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天，初稿接近全部完成。這時，我和蕭致治受美國學術界的邀請，前往美國進行學術交流。結束在美國的交流之後，蕭致治回國，我又接受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的聯合邀請，前往日本交流。這次出訪前後將近兩個月，使我們的編寫工作受益匪淺。因為正是在“文革”劫難期間，北美、西歐、日本乃至我國港、台地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迅速發展，儼然成為一門國際顯學，大大拉開了國內外研究水平的差距。通過這次出訪，我們不僅親眼看到了差距，而且還初步明確應從哪些方麵盡快縮短距離，同時也搜集了許多重要資料、信息與有代表性的學術著作。定稿過程中，我們充分利用了這次出訪的收獲，因而增進了國際視野與學術水準。
定稿工作從1980年開始。此前，我們已在北京師範大學借用學生宿舍和教室作為住宿與辦公地點，定稿就在這裏。聽從林言椒的合理建議，我們首先集中精力將上冊定稿。交來的稿件大都基礎不錯，但也有個別作者寫得比較粗糙，有的甚至還未全部寫成，隻好由我與林公動手續寫。統稿期間，我開始患高血壓，走路有的時候隻能摸著牆壁和樹木走，睡覺不能躺下去，隻能靠著，很是辛苦。
不過，大家精誠團結，倒也苦中有樂。兩個主編常駐北京，其他作者輪流進京，會合定稿。因此，有的時候，宿舍裏住著四個人，但有的時候，則隻有我和林增平兩個。這使我們有機會增進對彼此的了解。增平大智若愚，外樸內秀，平常埋頭工作，話語不多。但到了臨睡的時候，他常常會不知從何處摸出來一把花生，有時還有半瓶剩酒，自斟自飲，自得其樂。有時也會贈我半杯，聊以相伴。這個時候，他的談興漸濃，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無所不談，語速較慢，如潺潺流水。
除了核對原始檔案、校訂清稿一類的工作，還由我執筆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請她為我們題寫書名，居然獲得了成功，橫豎各寫了兩幅供選擇。她的題名給我們的書大增光彩。這樣，上冊在1980年出版問世。
上冊花的時間比較多，進行得比較從容，也走了一些彎路。到後麵兩冊，就有點匆忙趕工了，因為1981年要召開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學術研討會，必須在此之前將書出齊。好在有了上冊定稿經驗，加上後麵的稿子基本上是清稿，需要大量修改的部分比較少，尤其是第三冊王天獎的稿子，分量很重，包括標點符號在內，幾乎都不需要動筆改，為我們節約了大量時間，因此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定稿工作。我花較多時間主要是外文資料的補充與注釋，因為這大多是原稿所欠缺的。定稿的後期，劉望齡和馮祖貽兩位出力甚多。他們年輕，複印、校對、編索引、配插圖等煩瑣工作，都是他們完成的。
我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中寫過這樣的話：“應該承認，我們現在還缺少出版一部全麵的通史規格的辛亥革命史大著作的必要基礎。”當初稿出來的時候，我們也覺得有點蓬頭垢麵，不好見人。但沒有想到，經過定稿這一道工序，理個發，洗個澡，修修麵，打扮一下，印刷出來，也還有模有樣。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當我們將三卷印製精美的《辛亥革命史》贈送給國內外學者的時候，竟然獲得了大家的一致誇讚。其後，海外學界朋友寫讀後的感受，說此書是“最能代表中國大陸研究水平與趨向的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