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討論的主題是“辛亥革命與民國肇建——七十年後的回顧”，雙方學者都提交了論文，但對討論的準備不夠充分，因為我們都是在上午才看到對方的論文，而且隻有英文稿，沒有中文稿，那天活動又極頻繁，來訪者也很多。
拿到台灣學者論文的時候，胡繩對我說：“已經決定由你擔任我方答辯人。”如此而已，別無他話。這是胡繩特有的大而化之的領導作風，對同事充分信任而又放手，絕不千叮嚀萬囑咐，麵麵俱到。說實話，我很欣賞這種作風，隻是得到通知有點遲了，趕緊將自己關在房內，認真拜讀台灣學者的論文。雖然時間很緊，但大體上已心中有數。
我們的分組討論預定在晚上九點開始，地點是棕櫚賓館的大會議廳。大概因為這是兩岸學者第一次正式對話吧，許多人很早就前往等候。及至雙方代表和外國評論員入場時，可容納五六百人的大會議廳早已坐得滿滿的，後到者隻有坐在階梯過道的地毯上。
兩岸學者和外國評論人上台後，按英文姓氏字首順序坐成一長排。我的座位在最左側，與大陸其他學者完全隔開，無法隨時交換意見，會上隻有靠自己即席發揮。
根據東道主的事先安排，外國評論員逐一評述兩岸學者提交的論文後，便由雙方答辯人做出回應。
我首先答辯。由於英文口語早已丟生，趙複三見義勇為，主動為我翻譯。他那一口地道的牛津英語，為我的發言大增光彩。
我的發言限定隻有五分鍾，還得包括翻譯的時間，因此必須非常簡練。除向評論員的中肯評述表示感謝外，集中談了以下兩點。
第一點，我發現兩岸學者論文有許多相通之處，如辛亥革命的曆史意義、孫中山在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等。如果台灣學者同意，我主編的《辛亥革命史叢刊》可以全文發表他們的論文。
第二點，張玉法主張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並批評大陸學者的“資產階級革命說”，我不能同意。雙方出現分歧的原因有二：一是方法論不同，一是資料運用有差異。
我的發言事先沒有寫成文稿，又未與趙複三交換過意見，但他即席翻譯，譯意確切，措辭典雅，所以有的海外報紙稱讚為“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多次博得熱烈掌聲。
接著台灣方麵由張玉法答辯。由於我明確不同意他的“全民革命說”，他當然要做出回應。但可能也是由於英文口語業已生疏，他在答辯中，隻是重複自己論文已經表述的幾個要點。
隨後是自由發言。台下聽眾提出問題頗多，張玉法和我都多次回答，台灣學者張忠棟等也曾起來答複質疑。我很希望其他大陸學者也能起立回應，稍微為我分勞，但他們始終平靜地坐著，讓我唱獨角戲。
最後由胡繩和秦孝儀分別做總結發言。胡繩豁達大度，從總體上肯定了這次會議所取得的成果。秦孝儀的發言則顯得意識形態比較強，說什麽研究辛亥革命必須以“國父學說”為遵循雲雲。
末了，會議主席略致數語，肯定成績並感謝大家之後即行散會，時間已是晚上11點。
平心而論，這次討論不算深入，爭辯也不是很激烈，雙方都彬彬有禮，保持相當的克製。但雙方能心平氣和地討論學術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
1982年會後，在華盛頓美國國會前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