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國內戰爭已進入決定性階段。這時，“第三條道路”的主張也越來越響亮，鼓吹既不走共產黨的道路，也不走國民黨的道路，而要走一條新的民主之路。我們認為，這種主張對中國革命而言，是一種阻力。於是，爝火團契聯合其他社團，在金大舉辦了一場討論會。討論的主題，就是“中國往何處去”。當時，“第三條道路”的一員幹將劉不同先生在南京擔任大學教授，我們還特意邀請他來參加討論。
這次活動組織上似乎有點問題。海報貼了，對立方的老師也請了，但自己這一方如何發言，則缺乏嚴密安排，而隻是口頭說一聲：“討論的時候，發個言吧。”至少我收到的，隻是這麽一個通知。因此，我一直以為另外安排有主講人，沒有認真準備。
討論原定在北大樓的一個大教室，能坐百把人，因到會者越來越多，竟達到三四百人之多，隻有臨時改在樓前左邊草坪上。大家圍成一個大圈，有的坐著，有的站著。
討論開始，由劉不同先生先發言。劉先生有“劉大炮”之稱，很能講。他的發言，雖滔滔不絕，但語言簡潔，洪亮而又雄辯。劉先生講完之後，有點冷場。因為他侃侃而談，我們又缺乏精心準備，難免有點緊張。
這個時候，有人用手戳了我一下，說：“章開沅，你先講。”
這次活動是我們團契領銜組織的，我們有責任講一講。我看大家都有點緊張，隻好故作鎮靜，開口講了起來。“學生挑戰教授”，好像很有英雄氣概，其實不是這樣。我本來站在別人後麵，被慫恿出來講的時候，也沒好意思站出來，還是站在別人背後講的。講的內容也沒有什麽自己的創造，無非是將《新民主主義論》上的東西，用自己的語言表達一下罷了。
不過，因為我對《新民主主義論》非常熟悉，因此販賣起來也可以滔滔不絕。在我長篇大論之後，氣氛就緩和多了。別的同學看我如此勇敢，也接二連三地發表意見，從國際國內各個方麵論證“第三條道路”何以走不通。由於我們人多，倒也顯得有氣場。
不過，辯難之中，劉不同先生始終不慌不忙，有條不紊，很有風度。並且，他也不是完全孤軍作戰。曾經與我同室的那個基督徒，就和劉先生同一戰線，在我發言之後，甕聲甕氣地反複問我一個問題：“章開沅，你說第三條道路走不通，那你說，中國該走什麽道路？”看那架勢，他就是想逼我明明白白說出“中國應該走新民主主義道路”。我也不含糊，你逼我說，我就是不說。在那種場合，如果公開說出“新民主主義道路”，那就會給人留下把柄，遭到迫害。我這點警惕還是有的。因此，話隻說到一定的程度，雖不明白說出，但聽者腦中自然明白中國該走新民主主義道路。
總之，那次辯論，很難說哪一方取得了勝利。但是，我們這群民運學生，至少在客觀上幫了共產黨的忙，宣傳了新民主主義的正確與美好前景。也正因為這樣，我和其他一些同學，雖然在辯論中有意保護自己，但還是被當局盯上了。於是，我們隻好離開金大，逃離南京，投奔解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