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場什麽性質的革命？這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說它是“國民革命”者有之，說它是“紳士革命”者有之，說它是“全民革命”者有之，說它是“工農革命”者亦有之。我和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此書出版後的第二年，在芝加哥舉行的北美亞洲學會第34屆年會上，我與張玉法就這個問題展開過一場辯論。他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全民革命”，而我則堅持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
大概那次辯論在學術界產生了一點影響，而更重要的，則是我和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的影響，曾幾何時，我成了“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論的代表。到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後，聽說有一些自稱是辛亥誌士後裔的人，居然在網上向我與我的弟子挑戰，說就是因為我堅持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使他們的祖輩得不到公正的評價，要我放棄這一學說，肯定辛亥革命是一場民主革命雲雲。
我聽了，不禁啞然失笑。顯然，提出這個問題的後裔，對於學術界研究辛亥革命的曆程完全不了解。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凡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有誰不說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並且，在50年代，圍繞著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學術界就有過一場小小的爭論，後來大家發現，這兩種說法沒有什麽差別，因此都直接說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顯然，說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就包含了辛亥革命是一場民主革命的含義。世界上哪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民主革命？
在“文革史學”中，辛亥革命也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但基調是對資產階級“立足於批”。我們在“文革”後期動議編寫《辛亥革命史》，受到這種“左”的幹擾比較大。我們對於“立足於批”的做法是不滿的，並且努力克服這一傾向，在我們的書裏，對於資產階級的曆史功績是充分肯定的。後裔們認為《辛亥革命史》標榜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貶低了他們的祖先，顯然有誤會。當然，我也不可能因為他們的挑戰而放棄自己的見解。
中國大陸以外的學術界，較少有人認可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很多中國大陸的學者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見解，至今也還有很多人在認真探討，將來肯定也還會有人繼續探討下去。我也沒有準備因為新見解的出現而放棄自己的觀點。
有人批評道，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帶有很大的預設性。誠然如此。但任何研究，都有一個預設的問題。胡適說做研究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其實是學術研究的一個基本路子，無論做什麽研究，都會有假設，然後求證，在求證的基礎上，重新假設，再求證。假設與求證，對學術研究而言，乃是一個循環往複的過程。完全沒有假設的研究，在我看來是不可想象的。
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說法帶有預設性，其實，辛亥革命是一場“全民革命”或“紳士革命”的觀點同樣帶有預設性。有人提出，孫中山說過，辛亥革命是一場“國民革命”，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他的提法。當然可以用，但同樣也要論證，因為孫中山的“國民革命”的說法本身也是一個假設。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存在假設，而在於經過假設與求證的循環往複，最後的研究成果能否揭示曆史的真實。
因為官方給辛亥革命的定性是“資產階級革命”，我和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也將辛亥革命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有人據此說我是“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是中共官方的學者。我想提醒注意的是，我們是在“**”尚在中國肆虐的時候開啟編寫工作的，那時要客觀評價資產階級的曆史功績都難，遑論挑戰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定論！可以說《辛亥革命史》打上了很深的時代烙印，但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官方學者。而且，資產階級革命一說的源頭，並非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學者早已說過，而且我個人的根據也都來自非馬克思學派的社會學。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我們這一代人，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編寫出來的《辛亥革命史》，帶著那個時代的烙印；將來的曆史學家，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撰寫《辛亥革命史》，也會帶著新的時代烙印。這是很正常的，一點也不奇怪。
因此，當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辛亥革命史》被列入“中國文庫”，有機會再版的時候，我決定隻刪除一些早已過時的贅語，改正若幹明顯的錯字和史實錯誤，而不做根本的修改。這麽做，能真實地保留一個學術文本，同時，也是對編寫組成員勞動的尊重。
歲月催人老。再版的時候，當年一起爭論、一起拚搏的編寫組成員，大都已經凋零。我很懷念這一群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