我剛三十出頭，隻要填飽了肚皮，倒也精力旺盛，隻花了兩三天時間就把文章改好了，題目改為：《武昌起義與湖北革命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