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急就章
1964年10月的某一天，祁龍威的學生小金來訪。其時祁龍威已經回揚州師院。小金是《光明日報》“史學周刊”編輯，此前我們已經熟識。我們聊起時下史學界的熱點，尤其是對太平天國重要將領李秀成的評價問題。
這是我一直都很關注的問題，我寫電影劇本《太平天國》就是以李秀成、陳玉成為主角。學界的討論圍繞李秀成被曾國藩抓住之後寫的供詞（即通常說的《李秀成自述》，以下簡稱《自述》）展開，有兩種傾向。一種以羅爾綱為代表，對李秀成盡量美化，認為李秀成在自述中說的那些向曾國藩求降的言論，都是他愚弄敵人的“偽降”，甚至把太平軍在天京陷落之後若幹地區的抗清鬥爭都歸於這一妙計的作用。這一說法確實塑造了一個光輝的李秀成形象，但是，何以證明李秀成的《自述》是“苦肉緩兵計”？羅爾綱提出了很多理由，但都建立在推測的基礎上，無法坐實，難以令人信服。
另一種傾向以戚本禹為代表。他在《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發表了一篇《評李秀成自述》，對羅爾綱等人的美化傾向加以批評的同時，走向了反麵，一意抹殺李秀成，認為李秀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蛻化變節分子，從一開始就缺乏革命理想，在困難時失去革命信心，充滿封建思想遺毒，背離本來的階級，貪戀珍珠寶物等等。戚本禹斷定，李秀成的《自述》“不過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自白書”，“美化敵人，必然要醜化自己”。既然如此，那他應該懷疑《自述》的史料價值，至少在論述中不可完全依賴《自述》。但是，他卻把《自述》當作了揭露李秀成一生缺點最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依據，因此，立論同樣缺乏堅實的基礎。
以我的見解，羅爾綱和戚本禹都是在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氣節為標準要求舊式農民領袖。前者是根據無產階級氣節標準為李秀成辯護，所以力圖把《自述》中的大量求降言論都解釋成欺騙敵人的“妙計”，以求維護這個英雄形象的潔白無瑕、完美無缺；後者則根據無產階級氣節標準要求李秀成，不惜處處貶損李秀成在被捕前的英雄事跡，力圖把他說成是一貫不堅定的而且有通敵行為的叛徒。因此，在我看來，他們雖然是兩個極端，但邏輯則完全相同：既然是英雄就必定不會動搖求降，既然一度動搖求降就必定不會是什麽英雄。
我覺得如此評價曆史人物，問題很大。真理總是具體的，評判曆史人物的功過總離不開當時的具體曆史條件。在評判李秀成的時候，羅爾綱和戚本禹都患了用抽象的原則框框來攝取曆史現象的毛病，因此都誤入歧途了。
在我看來，李秀成的《自述》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一方麵，李秀成被捕時對天國已經失去信心，因而幻想投依曾國藩以求獲得反對外國侵略者的時機，並且極端錯誤地以美化敵人醜化自己的言辭來取信於敵人，甚至還打算以協同“招撫”太平軍餘部來換取對自己的寬大處理。但另一方麵，他對太平天國革命的感情還是很深厚的，因此，在求降的同時，也還認真敘述了不少革命信史，對其他起義領袖做了應有的肯定，並且也有意掩蓋了某些重要內部機密。對於這矛盾的兩麵，我們不能隻誇大一麵，而忽略另一麵。
聽我談了以上見解，小金大為高興，說：“您的意見很中肯。其實，有類似想法的北大學者還不少，就是沒有人出來公開講。”
我正在興頭上，未加思索就接了一句：“那麽，我來寫吧。”
乘著高昂的興致，我一個晚上就把文稿寫出來了，署名“一川”。我很為自己的寫作效率自得，自認雖未查閱任何文獻，但說理清晰，引證準確，堪稱一氣嗬成。很快，小金又來到我的住處看稿子，認為寫得精彩，沒有提任何修改意見，直接帶走了。
以下是那篇文稿：
不要盡量美化，也不應一筆抹殺
——對於李秀成評價問題的一點淺見
一川
中國近代曆史的整個發展過程，交織著錯綜重疊的社會矛盾，很多英雄人物在尖銳而又複雜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中，走著迂回曲折的道路，時時散發出瑰麗的光焰，但間或也留下恥辱的陰影，往往使後人感到迷惑不解，難以捉摸。無怪乎林則徐曾經充滿鬱憤地寫道：“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憑誰論是非？”
