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林言椒在北京初步商定之後，我便回了武漢，立即又陷入日常教學之中，對於編寫《辛亥革命史》，一時並無行動。倒是林言椒動作麻利，他以人民出版社的名義，很快就和除林增平以外的各方學者聯絡上了，並且得到了熱烈響應。於是，開始進入正式搭建寫作班子的階段。
那時依然要“三結合”，即黨支部、工農兵、專業人員相結合才能寫作，否則沒有“合法性”。這一製度使搭建寫作班子一事變得複雜，使我們被迫做了不少“虛功”。
黨支部好解決，當時華師的領導機構是革委會和臨時黨委，黨委書記為本校教師能主持編寫這麽一套由國家最高一級出版社出麵組織的著作感到高興，表示鼎力支持。
“工農兵”的問題不好解決。不是找不到工農兵，而是我在《曆史研究》編輯部工作的經曆使我明白，工農兵理論工作者的寫作水平大多很低。他們進來之後該如何開展寫作？
在武漢可以聯係的企業很多，我們最後決定找武昌造船廠，因為據了解，武船的技術人員裏，有一些是清華大學或哈軍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畢業的，文化素質較高，而且正下放車間勞動，已經擁有工人師傅身份。我請善於公關的林言椒出麵聯係。果然，武船一看是人民出版社的重點出版計劃，馬上答應，派了好幾個上過大學的“工人”，並答應在他們那裏舉行編寫組的成立大會。
成立大會於1976年夏秋之間舉行，除林增平之外，編寫組的重要成員都參加了。大家做了一個大致分工，決定回去之後就動手寫作。但隨著編寫組工作的開展，我越來越感到有必要請林增平出山，請他和我一道主持工作。
我將此意和林言椒說了，他馬上行動，跑到湖南，居然說服了省委宣傳部，同意林增平立刻出來工作。林增平第一次來參加編寫組會議時，還穿著帶有塵土的勞動服裝，並與我們談炒茶經驗，認認真真，一絲不苟，和他治學的態度一模一樣。從那以後，《辛亥革命史》便有了兩個主編，我與增平從此密切合作，開始了“林章配”。
“三結合”模式維持了一段時間，我們在湖南和貴州也都找過合作的工廠，吸收了一些工人到寫作組。這些所謂“工人”大都文化水平相當高，不過沒有受過曆史學訓練。我們為他們辦過學習班，試圖使他們能夠真正如專業人員一樣做研究。但效果不佳，他們後來寫的稿子，基本上都不能用，連修改的基礎都沒有。
唯一的特例是馮祖貽，後來真的進入到寫作班子裏，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貴州平壩有一個飛機場，馮祖貽就是從那裏“結合”進來的。他是學曆史出身，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還隨何茲全讀了研究生，攻讀魏晉南北朝史。後來下放貴州平壩飛機場勞動，因為文化素質甚高，被安排在子弟學校教書。因此，他可稱“冒牌”工人，我們很快就發現他已具有獨立執筆寫作的能力。
這種“三結合”的體製到“**”結束之後，才慢慢悄然消亡，我們的撰寫工作，慢慢走上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