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的管理層，有兩個並行係統，一邊是以書記為首的黨委係統，一邊是以校長為首的行政係統。這種二元格局，在華師曾有一個形象的說法：東半球，西半球。黨委是東半球，辦公室集中於大樓東邊；行政是西半球，辦公室集中於大樓西側。雖為二元領導，但“二元”的權力並不均等，因為按文件規定，應該是“黨委領導，校長負責”。這種二元領導格局，可以說是中國高校的一大特點，而弊亦隨之。高校中的大量“人事”故事，都和這種二元格局有關係。“黨委領導，校長負責”，容易造成兩個問題，一則領導者不負責，二則以黨幹政。說白了，黨政兩套對應班子，事實上造成高校領導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影響辦事效率，並使寶貴的教學資源不能全部用到“刀刃”上。高校改革，此為關鍵。
在黨政二元權力格局下，校長和書記之間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就整體上看，當然是黨委領導。但是，在不同學校的不同時期，也會隨一些因素而變異，如校長和書記的資曆、水平、個性等。
我任校長期間，黨委與行政的配合堪稱默契。我上任之際的黨委書記是高原。他是一個老革命，我們一起南下，又長期一起在華師工作。他比我年長，是我的老領導，也是老戰友。當我在為要不要出任校長而猶豫的時候，他已患癌症，仍抱病堅持工作。他找到我，認真地對我說：“大章，現在學校被弄成這個樣子，我們不出來擔這個擔子，怎麽辦呢？”我受到他的感染，終於下定決心：“我與你共患難吧！”並且表示：“我既然答應了，那就義無反顧！”
與高原共事，當然能配合默契。但是，他已身患絕症，長期住院，因此，有一段時間，是由一位李姓副書記主持黨委工作。李副書記的資曆，不論是革命資曆還是學術資曆，都比我淺多了，是我的學生輩，因此，一般情況下，他在我麵前總要謙讓幾分。不過，他參加黨務工作的資曆比我老得多，很早就進入學校黨委工作，而且很早就擔任領導職務，成為副書記了。所以，他大概已經形成了習慣，容易黨政不分，以黨代政。而我又是一個死摳製度的人，因此，時間一久，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矛盾。
華師的供水問題老是解決不了，[1]不得已，自己打井，挖蓄水池。這一工作，選址是關鍵。為此，學校請專人反複勘測，最後通過黨委常委與正副校長聯席會議正式敲定。沒過多久，正式開工的時候，選址改變了。我們這些校長根本就不知道，隻有一個管後勤的副校長知道。原來，李副書記覺得原來的選址不好，便與管後勤的副校長商量了一下，私下把選址改了。對此我很不滿，曾在常委會上坦率批評，對於聯席會議做出的決定，如此不尊重，是不正確的。你覺得原來定的地址不好，你的選址更好，那可以進一步論證，但不能如此無視先前的集體決定。何況打井、做蓄水池是行政係統的工作，李書記的舉措使黨務與行政界線模糊，長此下去，校長辦公會就會成為擺設。
我上任不久，教育部傳來好消息：從日本買到一批皇冠車，經中央批準，免稅入關，教育部直屬高校可以購買。那時我們學校總共隻有兩部小車，一部上海牌的，一部伏爾加的。伏爾加算是進口車了，但都已破舊不堪。大家都覺得教育部提供的機會很難得，錯過了很可惜。經常委與行政認真討論，決定咬緊牙關，硬著頭皮，買了六台小轎車，還有一部比較輕便的小巴，總共花了大約50萬元。
車子買回之後，大家都很高興。為了愛護好它們，我們又開會討論，定下了用車的規則：不準私人用車；不能跑長途。
那年暑假的某一天，我從辦公室回家，我家正好在西門旁邊。遠遠地看到一台新車開過來，在離西門還有點距離的地方停住了。下來一個人，因為隔得遠，看不清是誰。那個人走了之後，車子開到了西門口，在我麵前停了下來。車窗開了，司機探出頭來，向我打招呼。我這才發現，是我們學校車隊的小陳。那輛小車，正是新買的皇冠。車身都是灰，還沾了一些泥巴。我一看，就有些不高興，問小陳：“這是怎麽回事，車子怎麽髒成這個樣子？”
小陳告訴我：“送李書記去神農架開會。”原來，那年暑假，湖北省科教部組織高校黨委到神農架開會，講排場，指定我校帶一輛小車一輛小巴前往。李書記大概知道我很死板，根本就沒有向主管副校長通報，通過黨辦主任把兩輛皇冠新車派去“遠征”了。他可能自覺理虧，出差回來，進校門時提前下車，免得被熟人撞見，但沒有想到小陳未能會意。
那時到神農架，有很長一段距離路況很差，高低不平而且多是碎石路，對車子的磨損很厲害。李書記如果事先與我商量，我是不會答應的。對於這種欺上瞞下、明知故犯的行為，我不能視若未見，因為製度的維護首先應從最高領導開始。
我私下先找一位晏副書記，向他通報這一情況。他也很驚訝，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剛買回的新車跑如此遙遠的山路。我提出：“此事不必公開，但作為教訓，常委內部要說一說。”所謂“說一說”，就是李書記要表個態，認個錯。晏書記覺得有點為難。我說：“我是作為正式意見提出來的。我是常委，又是校長，我覺得有這個必要。”後來，在常委內部的生活會上，我正式發表了意見，一個是，以黨代政不應該；再一個，自己做的決定自己破壞，這樣的事情也不應該。當場李書記做了自我批評。
再往後，高原書記病故，換屆改選，戴緒恭被任命為書記，代行書記職務的李副書記去了另一所高校，並被提為正職。戴緒恭是與我相知較深的一個學生與同事，同屬曆史係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已經做曆史係主任。教育部認為我們做搭檔，配合應當比較默契。果然，在學校層麵，“東西半球”之間的矛盾無形中減少大半。
[1] 據章師弟子趙軍介紹，70年代末80年代初，華師的自來水很成問題。每天隻有兩次供水，來水的時候，大家就趕緊蓄水。其時章師住在華師西門附近的一棟宿舍頂樓，此處地勢高，水壓低，即使來水，在家裏也無從接到水，而要到一樓的一個水龍頭那裏，排隊接水。他親眼見過章師在炎炎夏日的時候，穿著短褲、背心、拖鞋，拎著兩個水桶，排隊打水。其時趙軍隨章師攻讀碩士學位，住在山下的宿舍，水壓比較高一點，但用水依然是個大問題。為了打水，甚至影響休息。晚上到了11點多了，都躺到**了，突然聽到有人喊：“來水啦！”人們就會一骨碌爬起來，提著水桶去打水。把寢室裏能裝水的容器都裝滿水，心裏才感覺踏實。（此處所記，係趙軍先生2014年4月2日下午在我辦公室親口所言——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