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師範院校而言，“高”與“師”曾經是一個長期考驗校領導智慧的問題。院係調整之初，對於師範院校的定位，本在一個“師”字，即強調師範院校應該以師範教育為本。因此，在課程設計上，與其他綜合性大學不同，特別強**育理論與教學技能的培養，並安排大量教育實習的時間。但是，曾幾何時，教育部又開始強調師範院校也應該注重科研，即“高”的一麵。於是乎，在很多師範院校裏，圍繞著究竟應該是“高”還是“師”，長期爭論，搖擺不定，難得真解。此等問題，在學理層麵似乎很簡單，既然是師範類高校，當然應該既“高”又“師”。但在現實中，則頗不容易解決，且容易造成部門之間的矛盾。說到底，我們是“一仆二主”，上麵有兩個婆婆，師範教育司與高等教育司，我們必須周旋於這兩個上級機關之間，為難之事甚多。
華師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困擾已久。我到校部之後才知道，因為常年“高”“師”之爭，負責教務的部門與負責科研的部門之間已經積累了一係列矛盾。有人提議：“我們應該圍繞‘高’與‘師’的問題，在全校範圍內來一次大討論。”我想了想，覺得還是不要討論的好。一方麵，既然是師範院校，“師”肯定是要強調的；另一方麵，作為高等院校，“高”也確實是必要的。更何況，大討論一事，弄得不好，容易造成分裂。與其空泛討論，不如勉力實行。因此，我學習鄧小平，擱置爭論。開教務方麵的會議時，我就強調要“教學為本”。開科研方麵的會議時，我就強調要“勇攀高峰”。這不是和稀泥，沒有原則，而是在我看來，高等師範院校就應該以師範為本，同時在科研方麵也要勇攀高峰。
在教學方麵，我會經常到課堂上去聽老師講課。事先不會通知，但聽完課之後，會和老師交流，提出一些建議，以切實提高教學效果。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教學方麵有些進步，根絕了“文革”期間“集體上課”的方式，每門課都有專講老師，一步一步往前推進。但教學內容一時難有根本改觀，有些人用的，還是老教材、發黃的講稿。
我發現，教師隊伍自身的素質，是影響課堂教學的一大因素。我提倡課堂討論，但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推廣，其原因，就在於很多教師的知識麵太窄。華師是一所師範院校，教師隊伍中，有很多就是本校畢業留校的，或從其他師範院校畢業的。師範院校的課程設置中，師範教育的課程擠占了專業課的時間，因此，師範院校畢業的人，如果課餘自學不夠，在專業素質方麵是容易有些欠缺的。自己知識麵太窄，底氣不足，自然無法組織課堂討論。當然，我這麽說，絲毫沒有菲薄師範院校畢業生的意思。像邢福義，就是華師畢業的，那完全是大家風度。
相對於“師”，“高”的問題更迫切。因為教務方麵畢竟有多年積累，有章可循，而科研方麵則底子確實比較薄。科研處最苦惱的，就是我們的高水平成果不多，成果的開發與利用更差。不過，經過努力，科研方麵的起色，比教務方麵還要大些。
究其原因，一則科研原來的起點低，因此有一點進步就看得出來。
二則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老黨委在年輕教師中選擇了一些人作為重點培養對象，如馬列主義的李會演、教育係的楊葆焜、地理係的景才瑞、物理係的劉年壽、化學係的張景齡、中文係的王慶生等，此時都已成長起來，成為學術中堅。
三則老師們的幹勁足。很多專業的老師，主動來找我談本學科的發展趨勢，站在學科的前沿，論證該從何處下手提高本校的水平。那時找校長的，不是完全沒有私人請托的情況，但出於公心的占多數。這樣群策群力，很多好點子都匯聚到我的麵前。學校方麵，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創造條件，給予支持。
四則負責科研的副校長鄧宗琦非常出色，認真負責。很多重點研究項目的設計，一些項目的推廣，他都和我一道，親臨一線。那時文科完全沒有經費，為了文科的發展，學數學出身、曾經當過科研處長的他，還主動從理科的經費中想方設法勻一點出來給文科。
經費確實是那時令高校領導頭疼的問題。比如說，我們想恢複音樂係和美術係，上麵同意恢複，但經費自籌。我們就隻好硬著頭皮，一個錢一個錢摳出來，艱難地往前推進。但也總算走過來了，現在華師音樂係和美術係發展得都不錯。
由於師範院校經費很有限，我們特別強調“好鋼要用到刀刃上”，該扶持的盡力扶持，但也絕不因為怕得罪人而麵麵俱到，因為那樣做隻會壞事，到頭來會什麽都做不成。民國時代的教會大學，經費方麵無法與國立大學比，但也做出了很多成績，其“秘訣”就是重點扶植一些學科，因時就利，做出自己的特色。我在教會大學讀過書，對此有些印象，因此，自己主政華師的時候，也走重點突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