當前關於李秀成評價問題的討論，應該給予明確的答複：隻要我們遵循和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從曆史真實出發，而不是從主觀推想出發，把握主流、實質，而不是摭拾枝節、表象，就一定可以通過共同努力探索，判定這一段曆史的“是非”。
盡量美化不是正確的頌揚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李秀成的研究工作，確實存在某些盡量美化的偏向。即以羅爾綱同誌最近發表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緩兵計》一文來說，也還存在著這一偏向的不少“痕跡”。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不僅不批判李秀成對於反動派的幻想，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度動搖屈膝，反而力圖把他的求降言行完全美化成為愚弄敵人的“妙計”，甚至把太平軍餘部在天京失陷後繼續英勇奮戰所取得的光輝成就，也一律歸功於李秀成這條“妙計”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羅爾綱同誌自稱已經“放棄了”以前提出的“李秀成襲蜀漢薑維故智偽降曾國藩以圖複興太平天國的假設”，實際上這個假設卻在《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緩兵計》一文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而貫串於前後兩者之間的，則為羅爾綱同誌研究方法中的某些缺點——如過多的推論和有時難免流於穿鑿的考證等。
羅同誌詳細分析當時的曆史條件和鬥爭形勢，說明李秀成有可能實行這條苦肉緩兵計。但是，誰都知道，可能並不等於現實，由此並不能得出李秀成“這一條苦肉緩兵計，乃是從實際出發，並沒有幻想”的肯定性結論。
羅同誌具體證明李秀成確曾實行苦肉緩兵計的一些主要論據，也大多屬於主觀推論性質。
譬如說，《自述》認為幼天王定然被殺，這就表明李秀成有意保全農民革命的中心。但是，為什麽不能做另外一種設想，李秀成被捕以後確實不知道幼天王是否衝出重圍，而在悲觀失望思想支配下斷定他“必不能有了”？
譬如說，《招齊章程》建議曾國藩讓他帶領“幾個自己的人”，並由清方派一二人“陪同”前往“招撫”長江兩岸的太平軍餘部，這就表明李秀成想“暗中卻做兩岸的聯絡……以謀取長江南北大軍（指太平軍）會師任務的完成”。又說，李秀成隨帶的“自己人”必然都是廣西人，他們可以利用潯州、梧州一帶的方言、隱語和太平軍餘部聯絡，“就使曾國藩監視得嚴密，也無法對此防範”。這種推論更難成立，因為具有豐富對敵鬥爭經驗的李秀成不會不知道，曾國藩決不至於幼稚到派幾個飯桶給他“做掩護”，竟連太平軍要講廣西話的問題也沒有想到。羅爾綱同誌還特別強調方言問題是苦肉緩兵計的關鍵，可是我們很難相信，李秀成本人竟會主要乞助於語言的“魔法”。
又譬如說，羅同誌仍然堅持認為李秀成深受《三國演義》《封神演義》等舊小說的影響，並以此作為肯定他行使過苦肉緩兵計的根據。可是，這些舊小說除了“對敵戰略戰術”以外，也還描寫了很多“擇明主而事”的降臣叛將，為什麽不可以作另外一種設想：李秀成的動搖求降也正是由於這些舊小說的影響呢？
再譬如說，羅同誌仍然把《自述》中“死而足願，歡樂歸陰”這句話，解釋成為慷慨就義的言辭，可是卻偏偏略去了前麵這一段：“罪將一身屈錯，未逢明良，今見老中堂恩廣，罪將定要先行靖一方酬報。”對於史料這樣的隨意解釋，顯然也不符合羅同誌一貫強調的曆史考證的嚴謹作風。
總之，在曆史研究中使用大量的設想和推論絕不是一種科學的方法，因為任何一種設想和推論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麵，因此就不足以充當科學立論的有力根據。列寧極力反對“以‘主觀’臆造的東西來代替全部曆史現象的客觀聯係和相互依存關係”，而堅決主張“應該設法根據正確的和不容爭辯的事實來建立一個可靠的基礎”①。盡量美化《李秀成自述》的同誌，其本意可能是在於加強對農民革命的歌頌，但結果卻在不同程度上離開了曆史事實，掩蓋了個別農民領袖的弱點，甚至為李秀成的求降行為做不必要的開脫辯解，從而或多或少與曆史唯物主義脫了節。
一筆抹殺是曆史研究中的武斷作風
