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傳啟的批判文章充滿“革命性”，充滿“戰鬥力”，滿是火藥味。對論敵的定性非常明確：為叛徒辯護，故意歪曲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論敵看完了，頓感天旋地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果然，很快，中宣部通知湖北省委，內定我為重點批判對象。我被學校召回，接受批判。那時“四清”正如火如荼，我因已被宣布“三不”，當然不能參加“四清”。所謂“三不”，就是不能教書，不能發表文章，不能參加政治運動。“四清”是那時最熱鬧的政治運動，學校大部分師生都下去了，結果造成一個問題：對我的批判不好組織。
有組織的大型批判隻有一次，是省社聯組織的，但批得有氣無力，遠不如吳傳啟的文章那麽富有“戰鬥性”。唯一宣讀了的批判文章，出自華師政治係一個青年教師的手筆。他是學馬列主義的，還算能寫，便代表學校，寫了一篇。
批的人有氣無力，被批的人也認不出錯來，因為我實在挖不出什麽驚天的動機和背景來。有人懷疑我與黎澍的關係，因為在我撰文之前，黎澍組織過一次座談會，討論太平天國有關問題。聽說在那次會上，與會者幾乎一邊倒，都不同意戚本禹的觀點。因為那時我和祁龍威都在北京，他也知道我們兩個都對太平天國有興趣，於是在座談會的名單上列上了我們的名字。但是，很不巧，不知道什麽原因，我們兩個都沒有參加那次座談會。因此，與黎澍的關係也“查無實據”。
過了一段時間，對我的批鬥基本上停止了。大部分人都下去參加“四清”了，我被閑置起來。妻子也到蘄春參加“四清”，家中有三個小孩，因為廣州戰備，表弟蕭銘蓀夫婦把一兒、一女都送過來了，因此請了一位許婆婆做家務，我在家中也成一個閑人，洗衣、做飯都不用我管。有一段時間，對於做學問也沒有興趣，因為已經宣布我“不能發文章”，那我寫出來又有什麽用呢？而且一篇文章引起如此大禍，我連提筆都失去勇氣。無聊了，就隻有打乒乓球。那時曆史係有一個資料員留守，沒有下去參加“四清”，她上班的時候經常陪我打球。她似乎對我遇到那麽倒黴的事情還有心思打球一事不好理解，有一次忍不住問我：“章老師，你還有心打球啊？我看你還打得蠻高興，蠻認真的。”
除了打球，偶爾也還有一點別的活動。學校專門留了兩個年輕教師“幫助”我改造。他們都是我的學生，有一個還當過我的助教。他們一般都不來找我，更不曾批判我，但為了完成任務，有時也會安排一點活動。記得有一次，他們帶我到武漢附近的一個村莊“接受階級鬥爭教育”。兩個年輕人中有一個是黨員，進村之後，他說：“我一進村就聞到了階級鬥爭的氣息。”但我好像聞不出來。
果然，這個村莊裏的“階級鬥爭”很熱鬧。我和兩個年輕教師一起，在村子裏轉了轉，了解了一下，發現在這裏，本來是很好的幹部也被懷疑，硬說人家貪汙了多少多少，掘地三尺，屈打成招。我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教育，反而產生反感，心想怎麽能如此“四清”呢？
有意思的是，雖然被宣布“不能發表文章”，但是，我卻在1965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那就是前麵提到過的“學點曆史”叢書中的《武昌起義》。李侃很有魄力，說：“這本書是章開沅出事之前簽的合同，不能因為章開沅而把我們出版社這本書給報廢了。”當然，在出版的時候，還是做了一點小小的處理，把版權頁上的出版日期填成了1964年7月。大概這一點起了作用，出版之後，沒有人告發。
在我動手撰寫《武昌起義》之前，李侃已經給我支了一筆可觀的稿費。書出版之後不久，我收到了後續稿費。我雖然不覺得自己那篇文章有什麽錯，但還是覺得此事給華師帶來了麻煩，深感對不起學校。為了表達我的歉疚，我把後續的稿費上交給了學校。對我而言，能夠出版此書，就是得了很大的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