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結束美國的行程之後，我直接去了日本。京都大學邀請我訪日時，本擬安排我在1980年元月以後為該校文學部講一個月的課，但我國教育部為節約來回國際旅費，要我把訪日提前，與訪美之行銜接起來。京都方麵頗感為難，但終究還是順從了中方的意願。不過，受學期結束和年末經費緊張的限製，時間縮短為兩周，一半訪問東京，一半訪問京都，京都大學的課隻有取消。
當我到達東京成田機場的時候，狹間直樹已經在那裏等著我了。他是作為主請單位的代表，特意從京都趕過來接機的。不過，由於第二天還要上課，他安排好我的住處並將我介紹給東京大學的佐伯有一之後，便匆匆趕回京都去了。
在東京，接待我的單位有兩家，一為東京大學，一為東京辛亥革命研究會。佐伯有一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是專攻明清史的專家。訪問東京期間，他費時最多，盡心盡力，陪同我參觀了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到上野公園精養軒憑吊過當年同盟會員的活動舊址，甚至親自帶我到火車站購買前往京都的車票。
田中正俊是東大文學部的教授，陪同我參觀了東洋文庫。田中身軀高大，動作敏捷。“二戰”末期，他被征召到陸軍，派往東南亞。雖服役時間很短，但終身為此愧疚，曾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曆寫了一本《戰爭·科學·人》，批判日本軍國主義。他在此書扉頁引用了一首戰死學生兵的小詩：“為什麽日本人的死，隻有日本人悲傷。為什麽別國人的死，隻有別國人悲傷。為什麽人類不能共歡樂，共悲傷？”
東京辛亥革命研究會的創始人與精神領袖是野澤豐。因研究領域接近，我們很快成為相知甚深的海外知己。此次訪問東京參加的學術活動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該會的例會。
例會在一個叫作“江之聖”的和式餐館舉行，到會的有市古宙三、野澤豐、菊池貴晴、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島淑男、石田米子等，多為關東地區有代表性的辛亥革命研究者，但學術觀點分歧很大。市古宙三認為辛亥革命隻是一場“紳士運動”，野澤豐等人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石田米子則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工農為主體的革命。
首先由我介紹中國的辛亥革命研究情況以及個人的觀點，難免要涉及對“文革”期間“左”傾思潮的批判，如所謂“資產階級中心論”“資產階級決定論”“資產階級高明論”等。我報告完畢，市古默然無語，野澤、菊池則高興地說：“我們都是資產階級派。”外表頗為文靜的石田米子則發言頗為尖銳，認為不應忽視工農群眾的重要曆史作用，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應給予足夠理解。到會的還有很多年輕學者，見解也不盡相同，於是唇槍舌劍，各抒己見。討論中，有多人批評市古宙三的“紳士運動”論，但市古頗有紳士風度，不作任何爭辯，大有犯而不校之態。
這次討論會從下午三點開始，六點吃晚餐，在餐桌上邊吃邊談，一直到九點才結束，前後整整討論了六個小時，為此行前所未有，讓我見識了日本學者的直率爽朗。
有天晚上，我回到賓館不久，接到了久保田文次的電話。一會兒用中文，一會兒用英文，熱情中透出一絲慌亂。大概他擔心自己的中文和英文都不太過關，因此用英文對我說，明天如果有時間，希望能見一見麵，方便與否，請用簡單的“Yes”或“No”來回答。我聽明白了他的意思，爽快地對他說了“Yes”。於是，在離開東京的前一天晚上，久保田文次偕夫人博子和女兒明子單獨宴請我於椿山莊。博子曾經在上海生活過，也是曆史學家，專門研究宋慶齡。椿山莊遠離市區，原為山縣有朋的別莊，掩映在濃密樹林之中，侍女和服及地，持燈徐徐前行，夜色濃密，萬籟無聲，使我想起聊齋故事。月光入窗，泉水淙淙，誠為論學佳處。我們相談甚歡，從此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友誼。
第二天，我便訪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在狹間直樹的導引下參觀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書庫，並與竹內實、小野川秀美、島田虔次、小野和子等學者晤談。竹內實出生於濟南，華語極佳。他對魯迅、毛澤東等有深入研究，當時正研究鬱達夫。他告訴我，當年殺害鬱達夫的凶手尚在，聽說其內心極為痛苦，深自懺悔。竹內很風趣，有一天晚上，喝完酒，已過九點，他突然鄭重其事地邀請我上傳統和式澡堂。因為聽過傳統和式澡堂“男女不分”之類的傳聞，我婉言謝辭。他說：“你這樣保守，很難全麵了解日本文化。”我笑道：“我寧可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
小野川秀美曾經主持過“雍正朱批諭旨研究班”，大家分頭閱讀，集體討論，最後出版論文集。這個研究班結束之後，他又主持“辛亥革命研究班”。在他退休之後，由島田虔次主持。島田少年時期即不滿於軍國主義，曾跑到大連讀中學，1941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求學期間與郭沫若與安娜之子和夫結交。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班”是一種很好的研究平台，不但本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參與其中，注重集體力量，並且還借重校外人才，京阪神地區諸多高校的很多研究人員都是研究班的成員，顯示了一種自由開放的學術風氣。
我的學術報告，就是以“辛亥革命研究班”的例會形式舉行的，有來自奈良、大阪、神戶等地的30多位學者參加，陳來幸就是在這次會上認識的，她在神戶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是到會最早的聽眾，因此得以從容敘談。京都地區馬克思主義學者多於關東，且參加此次會議的多是對辛亥革命已有長期研究的學者，因此在我報告完畢之後，討論頗為熱烈，對辛亥革命時期工農作用、資產階級與農民關係等問題爭論尤多。
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講演（左為竹內實，右為狹間直樹）
除交流學術，我還參觀了曼殊院等幾處寺廟，遊覽了嵐山，在那裏瞻仰了周恩來總理詩碑。又在狹間直樹的陪同下遊覽了奈良，參觀了唐招提寺，可惜未能見到鑒真真身。從奈良回來，赴狹間家宴。他的兒子站在門口高呼“章開沅先生萬歲！”令我惶悚不已。後來才知道，日本人喊“萬歲”，不過表達內心歡悅或敬意，與中國人呼“萬歲”完全不是一回事。
離開日本前，狹間還陪我去了一趟熊本和長崎。熊本縣荒屋村是宮崎滔天的故居，在那裏參觀了孫中山紀念館，拜謁了宮崎家墓。長崎環山麵海，秀色可餐。狹間陪我參觀了大觀音像，那是為核爆犧牲者所立，腳踏蓮花，俯視人間，慈悲莊嚴，祈求世界和平。夜裏和狹間逛街，經舊巷，在一棟房屋門前有兩個靚女相對而立，和服濃妝，對我們鼓掌微笑。我以為顯示日中友好，鼓掌微笑回應。狹間趕忙製止，並拉著我快步走開。我問他為什麽，他笑道：“先生不知，那是一家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