戚本禹同誌《評李秀成自述》一文，對於美化李秀成動搖求降言行的偏向做了必要的批評，可是不幸他卻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極為粗暴地一筆抹殺了李秀成。為了替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尋找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李秀成在他的筆下竟然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蛻化變節分子——從一開始就缺乏革命理想，在困難時失去革命信心，充滿封建思想遺毒，背離了本來的階級，貪戀珍珠寶物等。這顯然是誇大了李秀成的弱點，背離了曆史真實。
戚同誌既然斷定《自述》“不過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自白書”，“美化敵人，必然要醜化自己”，卻又把它作為揭露李秀成一生缺點最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依據，這就使得自己的立論缺乏十分可靠的基礎。
譬如說，《自述》有“一味虔信，恐怕蛇虎傷人”“懞懞而隨”等語句，這就表明李秀成一貫“缺乏革命理想”。但是誰都知道，太平軍最重視對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盡管是披上宗教的外衣），作為由士兵而統帥的太平軍中的優秀分子，李秀成怎麽可能不具備起碼的革命理想？我認為，在認真研究《自述》的同時，最好還要考察一下李秀成過去的諭劄、信件等資料，這樣對李秀成政治思想的了解可能會更全麵些。
譬如說，《自述》中有“騎上虎背，不得下騎”，“在秦為秦、在楚為楚”等語句，這就表明李秀成“缺乏革命信心”“受到許多封建思想的感染。”但是誰都知道，李秀成在被捕以前革命意誌表現得還是比較堅定的。在“楊韋事件”發生以後，太平軍內部一度分裂得幾乎“各有散意”，可是當石達開勸李秀成隨他率軍別走的時候，李秀成斷然摒棄了這條錯誤道路，和陳玉成等共同挽救了太平天國的危局，並且還造成短暫的複興局麵。在太平天國晚期，局勢更為艱險，外有中外反動派的圍攻，內有洪氏集團的猜忌、牽製以至陷害，可是李秀成仍然浴血奮戰，馳騁千裏，往返苦鬥於江、浙、皖、贛之間。甚至就在天京淪陷以後，他堅持抵抗到最後的時刻，在突圍時又把好馬讓給幼天王，親自斷後掩護他突圍。我認為，在認真研究《自述》的同時，最好還要多多考察一下李秀成的革命實踐，這樣對他一貫的政治態度的判斷可能會更確切一些。
再譬如說，忠王府富麗堂皇，李秀成一次交出餉銀十萬兩，突圍時帶有珍珠寶物，這都表明李秀成特別“貪戀財物”，是必然要變節投降的征候。但是，這些現象在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以後出現得比較普遍，修建王府顯然是製度規定的，至於私蓄金銀則是許多領導者自己違背了早先的聖庫製度②（和多妻破壞女館製度一樣），並非李秀成獨有的“劣績”。同樣是修蓋王府，同樣是私蓄金銀，有的慷慨就義，有的變節投降，有的則一度動搖求降而終於被殺，可見這並不能作為李秀成必然要投降的主要依據。我認為，在認真研究李秀成個人言行的同時，最好還要多多考察一下他所處在的時代的和階級的環境，這樣對於某些曆史現象的解釋，可能會更穩妥一些。
列寧要求我們首先必須掌握與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事實的全部總和”，並且要“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③毛主席也經常強調首先要詳細地占有材料，再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對李秀成評價問題的研究，決不能僅僅限於《自述》（自然更不應該對《自述》做片麵的主觀的解釋），而必須對照有關李秀成的其他史料，特別是他的全部革命實踐，然後才有可能探索出比較確切的結論。
問題的關鍵究竟在哪裏
戚同誌認為：“問題的焦點是怎樣評斷李秀成的動機”，這自然是正確的；但是，如果爭論隻是糾纏於李秀成求降的動機，恐怕問題也不好解決。因為現在根本找不到其他有關李秀成求降動機的直接記載，僅僅隻從《自述》的字裏行間來尋求微言大意，勢必容易鑽進“探微索隱，闡幽發潛”的牛角尖。離開直接相關的史實而做出過多的推論和設想，往往容易以作者今天的認識代替了曆史人物本身的思想，而且還容易引起爭論對方更多的正好相反的推論和設想。如果這樣反複糾纏，李秀成求降隻能成為神秘而不可解釋的謎。
