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在文史委，還是在史調會，我的工作都比較清閑，有比較多的時間做自己的研究，這是東老關照的結果。
全國政協文史委有兩個公用的紅色借書證，主要是方便東老等高層領導人借書用的。我經常借用這種借書證，到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借書、查檔案。我到圖書館、檔案館查閱文獻，總能給人留下好印象，原因很簡單：我“坐功”一流，一坐下去就不站起來，悶著個頭在那裏看。當然，也還是有起身的時候，比如遇到不認識或者看不清的字，需要向別人請教。另外，為了提高效率，北京圖書館善本室的負責人還替我物色“抄手”幫我抄原始文獻。那些“抄手”非同平凡，多半都是過去的大知識分子，但被戴上了“反動分子”“右派”等罪名，賦閑在家，以抄字為生。一千字八毛錢，都用鉛筆抄，非常工整準確，有些本身就可以作為文物保存。
除了查閱文獻，我也經常與北京的學者交流，切磋學問。我研究張謇，對我有較大幫助的，一個是陳慶華，一個是祁龍威。陳慶華不是專門研究張謇的，但他為專門研究張謇的法國學者巴斯蒂提供過許多有益的指導，對張謇相關文獻特別是其相關師友的文集了如指掌，給我指點不少。祁龍威正在為《張謇日記》做簽注工作，和我交集最多，因此常能深談。
更妙的是，當我還在社會主義學院住的時候，祁龍威就住在中華書局了。待史調會辦公室成立，我搬到中華書局，剛好和他住在一個套間裏。兩室一廳，客廳大，臥室小。他簽注張謇日記，我則為張謇寫傳記。由於有一段時間朝夕相處，我的生活方式都有點被他同化。祁龍威是名士派，我也跟著他過了一陣子有點名士派頭的生活。
祁龍威是常熟人，長期住在揚州，他最喜歡的生活也是揚州式的：“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白天在茶館喝茶，是“皮包水”；晚上到澡堂泡澡，是“水包皮”。他要簽注張謇日記，白天不可能到茶館喝茶，但也可以在屋裏品茗，茶韻同樣悠長。晚上是必然要到外麵的澡堂子裏泡澡的，一邊泡著，一邊聊天。
龍威不抽煙，但離不開酒。每天下午到了四點多鍾，他就開始坐不住了。他家庭負擔比較重，酒資不是很充足，朋友們經常接濟一下。1962年，李侃約我為“學點曆史叢書”寫一本《武昌起義》小冊子，預支了很大一筆稿費——我記得有500元，花100多元做了一件很厚的呢子大衣，以免在北京挨凍，其餘的，我都帶在身邊——因此，可以時不時做東，和龍威一起出去喝點小酒。他喝白酒，我喝啤酒。吃點小菜，喝點小酒，聊一聊學問，那真是一段愜意的生活。
每逢周末，李侃又常約同龔書鐸來看我們。最歡喜的地方是玉淵潭活魚飯店，抽煙、喝酒、神聊，許多學術觀點就是這樣交集、碰撞、萌發的。
在這麽一種沒有任何壓力的寬鬆環境裏，我完成了《張謇傳稿》的寫作。寫完之後，稿子被上海人民出版社拿去。沒多久，稿子被寄回來，裏麵貼滿了簽條，都是提醒我對張謇的評價太高，需要加強批判。我一看，如果按照他們的要求改，等於整本書都要被推翻。我感覺沒法改，於是就把稿子收起來了。
“**”期間，為了遠禍，我曾燒掉不少東西，唯獨這部書稿，我沒舍得燒。那時住在曇華林校區的宿舍，木地板，可以撬開。我用油布把書稿包起來，放進去，再蓋上地板。還好，沒有誰來掘地三尺。到1986年，這部書稿才最終由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