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我隨同胡繩一行應邀前往東京參加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到達的當晚，日本友人北岡先生邀我到淺草一家小酒店敘舊。

由於時間已晚，客人剩下的為數不多，但有位公司職員模樣的中年人卻自斟自飲自唱《北國之春》，歌聲優美而又略帶感傷，引發一片熱烈掌聲。北岡與其他日本客人大概都經常光顧這家酒店，所以彼此較為熟悉。他突然乘興站起來，介紹我這個來自中國大陸的曆史學者，於是又引發一片熱烈掌聲。

有一位坐在偏僻角落裏的老人突然起立，緩緩走過來向我深深鞠躬，麵容凝重、語音低沉地說：“請先生回國時務必帶回一個前日本士兵永恒的懺悔，他在戰爭中到過南京、開封等地，並且做過許多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

我們緊緊握手，片刻相視無言，正想進一步細談，卻又見老板娘已是淚流滿麵，淒愴欲絕。原來，1941年她還未度完新婚蜜月，太平洋戰爭即已爆發，丈夫被緊急征召派往東南亞，從此音信渺然，據說是乘船在海上被盟軍飛機炸沉而死。17歲的新娘從此孤身隻影，曆盡滄桑，艱苦備嚐，總算晚年得以在淺草開一小酒店聊以謀生。

目睹此情此景，大家都靜默無語，侵略戰爭帶來的損害，特別是精神上的痛苦，其延續的時間是何等長久啊？我與謝罪的前日本士兵匆匆告別，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歸途，卻忘記與他交換名片。

在那之後，我每到東京必去淺草，並非嗜酒，亦非購物，而是想重溫那年深秋之夜的情景，但卻始終未能尋得那婦人與老者的蹤跡。我與這婦人與老者的緣分大概就僅限於此吧？

1997年8月中旬，我應邀參加南京市為紀念“南屠”60周年而舉辦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且有幸被安排與東史郎在15日上午同一分組會報告。開會之前，我正坐在會議室靠進口的座位上小憩，忽然進來一位滿頭銀發神清氣旺的老人，陪同他的是一位文靜俊秀的日本女士，他們循例施禮後便坐在我的旁邊。由於語言的限製，而且都在準備自己的發言，所以沒有相互交談。根據節目的安排，我估計這位老人可能就是東史郎。

東史郎的發言安排在分組會的末尾。他徐徐站起，挺胸收腹，腰杆挺直，依然保持軍人姿態。講題是《與“虛構派”挑起的南京戰爭審判做鬥爭》，他以低沉然而渾厚的聲調開始：“南京大屠殺50周年時，我披露了南京之戰的個人經曆，以《我的小隊》為題出版了日記，之後不斷受到‘虛構派’的頑固攻擊，他們鼓吹南京事件是虛構的，現在我正在為他們挑起的審判鬥爭而奮起應戰。我認為，述說戰爭事實是建立親密友好關係的基礎；作為戰爭的經曆者，向人們說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為反省的依據，這是參戰者的義務。”老人的聲調漸趨激昂，麵色轉赤，目光炯炯。說到憤激處，振臂高呼，仿佛向全世界聲討邪惡、維護正義……全場靜默無聲，我則陷於沉思之中。心頭猛然一震，那麵龐，那眼光，那神態，不就是16年前深秋之夜在淺草小酒店誠摯請罪的日本老兵嗎？

會議在持久熱烈掌聲中結束，我起立向東史郎握手致敬，隨即坐下稍事敘談。他首先送給我一份講稿打印本，並且著力簽寫“東史郎，85歲”。由於翻譯已先行離去，我們隻有筆談。

與東史郎合影（1997年）

首先是交換名片，他沒帶名片，便在一張紙上留下地址：“京都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〇聯隊上等兵，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後町間人，東史郎，TEL：0072 750070，八五歲。”

我問他在中國哪些地方打過仗？他回答“戰鬥曆：河北省，南京戰，徐州攻擊，大別山脈戰，漢口攻擊，襄陽攻戰，敗戰寧波”。

經過反複筆談，我終於問他是否曾於16年前秋夜在淺草小酒店向一個中國人為侵華罪行悔罪。他對我看了又看，眼睛突然一亮，臉色更加緋紅，緊緊握著我的手，確認那個老兵就是他。

人生何處不相逢，世界真是太小了啊！在場的人都深深感動了，熱烈鼓掌祝賀中日兩個老人16年後的重逢，並且攝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