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華書局出版《武昌起義》一事，我還得到了一點感悟：“三不”的處罰，不會延續一輩子。我是學校的教師，總有一天，是要允許我教學的。現在不允許我教學也沒有大關係，因為“四清”期間，師生大部分都下去參加運動了，大家都不能從事教學。現在不允許發文章，但出版社都可以找些借口“靈活處理”一下，將來總會允許我發表的吧。想到這裏，我決定不再無所事事地晃來晃去，還是要做點事情。於是，重拾起書本，認真研讀，邊讀邊做卡片，積累一些資料，為將來的研究做點功課。
我被調回華師接受批判之後，東老一直密切關注我。雖然他自己的處境也不好，但為了讓我不致真的變成一個廢人，還是找了個機會拉我一把，於1966年初把我再次借調到身邊。孫中山出生於1866年，1966年要舉行大規模慶祝活動，成立了一個籌備委員會，劉少奇任主任委員，廖承誌任秘書長，東老和其他幾個人任副秘書長。東老就是以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籌備委員會的名義把我借調到北京的。
這次就住在位於白塔寺的全國政協的一座小樓裏。樓下是會議室，樓上給我留一間大房做臥室兼辦公室，政協秘書處指定一位老資格科長協助我處理雜務。食堂就在樓下，生活很方便。
由於住在這裏，我對政協文史委加深了一點認識。原來，正式職員雖然統戰對象多一點，但文化素質還挺高。有一些人，是正兒八經北大畢業的，或西南聯大畢業的，中文、外文都很好。我也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文史專員，如鄭洞國、杜聿明、廖耀湘、沈醉等人，都有機會一睹尊顏。鄭洞國和杜聿明都有大將風範，隻是鄭洞國似乎有點喜歡爆粗口，他是國防委員會委員，不屬於被釋放的戰犯，因此顯得更神氣一些。沈醉顯得很活躍，能說會道，但感覺有點愛吹牛。
我被安排的日常工作，是協助廖承誌處理“人民來信”。非常重要的才轉給他，不是特別重要，但自己覺得應該回信的，就以廖承誌的名義簡單回複一下，一般的就不作處理。記得“四大寇”之一的尤列的兒子寫了一封長信，用奇門遁甲之術分析世界大勢，提出一些戰略上的建議，讀來頗荒唐，也很有趣。這封信我就沒有轉給廖承誌，但考慮到是尤列的兒子，我還是回了一封信。
平日所做，無非是這些打雜的工作。比較正經一點的事情，是幫秘書長、副秘書長們做再版的《孫中山選集》和《宋慶齡選集》的終審工作。另外，王芸生的《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送到東老那裏之後，他也交給我一並審讀。
最可惜的一件事情，是本來有機會接觸李根源的私人文獻，卻沒有來得及讀一讀。李根源在1965年去世，我借調期間，有他收藏和著述的兩箱子書籍以及一部分手稿被送到我這裏來。我本來準備好好看一看的，但還沒有來得及開箱清點登記，“**”就爆發了。因此，裏麵究竟有些什麽寶貝，我一直不清楚。
“**”的最初階段，華師的領導尚允許我繼續留在北京。不久之後，工作組進入學校，我就被叫回。接到通知之後，我隻好匆匆離開政協，回到華師。我原以為還有機會再回去的，因此連最起碼的交接工作都沒有做，李根源的文獻就那麽擺在我的房裏，沒有用完的飯票也還扔在那裏，連換洗衣物都沒有帶，就那麽隻身離開了。
沒想到，這一走，就與全國政協文史委這些老朋友最後訣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