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離開金大
形勢變化很快。與劉不同先生辯論之後不久，就有消息傳來，國民黨要實行大逮捕，必須疏散一部分人。我因為在辯論中第一個發言，所言又全脫胎於《新民主主義論》，因此目標很明顯。一個晚上，曾憲洛來到我臥室，很嚴肅地和我討論了一回，並說：“你必須走！和我一起走。”路線是從上海到四明山區。
聽說他將和我一起走，我非常高興。但是，在那之後，他好多天都沒有露麵。本來我們的宿舍樓連在一起，相見並不難。但恰好在那節骨眼上，就是見不到他。原來，形勢緊急，他到上海做聯絡工作去了。平常我都隻與他聯絡，現在找不到他，心裏很緊張。
並且，那個時候，話傳得很快，謠言滿天飛。我走在校園裏，經常會有熟人過來問：“你還沒有走啊？”這更增加了我的壓力。我突然意識到，原來，大家都知道我要走了。這就意味著，暗中活動的敵人也可能知道我要走了。多危險！必須馬上走，不能坐等曾憲洛了！
恰在這時，我的一個青年軍出身的同學羅卓犖為我提供了一條可以投奔解放區的線索。他本來不屬於進步團體的，有一段時間對我們甚至還滿懷敵意。但是，在第一學年結束之後，由於大批忠於蔣氏父子的出身青年軍的學生被開除出校，加上形勢變化很快，他慢慢受了我的影響，開始同情進步運動了。有意思的是，他與漢口的兩個小學教員有聯係，這兩個小學教員屬於中共地下組織的外圍成員，通過他們，可以聯係到地下黨，投奔解放區。他既已同情進步學運，自己也願意和我一起投奔解放區，於是自告奮勇幫我聯絡。
很幸運，一下就成功了。於是，他和我，還有另外一個和他一樣出身於青年軍但已同情進步運動的同學嚴國超，加上王元聖和他的一個在政治大學讀書的老鄉黃賁，在1948年11月的一個清晨，悄悄離開金陵大學，從下關坐船，逆流而上，前往漢口。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在我們走了之後沒多久，大概就是11月下旬的某天晚上，半夜時分，大逮捕的觸角真的伸到金陵大學去了。我很慶幸走了，要不然，那一口書箱就擺在我的床底下，很容易被搜出。隻要打開一看，就可以坐實我的“通共”罪名。何況，在那次辯論中，我還是一個主要發言人。聽說大搜捕的時候，有的同學慌亂之中把一些違禁品從窗口扔出去，結果同樣被逮個正著。當然，這些同學也和我一樣，不是真正的地下黨員，而隻是同情分子，最多是個活躍分子，缺乏對敵鬥爭經驗。突擊搜捕，能夠抓住的，基本上也就是這些人，那些真正的地下黨員，非常老練，藏得很深，反而抓不著。
有一位同學，長著一張娃娃臉，別人給她照相，洗出來一看，都忍不住笑她“破涕為笑”，當時誰都沒有想到她是地下黨員，新中國成立後才知道，原來她當時是地下黨的支部書記！因此，真正的黨員，被抓住的反而不多。
不過，被抓的活躍分子中，也有一些表現得非常從容的。有一個女生是民主人士鄧初民的幹女兒，白沙女中朱彤老師的得意門生，就是一個在前台的活躍分子，在那次大搜捕中被捕之後，有一天，從拘留的地方捎出信來，要同學給她拿支口紅去，被捕的時候走得太匆忙，無法化妝。被捕了還有心情塗口紅化妝，這也是一種風骨吧，以此顯示對國民黨權貴的藐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