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美國的訪問路線是自西向東。美西第一站是西雅圖，東道主是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東亞研究中心。接著我們南下至所謂灣區，訪問了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然後前往美國中西部，訪問了威斯康星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美東第一站是哥倫比亞大學，第二站是普林斯頓大學，第三站是馬裏蘭大學，然後是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
與蕭致治攝於紐黑文
按照美方邀請信的約定，哈佛應該是訪美的最後一個學校。但芝加哥大學的何炳棣、鄒讜兩位出麵，盛情邀請我訪問該校，並代辦簽證延長手續。對我而言，奔波一月，已感疲乏，芝加哥大學之行，已是強弩之末。但東道主接待之殷堪稱後來居上。僅何炳棣的家宴便從晚上七點持續到次日淩晨四點，何先生縱論中國各學派之研究得失，品評老輩學者蔣廷黻、陳寅恪等人的貢獻，何夫人則不斷送來浙江口味的佳肴與自製小點心，不覺東方漸白。回到旅館之後，倒頭便睡，結果誤了原已約定的與台灣著名曆史學家吳相湘的中午餐敘，深感歉疚。
旅美期間，每到一處，我都做學術報告，或和熱心於中國研究的老師和學生座談。在耶魯大學演講的時候，餘英時主持，並親為寫黑板以增進聽眾理解，盛情可感。一個學生對社會發展五階段論提出質疑，我正準備回答，餘英時動用了他的“主持”權力，建議另約時間交換意見，理由是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我的粗略印象是，美國西部高校的學生比東部高校的學生思想更活躍，更開朗，更愛辯論。
在與學者們的交往中，我了解到很多學術信息。
如柯白告訴我，美國學者研究亞洲史的比較少，很多人認為西洋史才是曆史，亞洲史無價值。“對此我很生氣”，他如此說道。據他介紹，美國的研究生要拿到博士學位才能工作，加上學中文又難，因此所選題目一般都很小，意義不大。
杜維明則告訴我，美國史學界在1945年以後加強了對中國的研究，1949年以後主要是作為敵國研究。在美國學界有這麽一種說法：“‘二戰’研究日本，‘冷戰’研究蘇聯，‘韓戰’研究中國。”
吳應銧告訴我，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有兩派：一派較保守，以哥大韋慕庭等為代表，曾帶頭在《紐約時報》反對中美建交；一派為60年代末出現的年輕新左派，以周錫瑞、黃宗智為代表。新左派打擊麵過寬，有時不免把若幹中間人士逼向右轉。
孔飛力告訴我，費正清學派注重政治製度與中外關係，施華茲學派則注重思想史，繼承發展傳統漢學。
謝文孫則和我講，費正清退休後，三大弟子繼承衣缽，經濟史為費維凱，國際關係史為入江昭，孔飛力留在哈佛東亞研究中心掌門。
因為是第一次出訪，這些信息對我而言都顯得非常新鮮，彌足珍貴。
如何進一步促進中美學術交流，是我與學者們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
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宋史專家劉子健教授的意見最富有建設性。他提出，中美雙方可以互派訪問學者，逐步加強交流；可以鼓勵成績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到美國攻讀學位；可以請普林斯頓的大學生到中國教英語，花費少，且可為中國培養友人，但到中國前必須學教學法。
與雅禮協會執行主任石達（John B.Starr）的交流也令人印象深刻。雅禮協會成立於1901年，最初是若幹耶魯大學學生在長沙組建的一個宗教性團體，先後在湖南建立了雅禮中學、湘雅醫學院、雅禮大學等，與武昌的華中大學也有悠久曆史淵源。據石達介紹，雅禮協會現在已經不再是宗教團體，也沒有任何政治色彩。該協會近年一直努力謀求與兩湖地區上述學校恢複合作，但因對院係調整之後的中國大學了解甚少，在摸索中經常找錯對象。我向他介紹了華中大學與華中師範大學的前後連續關係，他表示願意“在新的條件下與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每年可資助一位華師文科學者到耶魯或其他學校作訪問研究，同時資助兩名耶魯畢業生到華師教英文並學中文。
