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日索賠會
從海外回來之後，我一如既往，從事學術研究。並常為年輕學子做報告，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曆與治學心得。偶爾也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或為有關機構提出一些建議，踐行自己的“參與史學”理念。研究方麵關注的重點，依然在辛亥革命、張謇、教會大學等方麵，尤其是在為南京大屠殺取證方麵，用力最深。
我與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結緣，始於1988年。那年5月，我應邀參加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中國民主運動史學術研討會”。在一次會議休息的時間裏，唐德剛、邵子平等友人提出籌建對日索賠會的問題。唐德剛是頗負盛名的曆史學者，而邵子平則是一位國際法學者，供職於聯合國。他們邀請我參加，我感到義不容辭，爽快答應了。正要提筆簽名之際，耳旁傳來一個女性的聲音：“你敢嗎？”
抬頭一看，是旅美華裔作家從甦。大概她認為大陸學人在國外一般都謹小慎微，唯恐觸犯什麽“外事紀律”。但我認為此乃民族大義，不必有什麽後顧之憂。於是，我笑著回答“死且不懼，何況簽名乎？”
攝於“中國民主運動討論會”期間（1988年，紐約）。右起：高慕柯、章開沅、張朋園、黎安友、唐德剛、胡佛
哥大的會議在5月22日結束。德剛夫婦於23日下午邀請我們一大幫友人到他家做客，似乎可以視作是對日索賠會不那麽正式的成立大會。唐太太是國民黨高官吳開先的女兒吳昭文，是一位醫生，頗賢惠。吳開先曾經領導過上海黨、政、軍、團地下抗日工作，吳昭文則支持丈夫創立對日索賠會。據德剛在聚會上介紹，他找過中國駐紐約總領事唐樹備，介紹索賠會的宗旨不僅是一般性表達愛國熱情，而且是以國民外交作為政府外交的後盾，“唐總”表示能夠理解雲雲。大家還商議，要在《紐約時報》刊登大幅廣告，借助主流媒體擴大影響。也有人建議我回國後向中央政府反映此事，說明大家熱愛中國並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複活的真誠意願。
索賠會成立之後，開展了很多活動。我在1990到1993年在美國期間，參加得比較多。會員們活動能力很強，沒有經費，就自己掏腰包。令我最難忘的，是1990年末的莊嚴寺會議。
那年12月14日，我接到邵子平電話，一開口便是“章開沅同誌”，很像國內什麽熟人。他和我商議，要為南京大屠殺向日本軍國主義者舉行一場抗議，並通知我，28日將在紐約附近的莊嚴寺舉行索賠會工作會議，核心議題就是來年抗議日本軍國主義者一事。後來我才知道，會議地點之所以選在莊嚴寺，是因為該寺位於深山老林之中，可以避開城市煩囂，而且食宿也特別便宜。
但那一次天公不作美。26日仍是大好晴天，27日晚間卻大雪紛飛。28日下午4點鍾，索賠會司庫薑醫生來接我。薑醫生在日本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收入甚豐，但對日本軍國主義極為痛恨，對索賠會各項活動頗多經濟支持。
美國東部冬季天黑得早，路遠地滑，而且曲折回環，我們幾次迷路，繞道而行。到達莊嚴寺所在山麓時，天色已經漆黑。積雪逾尺，山路又陡，汽車無法前行。我們隻有把車停在路邊，徒步摸黑進山。經過艱難跋涉，終於來到寺廟，有素菜熱飯果腹。正進餐時，又有幾位冒雪進山，其中，齊協生教授一家三人輪流開車，冒大風雪行駛了近10小時。
晚飯後，我們與捐建該寺的沈老居士交流了一會，然後到預訂的僧房集合。邵子平夫婦早已攜兩女提前到達，七八歲的小女孩也協同料理會務，天真熱情，可愛之至。為節省開支，男女分住兩大間空空洞洞的僧房，每人鑽進簡易臥袋席地而臥。
