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個筆記本上草草地寫著如下一段話：“上午中央國際廣播電台電話采訪。江蘇人民出版社楊副總編電話約書稿，將來漢麵談。10時20分去機場（赴日）。”這是發生在1997年12月10日的事情。此次赴日，是去東京參加紀念南京大屠殺60周年國際會議。動身前接受的采訪，也是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出版社所約的書稿，還是關於南京大屠殺的。
從那一段簡單的記錄，可知我當時確實挺繁忙的。實際上，大概與1997年是南京大屠殺60周年有關係，那一年，國內外對這一事件都給予了大量關注，和1995年的“內冷外熱”頗為不同，我也因此而接受了國內外大量媒體的采訪。過慣了寂寞的學者生活的我，一旦置身熱鬧場合，頓感紛紛擾擾，頗為不適，一度血壓飆升，高到220/110。
那時沒有從武漢到東京的直航，我在10日先抵達上海，在東航招待所過夜，第二天再飛往日本。
到上海之後，才進賓館房間，行李還未放好，便聽見有人敲門。開門後，看見兩個陌生人並肩而立，本以為是敲錯門，他們卻彬彬有禮地問道：“請問您是章開沅先生嗎？”
我有點驚訝，他們忙遞交名片，並自我介紹是TBS上海支部的負責人與資深記者，[1]原來又是有關“南屠”的采訪！那天晚上，接到妻子從家裏打來電話：香港無線電台也想到武漢采訪我。隻有苦笑婉辭。
11日上午，乘東航班機，於中午時分到達成田機場。會議事務局長上杉聰先生親自到機場迎接，同機到達的還有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江蘇省社科院的代表以及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伍正禧。投宿旅社就是我1993年暑假住過的後樂賓館，所以環境比較熟悉。
晚宴接風實際上是工作餐，主要是讓伍正禧、孫宅巍、胡菊容、我同幾位翻譯會晤，討論演講稿中某些詞句的譯法。因為我在文稿結尾引用了一位死於海上的少年學生兵的遺詩：“為什麽日本人的死，隻有日本人悲傷？為什麽別國人的死，隻有別國的人悲傷？為什麽人類不能同歡樂、共悲傷？”翻譯覺得這首詩很感人，但苦於找不到日文原詩，深恐從中文返譯有失原意。我手頭也沒有原詩，隻好求教於原詩的提供者東京大學田中正俊教授。
回賓館後，東京中文《時報》記者徐靜波來訪。他對我的研究工作興味甚濃，決定作係列介紹並轉載《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見證》一書的部分章節。
12日下午，上杉聰開車送我們到日本國會議員會館，在田英夫眾議員的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到會記者甚多，會上主要由拉貝的外孫女萊因哈特夫人與伍正禧發言，並由上杉聰協同回答記者提問。
由於新聞發布會上我沒有指定的發言任務，上杉悄悄問我：“能否接受《赤旗報》的專訪？”我答應了。采訪是在國會議員休息室舉行的。《赤旗報》記者古莊智子屬於該報社會部，是一位嬌小玲瓏的女士。由於她不知道我對《赤旗報》的態度如何，起初多少有點拘謹。我便借用列寧的話說：“有《國際歌》的地方就有我們的同誌，我們都是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奮鬥啊！”旁聽的人都笑了起來，她的表情也頓時變得輕鬆愉快，所以采訪進行得非常順利。會後，《赤旗報》發表了她的專訪，新華社《參考消息》立即轉載。有人以為這是中共與日共兩黨和解的早期信號，其實我對此類舊時意識形態之爭早已厭倦，絲毫也不了解兩黨關係新的解凍動向，純粹是為了通過更多的日本媒體讓更多的日本人民了解南京大屠殺的曆史真相。
