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不過是第一個特點，還有另外一個。我們再回頭看看地形，就發覺第二個特點和第一個結合在一起。——在民族的事業上和曆史上反映出來的，仍舊是自然界的結構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記。希臘境內沒有一樣巨大的東西；外界的事物絕對沒有比例不稱，壓倒一切的體積。既沒有巨妖式的喜馬拉雅，錯綜複雜與密密層層的草木，巨大的河流，像印度詩歌中描寫的那樣；也沒有無窮的森林，無垠的平原，猙獰可怖的無邊的大海，像北歐那樣。眼睛在這兒能毫不費事的捕捉事物的外形，留下一個明確的形象。一切都大小適中，恰如其分，簡單明了，容易為感官接受。科林斯，阿提卡，培奧提，伯羅奔尼撒各處的山不過高九百多公尺到一千四百公尺；隻有幾座山高達一千九百多公尺；直要在希臘疆土的盡頭，極北的地方，才有像庇來南（比利牛斯山脈）和阿爾卑斯山脈中的高峰，那是奧林潑斯山，已經被希臘人當做神仙洞府了。最大的河流，貝南（貝奈）和阿基羅阿斯（阿謝洛奧斯），至多不過長一百二十或一百六十公裏；其餘的隻是小溪和急流。便是大海，在北方那麽凶猛那麽可怕，在這裏卻像湖泊一般，毫無蒼茫寂寞之感；到處望得見海岸或者島嶼；沒有陰森可怖的印象，不像一頭破壞成性的殘暴的野獸；沒有慘白的，死屍一般的或是青灰的色調，它並不侵蝕海岸，沒有卷著小石子與汙泥而俱來的潮汐。海水光豔照人，用荷馬的說法是“鮮明燦爛，像酒的顏色，或者像紫羅蘭的顏色”；岸上土紅的岩石環繞著亮晶晶的海麵，成為鏤刻精工的邊緣，有如圖畫的框子。——知識初開的原始心靈，全部的日常教育就是這樣的風光。人看慣明確的形象，絕對沒有對於他世界的茫茫然的恐懼，太多的幻想，不安的猜測。這便形成希臘人的精神模子，為他後來麵目清楚的思想打下基礎。——最後還有土地與氣候的許多特色共同鑄成這個模子。土地的礦物麵貌比我們的普羅望斯更顯露，不像潮濕的北方隱沒在可耕的土層和青翠的植物之下。土地的骨骼，地質的結構，灰紫的雲石，露在外麵成為巉岩，綿延而為懸崖絕壁，在天空映出峻峭的側影，在盆地四周展開起伏的峰巒。當地的風景全是斬釘截鐵的裂痕，刻成許多缺口和奇特的棱角，有如一幅筆力遒勁的白描，奔放恣肆而無損於線條的穩健與正確。空氣的純淨使事物的輪廓更加凸出。阿提卡的天空尤其明淨無比。一過修尼阿姆海角（蘇尼厄姆海角），一二十裏以外就遠遠看到雅典衛城頂上矗立著巴拉斯神像，連頭盔上的羽毛都曆曆在目。海美塔斯山離開雅典有八九裏；可是一個初上岸的歐洲人以為吃中飯以前還能來回一次。模糊的水汽老是在我們的天空飄浮，卻從來不到這兒來減淡遠處的輪廓；這些輪廓絕不隱約，含糊，像經過暈染似的，而是十分清楚的映在背景之上，有如古瓶上畫的人像。再加燦爛的陽光把明亮的部分和陰暗的部分推到極端，在剛性的線條之外加上體積的對比。自然界在人的頭腦中裝滿這一類的形象，使希臘人傾向於肯定和明確的觀念。同時，自然界還間接加強這個傾向，因為希臘人的政治組織也是在自然界的驅使與限製之下形成的。
的確，希臘雖則聲名蓋世，但地方極小；看它分割的瑣碎，你們會覺得它更小。一麵是海，一麵是主脈和橫的支脈，把全境割成許多界限分明，內外隔離的區域；例如，塞薩利，培奧提，阿哥利特，美西尼阿，雷科尼阿，還有一切島嶼。在野蠻時代，海洋是天險，連綿的山脈也是便於守衛的屏障。因此希臘的土著能不受外族征服，互相毗連，各自獨立的小邦得以保存。荷馬曾經提到三十個左右的國名，[32]後來殖民地次第建立，逐漸加多，小邦一共有好幾百。在現代人眼中，希臘的一邦隻是一個極小的模型。阿哥利特隻有八至十英裏長，四五英裏寬；雷科尼阿也與此相仿；阿開雅隻在傍海的山腰裏占據一條狹長的土地。整個阿提卡區域還不及我們最小的州的一半；科林斯，西希翁尼，美加拉的領土隻等於一個市郊。普通一個邦，尤其在島上和殖民地上，不過是一個鎮，帶上一片海灘或者幾所農莊。在衛城[33]上可以望見鄰邦的衛城或山脈。在一個如此狹小的區域之內，一切都清清楚楚映在腦子裏；國家的觀念不像我們心目中的抽象，渺茫，無邊無際；它是感官所能接觸的，和地理上的國家混在一起的；兩者都輪廓分明，印在公民的頭腦中。他一想到雅典，科林斯，阿哥斯或斯巴達，就想到那個地方的山穀的凹凸，城鎮的形狀。他既熟悉一邦的疆界，也認識一邦的公民；而政治範圍的狹小，和地形一樣先給人一個大小適中，界線確定的模型，作為他一切思想活動的範圍。
