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寫《辛亥革命史》期間，還成立了一個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
應該是1978年，當編寫組的林增平、蕭致治、劉望齡和我在北京的時候，張磊剛好到北京出差，他提出來：“太平天國已經成立了一個研究會，辛亥革命也創建一個吧。”我們覺得這個主意不錯，於是表示認可，並公推張磊向有關單位匯報。
成立研究會，總要起草一個章程。章程如何起草？張磊說：“這個容易，我來辦。”
沒過多久，他真的就拿來了一份章程，還是打印的。我看了一下，有模有樣，很像那麽回事。
我很好奇：“怎麽這麽快？”
他說：“抄的。把太平天國研究會的章程拿來，將‘太平天國’換成‘辛亥革命’，就完成一大半了。”
下一步是征求意見。這也是張磊親自做的。他去近代史研究所，和劉大年、黎澍等幾位談了一下。劉大年表示支持，黎澍則說：“一開始就弄全國性的研究會，可能有點難。”那時候，太平天國研究會內部已經有些問題，大概黎澍有所察覺，因此建議我們：“不如先弄一個地區性的算了。”
我們聽了黎澍的建議，決定以編寫組為基礎，將範圍限定在中南地區，實行單位會員製，研究會的名字就確定為“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
1978年底，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第一屆理事會在中山召開，湖北、湖南、廣東、廣西、貴州、河南、四川的相關單位，都派代表參加，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學者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在這次會上，我被選為理事長，林增平、張磊被選為副理事長。
我提出，研究會有一個中心，兩個陣地。一個中心就是研究，兩個陣地就是學術會議和學術刊物。會議決定，要編輯《辛亥革命史叢刊》和《辛亥革命史研究會通訊》作為研究會的刊物，並定於1979年11月舉辦第一次學術會議。
會後組織了學術考察。南海有一座西樵山，是康有為隱居讀書之處。我們在遊覽完康有為故居之後，也到西樵山一遊。西樵山某處有一洞，很狹小，隻能爬行通過，洞口寫著三個字：“回頭看”。大家以為回頭看能有什麽好景致，因此魚貫過去之後，一個一個都回頭看看，結果看到的是另外三個字：“鑽狗洞”。才知道上了當。不過大家興致很好，看後都哈哈一笑。
1979年底，學術會議如期召開，那就是“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不但有大陸的學者，香港的王德昭、趙令揚，日本的森時彥夫婦等都參加了。我那時才從日本訪學回來，未及回家就直奔會場。會議開得非常成功，我對德昭先生仰慕已久，他見到我也特別高興，特地拿出他大學時代最愛喝的貴州董酒，與我單獨淺酌細品。會後，大家公認這是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研究的春天的第一個燕子。
同一年，《辛亥革命研究會通訊》發行；1980年，《辛亥革命史叢刊》創刊；不久，《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也問世了。學會呈現出一派活躍場麵。我們還開創性地舉辦辛亥革命史研究青年討論會，在全國範圍內征集論文，評定等次，以促進青年學者更快成長。
由於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學者們交流的平台很少，因此，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在那段時間裏，在促進學術交流、繁榮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麵發揮了不小的作用。進入90年代以後，學者們交流的平台越來越多，研究會的作用就逐漸變小了。年會也開不起來了，“叢刊”的稿源也不足了，“通訊”和“動態”也隻有靠“苦撐”才能辦下去，後來就合並成為《辛亥革命研究動態》了。與此同時，政府有關部門對社團的管理卻越來越規範，也越來越嚴苛，令人疲於應付。
辛亥革命史研究會1980年部分理事合影（開沅左側為林增平）
不過，不管將來如何，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畢竟有過自己的輝煌，為熱衷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外學者提供過若幹小小的展示自己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