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專業人員寫作的階段，也存在一些必須克服的問題。
那時大家做科研的硬件普遍很差，寫作過程中要克服不少困難。以我自己為例，全家隻有兩間房，並且不是在同一個套間裏，而是在相鄰的兩個套間裏各讓出一間，因此，我家兩間臥室旁邊都是公用的廚房和廁所，沒有自己的獨立空間，這對於寫作而言，實為不利。並且，我們家住的是西頭頂樓，又不通風，夏天就像一個蒸籠，酷熱難耐，連晚上都無法睡覺，遑論寫作。因此，一放暑假，我們家就隻有搬到一號教學樓我的備課室“避暑”。晚上全家在過道地上鋪席子睡覺，雖沒有風扇，非常熱，但比自己家裏還是強一點。我白天就在那裏寫作。我愛出汗，隻有用毛巾把手腕包起來，以免稿紙被汗浸濕。旁邊另有毛巾一塊，隨時擦拭頭上的汗，以免滴下的汗水打濕稿紙。書稿中分配給我的“同盟會”和“論戰”兩章，還有好幾篇重點論文，都是在這一環境下寫出來的。我的條件如此，別人的條件恐怕好不到哪裏去。
家裏的條件不好，各單位的條件也有限。我們出差開會，都是坐火車。為了節約開支，一般是硬座。有時運氣不好，還隻能買到站票。有一次在貴陽師範學院開編寫組會議，該校條件很差，無法招待我們住。在附近找了一個條件好一點的，乃是勞改局為犯人家屬探親設立的招待所，也頗簡陋。又有一次，在廣州開編寫組會議，會後參觀相關曆史遺址，但沒有車子可用。多虧張磊本事大，硬是通過公安廳的熟人，借來了一台囚車。大家一擁而上，透過囚車上防止犯人逃跑的鐵柵欄，飽覽廣州市容。因為有這樣的經曆，所以有人開玩笑，說我們這個編寫組是一個“乘囚車住勞改所的編寫組”。
然而，最大的困難還是“左”的幹擾。“四人幫”才下台，“文革”的遺毒還很深，很多人的思想一時解放不了，“左”的幹擾非常大。
開會討論的時候，仍然有人提出，對於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一定要“立足於批”。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文革思維”。如果對於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不能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而一定要“批”字當頭，那我們的書就不會有什麽學術價值。
有人提出，要強調工農群眾的作用，甚至說工農群眾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是主體乃至主導作用。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才是那場革命領導者的觀點不對，是“資產階級高明論”。這也是一種“文革思維”。實際上，在辛亥革命時期，無產階級根本就沒有成長起來，怎麽可能是革命的領導者呢？
在人物評價上，有人按照“文革”後期的“路線鬥爭”邏輯，簡單地給人貼上“好”與“壞”的標簽，不但無法正確評價立憲派的曆史作用，就是在革命派內部，也隻看到孫中山的作用，而把與孫中山有過分歧的，都視為另一條“路線”，或者把黃興、宋教仁等人的功績歸到孫中山的頭上，把孫中山的過錯歸到黃興等人的頭上。似乎隻有這樣，才最符合“革命邏輯”。
在對待國外勢力的問題上，有人仍然堅持“文革”遺留下來的盲目排外傾向，認為凡是介入中國革命的外國人，都是“別有用心”，一切外來力量，都是“侵略勢力”。在這種思維之下，是無法準確理解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外關係的。
1976年編寫組長沙會議後，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與部分與會者合影（前排右為林言椒，後排中為戴逸）
諸如此類的“左”的幹擾，明裏暗裏給我們的編寫工作造成很大困擾。我們當時解脫的辦法，是召開“擴大會議”，進行“開門討論”。也就是說，開編寫組會議的時候，不限於編寫組的人員參加，同時邀請編寫組以外的已經“思想解放”了的專家學者來討論。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不但能夠更有效地消除編寫組中“左”的傾向，並且能較好避免編寫組內部出現無謂爭吵。積極參加討論的“編外”人員有陳旭麓、陳慶華、戴逸等人，其中尤其是陳旭麓，幾乎每會必到，為我們提出了很多非常中肯的建議。為了統一編寫組的認識，形成共識，在大家討論的基礎上，我撰寫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作為編寫組共同秉承的指導思想。不過，總還有個別人，在反複辯論之後，始終不肯放棄“左”的成見，離開了編寫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