問題的關鍵在於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統一，在於把握曆史人物動機與效果的統一，同時也在於全麵考慮其功績與過失的統一，並且力求從曆史條件加以說明。
曆史唯物主義是最尊重事實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總是強調研究問題要從事實出發，而不要從原則出發。隻要承認《自述》是李秀成的親筆，那麽誰也無從否認他一度求降的事實（無論說他是“偽降”也好，或者“苦肉計”也好）。羅爾綱同誌力圖把求降說成“用計”，所以對李秀成的動機做了多種多樣的設想，然而很可惜，這些設想都缺乏直接的史實記載作為根據。自然，羅同誌也談到效果，企圖以幼天王與廣德、湖州太平軍進入江西來反證李秀成的求降確是用計，並且這條計還確曾產生作用，但是這也同樣缺乏直接的史實記載作為根據。曆史事變主要取決於階級力量的對比、階級關係的變化和階級鬥爭的結果，而羅同誌顯然誇大了李秀成個人的智慧與曾國藩個人的愚蠢。曾國藩有意招降，這正出於反革命兩手政策的需要，正表明這個大漢奸劊子手的陰狠，而絕不能說明他中了李秀成的計。至於曾國藩不能立刻消滅廣德、湖州太平軍餘部，那也主要是因為他受到很多客觀條件的製約（如滿漢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漢族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天氣暑熱、軍隊疲憊以及飽掠厭戰等），特別是由於遭到太平軍餘部及廣大革命群眾的英勇抗擊，而絕不是果真等待李秀成出來幫助招降。
李鴻章、左宗棠確曾暗示，曾國藩好像果真中了李秀成的計，可是這也未嚐不可以解釋為洋務派頭目們之間的相互攻訐。很難設想，如果曾國藩當真中了計，那麽他以後又為什麽會把李秀成的《自述》對外流傳？退一步說，就算曾國藩中了計，也改變不了李秀成被俘後求降的事實。難道說，隻要供詞中有幾處不實不盡之處，公然求降的言行就可以不算數了麽？
自然，李秀成絕不是一個反複無常的卑鄙小人，而是一個在十幾年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而在思想上又存在著弱點的農民領袖，因此，他在被俘以後的心情必然是很複雜的。一方麵，他對反對清王朝的革命已經失去信心，因而幻想投依曾國藩以求獲得反對外國侵略者的時機④，並且極端錯誤地以美化敵人和醜化自己的言辭來取信於敵人，甚至還打算以協同“招撫”太平軍餘部來換取反動派的“寬大”處理；而另一方麵，他對太平天國革命的感情畢竟是比較深厚的，因而在求降的同時，也還認真敘述了不少革命的信史，對其他革命領袖做了應有的歌頌，並且也有意掩蓋了某些重要的革命機密。《自述》正是這樣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我們不能隻誇大一麵，而忽略另外一麵。其實，曾國藩倒是同時看到這兩個方麵的，所以他根據反革命事業的需要，一度采納了李秀成招降建議的某些部分，然而終於又感到李秀成不可全信，因此，立即斷然處以死刑。在敵人的屠刀麵前，李秀成可能是感到悔恨了吧，所以才在臨刑前寫了一首“敘其盡忠之意”的絕命詞。如果連這一點也加以完全否定，那真未免是誅心之論了。
各個時代的各個階級都有自己的道德規範，我們很難用無產階級的革命氣節觀來要求曆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領袖。舊式農民英勇地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其中不少英雄人物視死如歸，慷慨就義，為千秋萬世留下了堅貞不屈的崇高形象；然而其中也有某些領袖中途動搖甚至終於投降，暴露了階級的或者個人的嚴重弱點。從秦朝的陳勝、吳廣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國，我們不難發現一些這樣的典型事例。舊式農民沒有可能具備明確的政治思想、嚴格的組織紀律和高度自覺的品質、意識修養，因此，在革命過程中間，特別是在進入城市以後或者麵臨嚴重挫折之際，就很難防止蛻化變質和動搖投降的現象產生。自然其中也有些人確實是詐降，在接受“招撫”以後並不真心歸服，而一到時機成熟又重新高舉起“反叛”的旗幟。不過我們還沒有充分的根據來判斷李秀成究竟是否蓄意詐降，因為他剛寫完《自述》就被敵人殺死了。