13日上午，紀念南京大屠殺60周年東京國際會議正式開幕。我做基調報告，題目是《一個中國學者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過程》，沒有采取國內人們慣用的慷慨激昂的憤怒聲討方式，而是以比較平靜客觀的學術態度，講述自己對於南京大屠殺這段曆史，如何由缺乏認知，經過查閱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原始檔案，終於了解曆史真相的心路曆程，並分析日本軍國主義及其狂虐殘暴性格形成的社會曆史文化根源。
最後，我引用了兩位死者的話作為結束。一是貝德士老師在那段苦難歲月說過的一句話：“給全球以和平，給人類以慈悲。”另一則是那個死於少年的日本士兵的俳句：“為什麽日本人的死，隻有日本人悲傷？為什麽別國人的死，隻有別國的人悲傷？為什麽人類不能同歡樂、共悲傷？”
我從心底感激翻譯鹿野裕實子，她對我的講稿內容理解得那麽深刻，情緒節奏把握得那麽準確，翻譯真說得上珠聯璧合、絲絲入扣。我不懂日語，但從聽眾的眼神與情緒反應可以看出她的翻譯功力，及其所促成的講演者與異國聽眾之間的流暢溝通。
基調演講之後的議題是證言匯集，由伍正禧作被害者證言，東史郎作加害者證言。
伍正禧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1937年冬天全家被日本侵略軍殺害，隻有十多歲的他幸免於難，但身心也受到嚴重傷害。他陳述著一幕又一幕親眼看見的日軍燒殺**掠的殘暴情景，講到悲憤之處不禁痛哭流涕，翻譯伴隨著哭了，許多聽眾也哭了。
東史郎以親身經曆與所見所聞的確鑿事實，揭露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與其他各地的暴行，觸目驚心，慘絕人寰。東史郎鶴發童顏，聲如洪鍾，他的慷慨陳詞很富有感染力，聽眾報以掌聲與呼號，把紀念大會推向新的**。我在台下親眼看到一個老兵昂首挺胸站立起來，大聲用當年軍中的粗話痛斥現今日本政府遲遲不肯為侵略戰爭真正認罪。
那天下午散會以後，與會者手提燈籠（特地從南京製作送來），列成長長的隊伍到大街上遊行，為當年慘死於日本侵略軍製造的人間地獄的眾多中國受害者表達哀思。
遊行出發前
對於南京大屠殺60周年，右翼分子自然不會無所動作。第一天他們曾出動20多輛宣傳車，以高音喇叭鼓噪幹擾會議進行，同時組織遊行隊伍圍聚在會場周圍，到處都插著充滿軍國主義色彩的標語旗幟，氣勢洶洶，頗有蠢蠢欲動的姿態。但會議組織者早已司空見慣，立即設定糾察線阻止他們進入會場，並且配合維持秩序的警察防止他們蓄意挑起衝突。
過了一段時間，宣傳車不見了，高音喇叭不響了，隻剩下為數不多的“群眾”，懶洋洋地守護著他們的標語與旗幟。會議休息時，我們好奇地出去觀看，會議安排的糾察線早已撤除，隻有右派標語、旗幟與為數不多的“群眾”還留在原地。我拿出相機為他們“攝影留念”，他們也毫無任何反應。陪同我們出來的會議工作人員笑道，這些都是出錢雇來的，真正的右翼分子早已回去喝茶聊天了。
會議期間，正好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在櫻極園舉行“忘年會”，我也利用晚上時間應邀參加。新老友人歡樂團聚，野澤豐在致歡迎詞時充分肯定了我的“南屠”研究，但輪到田中正俊講話時卻出現了尷尬。他過於激動地說，人們正在東京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殺，我們卻在這裏歡度新年，真是不好意思！我唯恐因為自己的到來而使舉座為之不歡，幸好大家對田中先生的內心隱痛非常理解，況且南京大屠殺畢竟是60年以前的往事，紀念活動與歡慶新年隻是巧合，並非互不相容的對立事物，所以“忘年會”仍然延續到深夜才盡歡而散。
會議閉幕之後，我應邀到關西大學講學。聽說大阪右翼分子在12月13日舉辦了規模更大的遊行示威，氣焰甚為囂張，在學術研討會上亦多次挑釁雲雲。可見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活動能量未可輕估。
[1] TBS，全稱是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 Television，中文全稱為東京放送係統電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