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這時，東老在一次辦公會議上閑談，提到目前的一些爭鳴，說是學術討論，實際上就是階級鬥爭，而被批判的對象好些都是他的老朋友。他語重心長地說：“現在的討論不是正常的學術探討，何必寫什麽文章湊什麽熱鬧。”這對我真是當頭棒喝！我是東老借調來的，要是出點什麽問題，豈不使他難堪，不好向華師交代嗎？
於是，我找到了小金，對他講：“我那篇稿子不發了，請你退給我吧。”小金盡職盡責，跑到編輯部去幫我要回稿子。但是，他得到的消息是：此稿不能退。這時，小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也無可奈何。
10月24日，我的文章被《光明日報》刊發。但同時發表的，還有一篇題為《這是一種什麽論戰手法？》的文章，署名“任光”，事後知道那是吳傳啟的筆名。他的文章是專門批判我的，並且還刊登在我的文章的上麵。吳傳啟的全文如下：
這是一種什麽論戰手法？
任光
在一川的《不要盡量美化，也不應一筆抹殺》的文章中，替李秀成的背叛進行辯護的基本論點之一，就是反對把叛徒叫作叛徒，認為如實地把叛徒叫作叛徒，就不是“真實地敘述曆史”，就是所謂“一筆抹殺的態度”。
這篇文章采取對論戰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從而把爭論中的正確觀點和錯誤觀點“合二為一”，概括為所謂“兩個極端，一條邏輯”，批評這“一條邏輯”就是：“既然是英雄就不會動搖求降，既然一度動搖求降就必定不會是什麽英雄。”這樣說來，一川所主張和提倡的“一條邏輯”就必然是：英雄也會動搖求降，一度動搖求降也仍然不失為英雄。他正是按照這種“邏輯”，不但反對把叛徒叫作叛徒，而且主張把叛徒叫作“英雄”。這難道不是徹頭徹尾的替叛徒開脫、辯護的“邏輯”嗎？
他為了反對他所謂“一筆抹殺的態度”，和論證他的“真實地敘述曆史”的“科學”態度，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進行了極其惡劣的歪曲。
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對於那些雖然有缺點但確實有重大貢獻的曆史人物，從來不采取一筆抹殺的態度。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所列舉的農民革命領袖中，既包括了完全蛻化成為封建帝王的劉邦、朱元璋，也包括了曾經投降受撫的王仙芝、宋江。而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所列舉的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中，除洪秀全、孫中山而外，也還提出了康有為和嚴複。”顯然，上文所提到的關於引用毛主席著作的部分，是對毛主席著作原意的徹頭徹尾的歪曲。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說：
“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曆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19頁）
並且接著還說，由於當時沒有新的階級力量，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出處同上）很清楚，毛主席在這裏主要是闡明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絲毫不涉及對這些曆史人物的具體評價問題，更不涉及對這些曆史人物的所謂“缺點”和“貢獻”的比較問題。試問一川，毛主席的這段話，怎麽能作為你的論點的依據呢？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中說：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4頁）
顯然，這裏隻是說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絲毫也不涉及對這些個人的具體的曆史的評價。並且，毛主席在本文的後麵還說：“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這就是說，“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也是“一分為二”的。一川引述這段話時，為什麽故意把這派人物“合二為一”呢？
這篇文章還引用了恩格斯的話說：“恩格斯在評論歌德時曾經說過：‘歌德有時極為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天才，有時是狹隘的庸人。歌德的偉大並不否定他的渺小，而作為庸人的歌德也並不否定作為天才的歌德。我們對於李秀成或許也可以作如是觀。”
