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還負責接待過漢學大師吉川幸次郎率領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訪華團。吉川的中國古典文學根底很深，提出要去襄陽拜謁孟浩然墓。湖北省涉外辦一時想不起合適人選，便要我陪同前往。不過，由於“文革”的瘡痕還未完全平複，襄陽之行被臨時取消。訪華團的一位年輕學者狹間直樹乘機與我單獨交談，提出邀請我訪日。
狹間直樹是島田虔次的學生，曾經是激進學生運動的領袖，思想比較“左”。他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工農革命，但苦於找不到無產階級，硬是找了個雇農，說這是農村無產階級。在他和石田米子等人看來，我所堅持的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簡直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
狹間直樹代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向我提出邀請，實際上是根據島田虔次的建議。據狹間直樹講，島田虔次已有安排，將他自己的課讓一部分出來，預定我1980年初在該校文學部授課一月。
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訪華團之後不久，東京大學的佐伯有一與古島和雄也聯袂來訪。當他們得知中國研究所的邀請計劃擱淺，立即表示願意向文部省疏通，促成我的訪日成行。
同一年，在華訪學的美國羅特格斯大學的高慕軻（Michael Gasster）來我校做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他對辛亥革命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有獨到見解。他為自己取中文名“慕軻”，就是為了表達對孟子和中國文化的高度景仰。
另外，威斯康星大學的弗裏曼（Edward Friedman）也在同一年來武漢訪問過我。他是研究政治學的，與另外兩位美國學者一起在河北的一個公社裏麵住著，開展對人民公社的研究。他也研究辛亥革命，有一本書專門探討“中心的轉移”，論述辛亥鼎革之後，皇權被推翻後“中心”的消失問題。他很豪放，我們一見麵就談得很投機。我陪他逛街，在報欄看到《湖北日報》《長江日報》，忍不住揶揄：“按中國的政策，我是不能看地方報紙的。”其實，他早就看地方報紙了。住在公社裏麵，什麽地方報紙看不到？
這一年，我還收到了美國亞洲學會的邀請，準備參加次年4月舉行的該會年會，據說預定由陳誌讓（加）、高慕軻（美）、張朋園（台）三位學者負責接待。沒有想到，辦理手續相當繁複，要經過好幾層審查，然後由教育部和外交部會簽，最後送請主管副總理批準。等到批文下來的時候，第二天就要開會了。我哭笑不得，隻有趕緊發電報表示歉意，並祝會議成功。
最後成功了的邀請是柯白（Robert A.Kapp）操辦的。柯白來武漢時，我不在。他和武漢大學的蕭致治見麵了，在為研究四川軍閥而動身入川之前，他和蕭致治商定，將邀請蕭和我訪美。柯白時任《亞洲研究》主編，與學界聯絡方便，很快就聯絡了十所著名大學的中國（或亞洲）研究中心，聯合邀請我們在1979年到美國作為期一月的訪問。由於有前次申報的基礎，這次手續辦得很快，走的時候也很爽快，沒有辦學習班（此前出國都要辦學習班，不管出去久暫，都要進學習班學習一段時間），隻有教育部的高教司司長約見了我們一下。
這位司長剛出過國，有點經驗。他對我們說：“請你們放鬆，不要過分緊張。我知道你們組織觀念很強，不管到哪裏，首先就去找組織，找大使館。我看不必。你們是學者，如果這麽做的話，別人還以為你們有什麽政治任務。要依靠組織，就依靠邀請方吧，那就是組織。當然，要真遇到什麽事，還是可以找大使館的。”
就這樣，我們在1979年9月29日上午搭乘民航班機，動身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