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張純如（Iris Chang）的交往不算很多，但我知道，她家與邵子平家關係特別密切。在台灣的時候，兩家就是鄰居。在美國，純如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時，邵子平提供很多幫助。她正是通過邵子平，得以知道耶魯神學院收藏的“貝德士文獻”。邵子平在紐約郊區有一處房產，純如在耶魯神學院查閱檔案時就住在這裏，子平還將自己的一部車借她使用。在她尋訪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第一任主席拉貝的足跡、發現《拉貝日記》的過程中，同樣得到了子平的幫助。因為純如不懂德語，日記的保存者拉貝的外孫女萊因哈特英語不過關，溝通有困難，而子平留德多年，又長期在聯合國工作，所以正好為她們之間的溝通提供幫助。
張純如在查閱了大量曆史文獻、做了大量口述采訪的基礎上，撰寫了《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Ⅱ）一書，於1997年在美國出版後，立刻引起轟動。
1998年6月28日，我偕同邵子平、吳章銓等老友一道出席AJPAP在紐約舉辦的“日本證人訪美代表團”報告會。張純如也參加了這次報告會，以學者身份，報告了她為什麽要寫《南京暴行》以及創作時的心路曆程。
是日晚，AJPAP與其他一些團體聯合宴請日本證人代表團和到會學者嘉賓。參加宴會者相當踴躍，情緒也極為熱烈。張純如還當場簽名售書，購書並索取簽名者絡繹不絕，她顧不上吃飯也應接不暇。
邵子平見了，笑道：“唐德剛、吳天威、章開沅研究大半輩子南京大屠殺，還趕不上這個小姑娘引起如此轟動。真是叫人跌破眼鏡！”他說的是大實話，吾等老朽當然甘拜下風，並且為南京大屠殺真相能通過英文著作為更多西方人士知曉而感到由衷高興。
晚宴上，又請與會學者演講。我在演講結束時講了一個笑話：“如果日軍再次偷襲美國，一定不會再選擇珍珠港，而是把耶魯神學院作為首選目標。他們在炸毀相關藏檔之後將會神氣活現地說：‘Iris（純如英文名），我們早就說過你的書是毫無根據的吧！’”
這一笑話在當時引起哄堂大笑，為宴會增添若幹輕鬆氣氛。其實，我之所以講這個笑話，乃是確知張純如的書出版之後，已經受到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的攻訐，給她帶來困擾。2001年，美國夏普公司（M.E.Sharpe,Inc）出版《天理難容》的英文版，其初衷之一，正是為了使更多西方讀者了解，純如的敘事乃是依據耶魯藏檔中有關“南屠”的大量鐵證，真實不虛，不容置疑。
但是，沒有想到，2004年，純如飲彈自盡了。
痛失同道的同時，我不禁追問：何以至此？純如出身於書香門第，從小接受良好教育，熱情內斂，婉約沉靜，愛情美滿，家庭幸福。僅僅是因為日本右翼的攻訐？她的著作有理有據，經得起推敲，沒有什麽好害怕。個人認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大屠殺事實對她身心的巨大衝擊。
她的死，令人想起另一位女性。這一位女性，名字叫作華群（Minnie Vautrin），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教師。大屠殺期間，華群留了下來，金女大成為收容女性難民的收容所。因她保護了大量女性，被難民稱為“活菩薩”或“華小姐”。但是，這位難民心中的“活菩薩”，卻因整天麵對各種殘酷的暴行，精神瀕於崩潰。1940年，她因精神失常，被送回美國。一年之後，她打開廚房的煤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純如雖沒有像華群那樣直麵日軍的暴行，但卻是另外一種直麵。後世的研究者，在深入閱讀那些充滿恐怖的文字的時候，都難免毛骨悚然，心境驟變。純如為了創作，尤其需要進入到大屠殺的曆史情境中間去。並且，華群麵對的還隻是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中心的日軍暴行與難民呼號，而純如麵對的，則是所有與大屠殺相關的文獻，進入的是整個的曆史現場，以及大量血淋淋的圖片和幸存者的痛苦回憶，她的精神受到的衝擊之巨大，恐非常人所能想象。她因直麵大屠殺場景而精神抑鬱，而最終選擇死亡，這和華群女士真有幾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