在學界朋友的熱情安排下，這次美國之行中還有一些參觀活動。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參觀圖書館。每到一處，我都參觀圖書館，獲得資料信息甚多，且見識了國內外圖書管理水平的差距。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是美國西北部唯一的中文圖書資料中心，藏書數量雖然隻名列全國第十，但建立了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互借關係，等於大大增加了圖書藏量。參觀國會圖書館的時候，其東方部副主任霍華德（Richard C.Howard）親自演示了用電腦查詢館藏信息的過程，令我大開眼界。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的善本館，全部密封，窗戶半透明，不讓陽光直射，保持恒溫恒濕。圖書不外借，隻能利用複印本。我當時就想，這確實是保護善本的好辦法。
我也飽覽了異國風情，在波音公司、舊金山國家公園、金門大橋、福特汽車公司、聯合國、紐約港、自然曆史博物館、美國國會、白宮等處留下足跡，瞻仰了自由女神，登上了國貿中心大廈110層，旁聽了威斯康星州州議會的辯論，甚至還在友人的引導下觀看了一條同性戀者聚居的街道。在舊金山唐人街流連時，看到了革命共產黨張貼或塗寫的傳單、標語，大意是要把首都華盛頓鬧得天翻地覆，以抗議對極左派頭頭的逮捕。聽說鄧小平訪美時，他們曾搗亂，揚言中共變修了。
訪美期間，還有機會體驗了美國的家庭生活。很多教授舉行家宴，或留在自家住宿，提供了很好的機會，而最為真切的體驗，是在弗裏曼家實現的。在威斯康星大學訪問期間，我住在弗裏曼家（蕭致治住在林毓生家）。為了讓我體驗美國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他讓我參加他們家的大掃除，還帶我一大早到麵包房買麵包，送孩子上學，並到野外遠足。他和太太都是美國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他是“美國紅衛兵”的頭麵人物，太太則因參加學生運動而坐過牢。我住在他們家時，電影院剛好上映《國內戰爭》（The War at Home），主題就是學生運動。他們邀請我一起，在寒風蕭瑟中排隊購票，並欣賞了這部電影。電影裏所講很多都是他們自己的事情，當看到與自己有關的情節時，忍不住高叫起來，興奮不已。我們這邊的“**”已經結束，為“文革”痛定思痛，而他們還在懷念當年的崢嶸歲月，倒也有趣。
這次訪美，也讓我有機會接觸了一些台胞。
還在赴美的飛機上就遇到三位，主動與我攀談，其中兩人為姐弟，已經在美國讀書、就業，另一女性則是到美國探視姐姐並求職。他們都希望祖國統一富強，但對大陸情況不甚了解，如問：“人民公社是否還存在？”“是否已經沒有家庭？”
在華盛頓大學期間，有一位姓黃的博士候選人和我交談，他告訴我，真正的“台獨”分子不多，而“台獨”思想卻是“方興未艾”。他認為，台灣經濟高度發展，家家有電視，因此不願與內地統合；大陸對孔孟傳統文化破壞過度，也是不利於統合的因素。
在斯坦福大學訪問期間，有一天晚上，我參加晚宴後回寓所時，看到有大批台灣學生在等我，有夫婦攜幼兒來席地而坐者。大家暢談兩岸情況及未來關係，淩晨一時始散。有些台灣學生說：“台灣‘經濟起飛’以犧牲農民利益與民族主權取得，且未建立真正獨立的工業體係，大陸不宜學。但大陸現在做法，又有些似步台灣後塵。”“蔣政權不得人心。”“台灣本土人民400年來，當夠了‘二等公民’，不願另換一個‘征服者’。”“台灣人普遍希望緩和，害怕打仗。”“大陸人害怕蘇聯威脅，台灣人害怕大陸‘威脅’。”種種見解，不一而足。但血濃於水，同胞情深，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