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林言椒的建議

和平賓館位於王府井金魚胡同，地理位置非常好，因此，《曆史研究》編輯部成為同行聚會的一個場所。作者、讀者、學界老友，經常在此歡晤。人民出版社也相距不遠，因此，該社編輯林言椒經常來聊天。外地一些作者找他，他也會經常帶到我們那裏去。《曆史研究》編輯部的人不善待客，也沒有自己掌握的招待費，到了吃飯的時間往往沒有供餐表示。但隻要林言椒在場，必定會利用他的交際費，邀請大家一起下館子，為我們做了不少彌補工作，並促進了一些正當的學術交往。

他有時候也會約編輯部的人寫稿子，《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場大論戰》就是他約我寫的。作為“學點曆史”叢書的一種，有很多框框，要強調路線鬥爭，還要強調“儒法鬥爭”。辛亥革命前革命派與保皇派的論戰，一方強調革命路線，一方強調改良路線，因此，說是路線鬥爭當然沒有問題，但我對“儒法鬥爭”本來就有保留，內心並不覺得兩派的論爭是儒法之爭，因此寫得有點辛苦。稿子交上去之後，出版社覺得我的“儒法鬥爭”寫得弱了，“幫忙”做了一番“穿鞋戴帽”的功夫，加了不少“儒法鬥爭”的言論，才印出來。

1975年秋天，我回武漢之前，林言椒為我餞行。席間，他問我：“你回去之後，有沒有什麽規劃？”

我說：“沒有。”

他問：“那麽，你是不是可以出麵組織一些學者來寫一部大書？”

“寫什麽大書？”我一臉狐疑。

“辛亥革命史。”

那時候，鄧小平還在主持工作，大刀闊斧地整頓，各行各業都想有所作為。林言椒之所以會提出撰寫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的設想，恐怕與此有關。我當時雖然對前路依然有些迷茫，但也有“想做點事”的衝動。聽到林言椒的建議之後，腦海中又浮現起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吳玉章關於將來要有辛亥革命“大著作”的講話。心想：林言椒的這一建議，不就是撰寫一部辛亥革命的大著作嗎？我心頭一熱，應承下來。

不過，我還是有些擔心。在搭建班子方麵，我很擔心僅僅依靠武漢的學者，恐怕不夠。林言椒說：“我們可以‘聯省自治’，聯合中南數省的學者，通力合作。”

不久，他提出一個人選名單，包括湖南的林增平，四川的隗瀛濤，河南的王天獎，貴州的吳雁南等。隗瀛濤長年從事保路運動研究，王天獎從事白朗起義研究，都已學有專長。特別是林增平，早就出過一本《辛亥革命》的小冊子，又撰寫過上下冊的《中國近代史》，富有科研和寫作經驗，並且已經是副教授，我還隻是講師，要是他能與我一起擔任主編，那是最好不過。但他那時還沒有獲得解放，在一個茶場接受“改造”，我們隻能等待機會。

在林言椒所提名單的基礎上，我建議增加一個人，那就是林家有。此前，我與林家有已有接觸。他性格直爽，在曆史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間，曆史研究所派性鬥爭嚴重，他的個性很強，因此處境不甚理想。他那時已決定離開曆史研究所，回到中山大學。我看過他寫的論述辛亥革命時期少數民族的文章，於是邀請他撰寫這一部分內容，他很爽快地答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