現在，我們再看看恩格斯的原文是怎樣說的。恩格斯在這一段話的開頭說：“關於歌德本人我們當然無法在這裏詳談。我們要注意的隻有一點。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對當時的德國社會的態度是帶有兩重性的。”即有時對它是敵視的，有時又相反。於是接著說：“問題不僅僅在於，歌德承認德國生活中的某些方麵而反對他所敵視的另一些方麵。這常常不過是他的各種情緒的表現而已；在他心中經常進行著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可敬的魏瑪的樞密顧問之間的鬥爭；前者厭惡周圍環境的鄙俗氣，而後者卻不得不對這種鄙俗氣妥協，遷就。因此，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的、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56頁）
很清楚，恩格斯在這裏，從頭至尾都是說的歌德“對當時的德國社會的態度是帶有兩重性的”，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天才、有時是胸襟狹隘的庸人。這同一個人的投降背叛有什麽相幹？怎麽能對背叛革命的李秀成也“作如是觀”呢？
一川從恩格斯的這段話中，斬頭去尾地挖出半句話中的半句，為他的錯誤觀點進行辯護，顯然是為了混淆視聽而進行的有意識的歪曲。
總之，上麵引述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話，都絕對不能作為一川所謂“不應一筆抹殺”論的依據。
對於一個人一生在革命中的貢獻和缺點來說，當然是可以比較的，在今天是如此，在曆史上也是如此。但是，首先必須劃清敵我界限。在這裏，有兩種根本性質不同的缺點和錯誤。
一種是在革命陣營內部的缺點和錯誤，這是可以比較的。例如，列寧在提到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羅莎·盧森堡時，講到她曾經犯過許多錯誤，甚至是很嚴重的錯誤，但列寧說：“鷹有時比雞還飛得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雖然犯了這些錯誤，但她始終是一隻鷹。”（《列寧全集》33卷，第180頁）歸根結底，就在於盧森堡對敵鬥爭是堅決的，在敵人麵前是不屈不撓的，對革命是忠誠的。這種比較，就是“鷹”和“鷹”的比較，是鷹有時飛得高有時飛得低的比較。這種比較，是人民內部的是非、功過問題，是在人民內部劃清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問題。
另一種錯誤，是投降變節，是根本背叛了他原來所代表的革命運動，是對革命的叛賣，是投到了敵人的一方，走到了他原來所代表的革命運動的反麵。對於叛變投敵的這些人來說，他們的這種錯誤，同所謂對革命的“貢獻”來說，是不能比較的，因為這是屬於劃清敵我界限的問題。
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即使曾經對革命做了九十九件好事，而在最後做了一件投降敵人、背叛革命的大壞事，那就首先意味著他自己對自己以前的一切采取一筆抹殺的態度了，因而就隻能把他叫作叛徒。如果不把叛徒叫作叛徒，以至把叛徒叫作“英雄”，不就一筆抹殺了敵我界限嗎？一川的“不應一筆抹殺”論，正是在這個根本性的敵我界限問題上，采取了“一筆抹殺”的態度。假若按照他的“不應一筆抹殺”論來評論曆史人物，那麽，世界上不就根本不會有什麽革命的叛徒了嗎？叛徒之所以叫作叛徒，就是因為他們是從革命營壘滾到敵人方麵去，是在革命營壘裏或長或短地混過了的，因此任何叛徒，不就都可以找到一點所謂“貢獻”去同他的叛變投敵的“缺點”比較嗎？不就是敵我不分了嗎？
例如，汪精衛曾刺過攝政王，在大革命時期一度曾經號稱國民黨的“左派”，後來跟蔣介石一起反共，以至在抗日戰爭時期直接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成為遺臭萬年的大漢奸。試問一川，能夠按照你的“邏輯”，去把作為大漢奸的汪精衛同所謂“貢獻”來比較嗎？如果按照一川的“不應一筆抹殺”論，不就也不能把汪精衛叫作遺臭萬年的大漢奸嗎？
難道這就叫作“真實地敘述曆史”的“科學”態度？！難道“真實地敘述曆史”，就是不要階級觀點，不分敵我界限嗎？因此問題的真相在於，說別人不應當對曆史采取“一筆抹殺的態度”的人，正是他自己在敵我界限問題上采取了徹頭徹尾的“一筆抹殺的態度”。
歸根到底，一川的論點是完全錯誤的，他歪曲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他的論點辯護的手法，是極其惡劣的。
人們在引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時候，有時也會犯某些錯誤。同樣，在這裏也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錯誤。
一種是由於對經典著作的誤解，因而在引述時違反了原意，這種錯誤當然也是錯誤，但是這種錯誤是偶然的、是可以諒解的。發現以後，也應該及時改正。
另一種錯誤，則是為了要堅持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又要把它說成馬克思主義，因而有意識地歪曲經典著作，為自己的觀點辯護。這種錯誤是不能原諒的，是一種極其惡劣的論戰手法，是徹頭徹尾的詭辯論。
一川在這篇文章中，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惡意歪曲，則不是屬於對經典著作的誤解的問題，而是屬於這後一種性質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