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貴地出人才”

1949年以後，台灣海峽將兩岸學者分開，30多年之中，彼此莫測高深。長期以來，尤其是“文革”結束以後，兩岸學者在非正式場合的接觸是有的，但正式的會晤，則直到1982年春才實現。

那一年4月初，北美亞洲學會在芝加哥舉行規模盛大的年會，並邀請海峽兩岸學者參加專門討論辛亥革命的分組會，兩岸都接受了邀請，並派出了比較強的學者陣容。大陸方麵由胡繩領隊，趙複三、李澤厚、李宗一和我同行，翻譯是陳德仁。基本上由中國社科院的人員組成，院外人士是胡繩與我。台灣方麵由曾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的秦孝儀任團長，成員為李雲漢、張玉法、張忠棟、林明德，翻譯則由其北美關係協調會就地派出。

我們在舊金山機場候機的時候，注意到有一群來自台灣的人，偶爾聽其言語，即可斷定他們是台灣代表團的成員。他們也注意到了我們，似乎也猜測到我們是大陸代表團。但雙方都有些矜持，誰也不願意首先伸出友誼之手，向對方道出第一聲“你好”。

結果，雖然我們同機前往芝加哥，卻毫無交流。暌隔30多年，兩岸學者有機會“麵對麵”時，卻是如此一幅景象，實在有些尷尬。如果雙方都不是“抱團”行動，而隻是個別相遇，情況肯定要好些。

在芝加哥棕櫚賓館安頓下來之後，東道主亞洲協會中國委員會熱情周到，在唐人街一家叫作“第一樓”的中國餐館宴請與會代表，為我們提供比較輕鬆的結識與交談機會。為表示平等相待，宴設兩席，每席各有主賓，一為胡繩，一為秦孝儀。

我不知道東道主事先是如何考慮的，胡繩為主賓的那一桌囊括了幾乎全部兩岸中國學者，而秦孝儀作為主賓的這一桌，卻隻有我作為大陸學者奉陪，其餘全是美國人或其他西方人。經過餐前的接觸，兩岸學者大都已經淡化了初次相遇時的矜持，相互已經比較熟悉。加上胡繩平易近人，毫無官氣，因此，他們那一桌，談笑風生，非常熱鬧，令我羨慕不已。而我坐的這一桌則有些尷尬。

我被安排坐在秦孝儀旁邊，作為禮儀非交談不可，我也很想與他交流，但他可能還是過於矜持，或者由於在“先總統蔣公”身邊工作太久，耳濡目染，深受熏陶，言談舉止讓我聯想起新中國成立前那些國民黨高官。我有一個怪脾氣——小民怕官，不大願意獨自接觸高層官員，能避開就避開。因此，雖然有些失禮，我沒有主動和秦孝儀攀談，而是與外國同行寒暄說笑。

秦孝儀不會說英語，與同席外國人又素不相識，可能感到有點冷落，於是乘我夾菜時詢問籍貫、學曆等。當我告訴他我原籍浙江，他顯得很高興，連說：“貴地出人才，出人才。”還舉出陳其美、陳立夫、陳果夫叔侄、朱家驊、戴季陶等人為證，全是國民黨高層。這些雖屬客套，也屬實情，但我感到似乎有些拉攏。

作為禮節，在他說完之後，我也向他請教籍貫。當他告訴我他是湖南人之後，我立即說：“湖南是風水寶地，地靈人傑。”並舉出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為例，全是共產黨高層。

他一聽，知道我是有意開玩笑，便把話題岔開了。

我問他：“您想不想回長沙重新品嚐火宮殿的臭豆腐？”

他略略沉吟，笑道：“現在恐怕時機還不成熟吧！”

我與秦孝儀的第一次交流，心存芥蒂，相互提防，實在說不上輕鬆愉快。但這不是兩岸曆史學者第一次正式對話的主流，因為胡繩那一席一直歡聲笑語不絕於耳。

散席後，我問李澤厚和李宗一：“你們那一席為何談得如此熱鬧？”

他們告訴我：“主要是台灣學者打聽故鄉和親友的情況，因此可談的話題特別多。”

這種交流，為即將到來的學術討論增添了一點親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