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27日，我和妻子終於踏上了赴台的旅途。是日台風來襲，暴雨如注。上午9時許，久保田文次乘出租車來（如非預訂，街上已無出租車蹤影），冒大風雨送至羽田機場。因氣候惡劣，飛機延誤至下午2時50分始起飛，高空飛行尚屬平穩，但到達桃園機場已是晚6時許。
初次入台，又不知手續如何辦理，幸張朋園事先領取特別通行證得以入內迎接，親自引導順利辦妥入境手續並通過海關。時值交通繁忙高峰，沿途不斷堵車，行2小時許始到木柵政治大學“學苑”客舍。因夜已深，趕緊到附近小餐館晚餐，蔣永敬聞訊亦趕來作陪，並邀至其家小坐。
回宿舍，見門口停一轎車，表弟蕭泰生突然跑來，淚眼相對，默默無言。1949年，他參加國民黨軍並撤退到台灣。先前離別時還是頑皮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原來他與女兒也到機場迎接，不料我出關特快，且走的不是通常出口，因此失之交臂。相別40餘年，他急於見麵，便守候在“學苑”門口。因時間太晚，侄女已經睜不開眼，遂約定明晚到他家團聚。
第二天晚上如約到泰生家，飯後互敘別後情形、親人近況，不覺夜深。泰生在“中國石油公司”任職，他的妻子是台灣本土人，有一子一女，生活尚屬優裕。原在台灣的親人還有舅父徐敘賢，經常想念我們，且約定1988年5月在美國見麵，不料這年大年初一猝逝，言之不勝傷感。
在台半年，可分為兩段。前段是在政治大學，後段是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政大5個月，在近史所1個月。在政治大學有教學任務。我9月18日的日記對上課情形有簡單記載，直錄如下：
9月18日星期六，晴
政大已上課一周。我係研究教授，不要求教學工作量，原定計劃每周隻在曆史所為研究生授課兩小時，但外係要求選課者甚多，遂在中發所（原為三民主義研究所，現改組為中山學說與國家發展研究所）另開一班，亦為每周兩小時。都安排在星期六上午，以便在職研究生（較多）按時聽課。
晨8時，中發所教學秘書開車來接，8時半開始上課。聽課者12人（其中2人係旁聽），有好幾位是在職副教授或講師；專業各不相同，如國際關係、政治、新聞、社會學等。所長張亦雲湖南人，始終陪同，頗為熱情。
上午10時l0分在曆史所上課，聽課者20餘人（包括旁聽者），一副教授專程從高雄前來聽課，課室外圍觀者亦多。我開玩笑說：“你們大概很少見過‘中共’，我就是‘中共’，‘中共’可怕嗎?”有調皮女生答曰：“老師很可愛。”哄堂大笑，氣氛頓時活躍。
政治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改換門庭，在台灣不是孤立現象。全台本有多所三民主義研究所，但在蔣氏威權統治結束之後，三民主義的影響力日漸衰微，甚至還引起日益增多的反感，各所為求生存與發展，遂相率改名，轉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學科整合研究。在台期間，我曾參加在台灣大學舉行的由6個三民主義研究所聯合舉辦的研討會，發現所提交的論文，很多都或多或少離開三民主義，而研究社會現實前沿問題者則不少。台大一位學者謔稱：“掛羊頭，賣狗肉。”
由於教學任務不重，我在台期間與台灣同行交遊比較多，經常參加各類學術研討會，或應邀到各地做學術演講，足跡遍及全台。1994年初，在“中研院”曆史所參加研討會，討論國家與認同問題時，我感覺到有些台灣學者的“台獨”傾向很濃，居然對“中國”一詞都異常抵觸。我也因為口無遮攔而遭側目。休息時，蔣永敬告訴我：“你講話的時候，有人用眼睛盯著你。”我問：“為什麽？”他說：“因為你說從美國一到台灣就感到又站在中國土地上了。”據永敬介紹，對我側目而視的那一位，是民進黨中的活躍分子。
參觀鄉長選舉
不過，類此者不多。和台灣學者的交往，整體上還是非常愉悅的。甚至與秦孝儀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十年前在芝加哥會議上第一次見麵，彼此心存芥蒂，但十年過去，大家已不複當年心態。他邀請我和妻子參觀張大千故居，即非常有名的摩崖精舍，同行的還有李雲漢、蔣永敬、張玉法夫婦、張哲郎夫婦。秦孝儀雖略顯老態，但腦力體質仍較健旺，親自導遊精舍各處景點。精舍在山水之間風景佳妙處，建築、園林、布局、藏品均精美絕倫，眾人皆讚歎為“神仙世界”。大師雖已仙逝多年，但廚師與原有老工人仍在，精舍維護整潔一如主人生前。大師最寵愛的長臂猿嬉戲如故，時而長嘯數聲，猶可聯想當年主人飄逸神態。秦孝儀邀我與懷玉並肩坐在大師生前畫桌前攝影留念，大師蠟像長髯拂胸栩栩如生，仿佛仍在殷勤待客。三對夫婦均在精舍花園連理枝前留影，以示百年偕老。中餐肴饌為湖南風味（因我妻子為湘籍），菜譜的確定與印製均係秦孝儀親自設計，可以想見他為此次宴請花費多少心力。
與政治大學的學生，也建立了很好的情誼。課程結束時，大家都熱烈鼓掌，有些還當場送賀卡、小禮品留念。離台前夕，謝政諭等幾位政治大學的學生跑到近史所看望我，並邀我去“京廚”餐敘。餐館在偏僻小街上，多虧其中一位曾經去過，否則根本無法找到。大廚原來在蔣經國府邸服務，所以招牌菜均為蔣氏生前最愛，大抵即梅幹菜燒肉、紅燒蹄髈、獅子頭之類浙江家常菜，並無任何奇珍異饈。但烹調精細，頗為可口；缺點是濃膩偏甜，蔣氏最後死於糖尿病，良有以也。據說蔣經國嗜糖如命，雖經醫院嚴禁，但他仍將糖私藏衣褲被枕各處。醫護人員亦無可奈何。用餐畢，他們陪我到“中正紀念堂”看燈會。回學術交流中心後，又在咖啡室小坐敘談，頗有依依惜別之意。
不過，天下無不散之筵席。1994年3月初，我和妻子告別台灣諸友，取道香港，回到了闊別的武漢，回到了桂子山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