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詩雲：“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則一向主張“不拘一格用人才”。
校辦主任哈經雄，是政治係早期畢業留校的吳老師向我推薦的，我曾經教過他們這個年級。上任之初，有一天在校園偶然相見，聊了起來。
他說：“章先生，你沒有帶一個熟悉一點的人到校部去？可能不行吧？”他的意思是，沒有自己貼心的人，很難開展工作。我沒有幹過行政，完全沒有這麽“深遠”的考慮。我去校部的時候，確實沒有帶人，光杆一個，當“裸官”。
他說：“有一個人，你可能覺得不錯。”
他所推薦的，正是哈經雄。對此人，我已有所了解。哈經雄的母親是漢族人，父親是維吾爾族人。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將軍，跑到台灣去了。他在華師教務處工作，是教研科的科長。我上任後第一次到省裏參加教學研究的會議，發言稿就是他為我準備的。他掌握了很多情況，說理有根有據，總結得非常好。
吳老師與我一同分析：對於哈經雄，外間有兩種評價。正麵的評價是他處事靈活，能說會道，點子多；負麵的評價則說他比較圓滑，有時可能見風使舵，該怎麽看這個人？我認真想了一下，“圓滑”與“靈活”真的不好界定，對於同一個人，愛其才者可能認為他是“靈活”，忌其能者則可能認為他是“圓滑”。與此相關聯，“見風使舵”隻要不是出於私利考慮，也未必比“立場堅定”差，因為有些事是必須調和妥協的，世上哪有那麽多“原則鬥爭”。從他為我所寫的發言稿來看，他確實是有才幹的。恰好，我還沒有校辦主任。校辦主任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職務，說是“不管部”，實際上是什麽都管，總的協調就靠他了。這一工作，正需要一個能夠靈活處事、善於應對四麵八方的幹才。於是，在黨委常委開會討論處級幹部名單的時候，我提名調哈經雄來當校辦主任。幾位常委，包括負責人事的副書記，非常尊重我的意見，因為我上任以來從未獨自推薦一個人。而這個推薦，對哈經雄來說，應屬很罕見的破格提拔，因在教務處內部提升名單中，他連副處長都被否定了，而校辦主任則是貨真價實的正處。我非常感激常委一致同意我的推薦，使我多少增強了一點識拔人才的自信與勇氣。
果然，哈經雄非常能幹。上任之後，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各個方麵的協調做得很好，為我節省了很多精力。那時校級班子未配齊，四個副校長中，一個被“掛起”，一個在北京學習，但華師照樣運轉得井井有條，這與校辦主任的工作能力有很大關係。因此，我經常想：大學的運轉，真的需要那麽多校級領導嗎？
我們還用過一些“有爭議的”人才，如謝小慶。他是北師大的青年教師，因為父親被打成反革命，他作為“可教育好子女”被“下放”到內蒙古放牧多年。後來，因為感情出了問題，衝動之下動了刀子，傷了人，被判刑坐牢。出獄後，不便在北師大繼續待下去。他研究心理學，業務確實不錯。我們沒有顧忌他曾經犯過刑事案，不僅接納了他，並且安排在教育係任教。
記得我第一次到他宿舍去看他的時候，注意到他書桌上方的牆壁上貼著一個紙條：“談話不過五分鍾。”
我問他：“小謝，我是專門來看你的。你的這個規矩對我也適用嗎？”
他笑著說：“當然不起作用。我之所以貼這麽個紙條，是因為有些人好奇，總喜歡與我閑聊。我耽擱的時間實在太多了，還想做點事情。”
那次我們沒有談他的過去，也沒有談他的家庭，我們所談，都圍繞學科建設展開。在那之後，互相稍微熟識了一些。再往後，大概是對於我的“政治我負責，學問你負責”等理念比較認可，並認為我是一個敢於負政治責任的人，他還主動向我推薦人了：“章校長，現在有很多人才，像我這樣稍微特殊一點的也有，我給您推薦一個人行不行？”
我說：“好啊。你推薦誰呢？”
他說：“王軍濤。”
此前已經有人推薦過王軍濤，因此我知道他是一個熱心民主運動的學生，北大物理係畢業。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抗議事件，矛頭直指“四人幫”，否定“**”，史稱“四五運動”。在這一運動中，王軍濤很活躍，被抓入獄。出獄後，又參與辦《北京之春》，參加過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的“民選”人大代表等活動，一直都非常活躍。
我問謝小慶：“他來我們這裏能做什麽呢？”因為王軍濤的專長是原子能研究，在華師無法發揮他的長處。
謝小慶說：“王軍濤現在在原子能研究所可能起不了什麽作用，他願意到外麵來幫助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原來，王軍濤已經屬於“內控”人物，很多機密性的東西他都沒有機會接觸了。
謝小慶接著說：“他來了之後，至少可以做一點教育開放之類的業務吧。另外，也可以讓他先做一做，看看再說。”
我說：“可以。”馬上和黨委常委通了氣，得到常委的支持。於是，王軍濤順利地借調到華師來了。因為被“內控”了，來的時候，有一大堆材料跟來，還要求定期匯報。
在這方麵，無論是謝小慶還是王軍濤的任用，最先向我推薦的都是保衛處處長朱斌。可能難於令人相信，但實情確是如此。在一般人心目中，保衛處處長必定是立場堅定，對這些“問題人物”更是嚴加防範，疑慮重重。但朱斌確實是開放改革的促進派，思想解放，胸襟坦率，給我很多好的建議。
王軍濤來了之後果然很有抱負，辦了一些專業培訓班，效果不錯。他也親自為學生辦講座，人山人海，場場爆滿。記得有一次講座適逢天氣不好，整夜風雨連綿。那天我興致高，想去聽一聽。結果場內已經爆滿，水泄不通，門外、窗戶下都擠滿了人。我根本沒法進入會場，隻好在窗外旁聽。
1987年“反自由化”之後，學校黨委感到外界頗有壓力。再則，他雖然來了華師，但沒有正式編製，將來究竟是往教學方向發展還是往行政方麵發展，都不好安排。因為沒有編製，他的待遇很低，隻能拿很低的工資，但他竟無怨言，非常體諒學校，出差常坐火車硬座，連臥鋪票都舍不得買。
看到黨委為難，我說：“這個不要緊，我給中組部的常務副部長寫信。”原來，我參加全國青聯的時候認識的團中央書記王照華，當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我在信中說，在究竟應不應該用王軍濤的問題上，我們有一些困惑。這裏涉及幾個問題：第一，他們辦的《北京之春》，是不是被定性為反動刊物？第二，他們的活動，究竟有沒有什麽定性？第三，像他這樣的青年，愛國有心，報國無門，我們應不應該給他們一點空間，讓他們做點事情？
很快，我收到了回信。信中說：“第一，《北京之春》從來就沒有定性為反動刊物。第二，他的活動從來也沒有違法。我和耀邦多次跟他談過話，都認為他無非是思想偏激一點。第三，應該幫助他們，讓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有了這封回信，我們就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不過，他後來還是去了湖北省科協。再後來，他又回到北京去了，謝小慶也去了。趙紫陽想推進政治改革，他們都被邀集作為民間智囊出謀劃策去了。
1989年初，王軍濤專程從北京來看望我。他說：“我們在北京很忙，但估計會有這樣那樣的風險、反複，這些事我現在都不和你說了。”他講得很誠懇，不告訴我，不是說不相信我，而是在他看來，我不知道更好。我知道，他這是保護我。
人才運用涉及高校的“人事”問題。事實上，在中國高校，“人事”方麵的故事最多，江湖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