戚本禹同誌顯然是用無產階級革命氣節的標準來要求舊式農民的領袖，因而便不惜處處貶損李秀成在被俘前的英雄事跡，力圖把他說成是一貫不堅定的而且有通敵行為的叛徒。羅爾綱同誌則大概是想根據無產階級革命氣節的標準來為李秀成辯護，所以力圖把《自述》中大量的求降語言都解釋成為欺騙敵人的“妙計”，以求維護這個英雄形象的潔白無瑕、完美無缺。兩個極端，一條邏輯：既然是英雄就必然不會動搖求降，既然一度動搖求降就必定不會是什麽英雄。真理總是具體的，評判曆史人物的功過總不能離開當時的具體曆史條件，用抽象的原則框子來攝取曆史現象，畢竟是容易走入歧途的。
曆史無情卻有情
曆史決不原諒任何一個英雄人物的過失，它忠實地記錄下他們的光輝勳績，也忠實地記錄下他們的錯誤罪孽。即令是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豪傑偉人，也不能不最後聽從曆史的冷酷無情的判決。然而，曆史又是最寬厚的，它總是把曆史人物和他的主要生涯聯係在一起考察，從而使人們不致忘卻那些雖然有嚴重過失，但卻對社會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先驅。
曆史唯物主義並不需要增添或刪減曆史，它隻是真實地敘述曆史，並且加以科學的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對於那些雖然有缺點但確實有重大貢獻的曆史人物，從來不采取一筆抹殺的態度。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所列舉的農民革命領袖中，既包括了完全蛻化成為封建帝王的劉邦、朱元璋，也包括了曾經投降受撫的王仙芝、宋江。而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所列舉的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中，除洪秀全、孫中山而外，也還提出了康有為和嚴複。誰都知道，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很快墮落成為保皇黨以至帝製複辟派，而嚴複也曾經參加過擁護袁世凱當皇帝的籌安會；然而在人們的心目中，他們的名字畢竟是和維新運動及戊戌變法緊緊聯係在一起的，他們無愧為中國近代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前驅。至於李秀成，在被俘後雖然一度動搖，然而求降畢竟未成事實，並且終於以自己的生命化為對太平天國革命的一曲挽歌，我們又有什麽理由不尊重他在被俘前十幾年反抗清王朝和外國侵略者的事跡呢？
適當地肯定一個曆史人物，與樹立當前廣大人民學習的榜樣並不是一回事情。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總是向前看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我們可以從曆史上的英雄人物身上吸取積極因素作為借鑒，然而卻不可以毫無批判地模仿前人。自然，對於李秀成這樣嚴重的動搖表現，曲意加以辯護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們應該尊重事實真相，並給以恰如其分的批判，以求劃清無產階級意識與舊式農民某些消極意識之間的根本界限，並且加強對人民進行革命堅定性的教育。但是，我們也反對以無產階級的道德規範來作為肯定或否定中國共產黨產生以前的曆史人物的標準，因為那樣將要一筆勾銷很多值得我們尊重的前輩，並且把祖國的曆史描繪成為“錯誤的堆積”。
恩格斯在評論歌德時曾經說過：“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天才，有時是狹隘的庸人⑤。歌德的偉大並不否定他的渺小，而作為庸人的歌德也並不否定作為天才的歌德。我們對於李秀成或許也可以作如是觀。
注釋：
①《列寧全集》第1卷。
②羅爾綱同誌把私蓄金銀也解釋成為合乎天國製度，這又未免有掩飾李秀成的缺點之嫌。
③《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280頁。
④戚本禹同誌從清王朝與外國侵略者之間的關係出發，批判了李秀成“防鬼反為先”的思想，這自然是正確的，但他畢竟無從否定這個思想是李秀成求降的動機之一。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