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天，臨近我連的四連發生一次“鬧營”。“鬧營”分兩種。一種是無意識的，士兵晚上做噩夢，或者夢魘，驚醒後大呼小叫，引發連鎖反應，以致造成混亂，這種又叫作“驚營”，一般不會處分當事人。另一種則是人為操縱的，那就是大事，為首者可以槍斃。
四連那一次“鬧營”的起因，是該連有一個軍官，帶兵方法老式，動輒打人。那天操練，軍官打了士兵，士兵不服，到了晚上，相互鼓動，鬧事反抗。此事本來與我毫無關係，但一聽說軍官打了士兵，就非常激動。我連與四連宿舍相接，但五連全連的士兵都睡著不動，就我一個人起床，跑到四連那邊，跟著吼叫抗議。
四連的連長經驗不足，眼看就控製不住局勢。這時，營長隻有親自出馬，緊急命令全營集合，斷然叫號兵吹集合號。這一招果然靈驗，因為入伍已逾半年，大家已經習慣於一切聽從號令。三個連迅速列隊站好，隊伍宛如一個“凹”字。
營長對四連鬧營予以嚴厲訓斥，這本來也不幹我的事。但在末了，營長順手指了我一下，吼著說：“章開沅，你這個小學生也跟著瞎鬧！”
現今想起來，這句話其實是在為我開脫，因為很明顯，他說我是“跟著”鬧，最多是個從犯，不是主犯。“小學生”者年幼無知也，也屬於寬恕之詞。但我當時真正是年幼無知，而且太過自尊加自信，覺得“小學生”幾個字深深刺痛了自己，竟然出列頂撞：“我是小學生？我還不止是高中生呢！我讀過大專……”
張連長和楊排長一看，趕忙製止：“章開沅，回列！”
我偏偏不肯回列。這一來，營長真的發火了，因為服從乃是軍人天職，決不容許下級當麵頂撞上級，何況又是正當嚴重事態之際。
“值班衛兵把章開沅押走，送到團部去，關重禁閉！”營長一聲令下，我立即被兩個衛兵押送到團部去了。
團部有一個單獨的重禁閉室，我就被關到那裏麵，外麵還有衛兵持槍監視。不過，對我也沒有進一步的懲罰，因為我畢竟不是鬧營的頭頭。後來才知道，四連那個帶頭鬧營的被送到軍法處審判，受到更重的處罰，終於病死。
我們團部的重禁閉室是一間很寬敞的房子，高高的，頂上有亮瓦，大概是倉庫改的，沒有窗子，也沒有正式的門，入口處是一個鐵柵欄。把你往裏麵一送，哨兵在外麵一站，插翅難飛。
關重禁閉有兩件事情不好受。一件是晚上總是有一盞很亮的電燈正照著頭部，讓人休息不好。不過我瞌睡大，不久之後，在強燈之下，照樣睡得很香。從那以後就形成不良習慣，晚上可以開著燈睡覺（習慣於躺在**看書）。一件是飲食，每餐都是一大碗白米飯，沒有菜，連鹽都沒有。關禁閉久了的人會水腫，就是由於缺鹽造成的。我在重禁閉室待了個把月，但卻沒有水腫，那是因為得到了戰友的幫助。
我有兩個戰友，都是南京人，入伍前，一個是印刷廠的排字工人，叫王正炳，一個是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叫倪什麽春，中間那個字忘記了。我被關進去不久，他們兩個來看我。臨走，交給我一個水壺，高聲說：“這個水壺留給你，口渴的時候可以喝點水！”我打開一看，一滴水都沒有，滿水壺的辣椒炒豆豉！他們衝著我狡黠地一笑，走了。那成了我的寶貝！從此，飯也吃得下去了，人也有勁了，不要擔心臉變腫了。但一個人坐禁閉，完全失去自由，不準看書閱報，也不許唱歌拉二胡，整日默默無語。房間不見天日，又無鍾表，隻有看著亮瓦射入的光影轉移，才能大致判斷時間。日子就這樣一天又一天度過，這才是最大的煎熬。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我和衛兵混熟了。其中有一位對我特別好。他知道我既不是什麽政治犯，也不是什麽要犯，沒有犯什麽罪。他居然放我出去走走：“你可以到附近轉一轉，但不要到大街上去，在偏僻一點的地方遛一遛是可以的。”
我真要出去的時候，他又有些不放心，反複叮囑：“千萬別招搖，小心被長官看見。要被發現，我就要倒黴了！在換崗前一定要回來！”能出去走走，曬曬太陽，真是莫大的幸福，對他的囑咐我都答應，並且認真遵守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