次日晨起最早的是我和楊學勇。楊是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與齊協生一樣原籍東北，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更為痛恨。他已年近古稀，孤身驅車，黑夜冒雪入山，精神可感。
早餐後齊集觀音殿，首先聆聽顯明法師說法，隨即由邵子平主持開會，討論1991年12月紀念南京大屠殺活動籌備問題。討論細致而認真，經常出現爭論，但極為注重民主程序與尊重少數，如有堅持不同意見者均記錄在案以示保留，絕不含糊了之。會畢進餐，無非粉絲、毛豆、豆腐泡、黃豆芽等僧眾大鍋菜，每人交5美元（含早餐）。
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的籌備事宜，索賠會接受我的建議，在中國委托南京大學曆史係張憲文教授代為聯絡。憲文慨然允諾，並且得到江蘇省有關領導的大力支持，據說中宣部已表示同意舉辦。但是，那一年，日本首相海部要訪華，中央外事口的領導遂提出反對意見，紀念活動於是垂成而敗。明明是上級沒有批準，卻又推說南京不具備舉行這種大規模國際會議的“接待條件”。這種話，憲文自然說不出口，隻有借故到處出差，躲著邵子平等人。我夾在中間也十分尷尬。因為邵老兄們雖然到處找不到彼“張”，但卻隨時可以找到此“章”。每逢他們問及此事，我也隻好含糊應付。
南京的活動沒法舉行，於是改為在紐約舉行紀念。其時，“對日索賠會”已經更名為“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集會在1991年12月12日下午舉行。會場比較小，到會者卻頗多，非常擁擠。美國許多媒體和日本電視台均來采訪。會議首先用幻燈機放映老照片，接著放映當年與貝德士一道參加救援活動的馬吉牧師拍攝的“南屠”電影，最後由唐德剛、熊玠和我以英語演講，因為到會歐美人士居多也。
這次集會開得很好，影響也較大，會後耶魯等校均曾放映馬吉牧師當年拍攝的影片、幻燈並舉辦座談會，但邵子平仍為南京大規模紀念活動的夭折而耿耿於懷。會後他並未向我談及自己的近期行蹤，我也不知道他竟然飛往南京。但12月18日上午我到紐約JFK機場迎接從中國前來探親的妻子時，卻在人群中發現了子平。他行色匆匆，略顯疲憊。平日總是西裝筆挺的他，那天卻穿了一身在大陸“隱退”已久的藍色化纖舊“毛裝”，令人費解。由於機場人多，我還要忙著尋找妻子的蹤影，因此未及細談便匆匆握別。
事後從張憲文處得知，子平這一次在南京捅了一個大婁子。原來，紐約集會結束後，他就飛抵南京，與香港索賠會的少數代表會合，在南京大屠殺曆史遺址附近遊行並靜坐默哀。這些舉動顯然引起安全部門注意，據說南京很多熱心研究“南屠”曆史的朋友都被通知不得與邵子平一行接觸。子平是個急性子人，有些事情往往是想做就做，風風火火，不顧一切。此類活動在美國本來是不值一提的芝麻小事，但卻極端不適合於中國“國情”。
子平夫婦都是非常愛國的海外華人，子平雖是前南京政府駐日本大使的公子，但卻對日本侵華罪行深惡痛絕。他為紀念“南屠”的一切活動都是出於民族大義，而且都是自己出錢出力，既無政治背景又無名利謀求，而無端遭遇誤解與猜疑，真是天大的誤會。好在子平生性豁達，而且精力充沛異常，並未因為這些誤解與阻力卻步不前。
吳章銓是索賠會的另一骨幹。和邵子平的外向不同，吳章銓很沉靜。他是學曆史出身，獲得了博士學位，在聯合國服務，與邵子平是同事。他負責索賠會很多具體事務，非常得力。他為索賠會做了大量募捐的工作，自己也捐了不少。90年代，索賠會設立獎學金，鼓勵國內年輕學者研究南京大屠殺，由我物色培養對象。第一個受培養的彭劍，出自華中師範大學“文科培養基地”。那一筆獎學金，聽說就是吳章銓自己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