關於這一點，我們考察他們的宗教。他們並不意識到宇宙無窮，並不覺得一個世代，一個民族，一切有限的生物，不管如何巨大，在宇宙中隻是一刹那和一小點。時間並沒在他們前麵豎起億萬年的金字塔，像一座高聳入雲的大山，使我們渺小的生命相形之下隻是一個蟻穴，一撮沙土。他們不像印度人，埃及人，閃米人，日耳曼人那樣掛念永無休止的輪回，墳墓中的靜寂與永恒的睡眠；他們不想到沒有形狀的無底深淵，其中冒出來的生物不過是一陣水汽；也不想到獨一無二，包羅萬有，威力無邊的上帝，自然界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他身上，而天和地在他隻是一個帳幕和一個台階；他們也沒有虔誠的心情，在萬物之中和萬物之外發現那個莊嚴的，神秘的，無形的威力。希臘人思想太明確，建立在太小的尺度之上。“包羅萬有”的觀念接觸不到他們，至多隻接觸到一半；他們不奉之為神，更不視之為人；這個觀念在他們的宗教中並不凸出，他們把它叫做摩阿雷，或者埃薩，或者埃瑪爾曼納，[34]換句話說是每個人的命運。那是固定的；沒有一個生物，人也好，神明也好，能逃避命中注定的事故。其實這是一條抽象的真理；荷馬把摩阿雷說成女神也是出於虛構。在富於詩意的辭藻之下，好比在明淨的水中，映現出事實的不可分解的聯係，不可毀滅的界限。我們的科學也承認這種聯係和界限，希臘人對於命運的觀念，不過等於我們現代人對於規律的觀念。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這是我們用公式說出來的，而他們是憑猜想預感到的。
他們發展這個觀念，目的是要把加在萬物身上的限製再加強一下。他們把推動命運和分配命運的那股隱藏的力造成一個內美西斯[35]，專門打擊驕傲的人，抑製一切過分的事。神示的重要箴言[36]中有一句是“勿過度”。全盛時代的一切詩人與思想家的忠告不外乎勿存奢望，忌全福，勿陶醉，守節度。他們看事情最清楚，理性完全出於自發，這些都非其他民族可比。他們開始思考，想理解世界的時候，就按照自己心中的形象去理解。他們認為宇宙是一種秩序，一種和諧，是萬物的美妙而有規則的安排，而萬物又是變化無窮，生生不滅的東西。後來斯多噶派把宇宙比做一個由最完善的法律統治的大城市。希臘人的世界上不容許有巨大無邊，渺渺茫茫的神明，也不容許有專製暴虐，吞噬生靈的神明。能設想這樣一個世界的心靈當然健全，平衡，不會感到宗教的迷惘。他們的神明不久就變了凡人；神有父母，有子女，有家譜，有曆史，有衣服，有宮殿，有一個和我們差不多的身體，有痛苦，會受傷。最高級的神，連宙斯在內，都看到自己登位的經過，也許有一天還會看到自己下台。[37]阿喀琉斯的盾牌上畫著一隊兵，“由阿利斯（阿瑞斯）和雅典娜率領，兩個神都是金身，穿著金甲，美麗，高大，正好配合神的身份；因為人比他們小”。的確，除了大小，神與人幾乎沒有分別。《奧德賽》中好幾次講到，於裏斯或泰雷馬卡斯突然遇見一個又高又美的人，就問他是不是神。——與人如此相近的神明決不會使造出神明的人精神**；荷馬還任意支配他們呢；他動不動請出雅典娜來當小差使，不是給於裏斯指點阿西諾阿斯（阿爾西諾厄斯）的住處，便是代他注意鐵餅落在哪裏。這位神學家式的詩人在他的天國中漫遊，自由和平靜的心境活像遊戲時的兒童。我們看著他嘻嘻哈哈，樂不可支，例如，他講到阿利斯和阿弗羅代提（阿弗洛狄特）〔等於羅馬人的維納斯〕的私情被撞見的時候，阿波羅打趣赫美斯（赫爾墨斯），問他是否願意處在阿利斯的地位，赫美斯回答說：“噢，偉大的弓箭手阿波羅，那真是謝天謝地，求之不得呢；但願我被摟抱得更緊，但願所有的男女神明都看見，但願我能夠在金發的阿弗羅代提身邊。”你們不妨念一念關於阿弗羅代提委身於安開西斯的頌歌，尤其是對赫美斯的頌歌：他生下來就會發明，偷竊，扯謊，[38]跟希臘人一樣，但風趣到極點；可見詩人的敘述很像雕塑家隨心所欲的遊戲。阿裏斯托芬在《蛙》與《雲》兩出喜劇中間把赫剌克勒斯和巴古斯表現得更輕佻。這些觀念發展下去，便出現龐貝依的帶有裝飾意味的神，呂西安的雋永與詼諧的文字，而作為神仙洞府的奧林潑斯山也變做娛樂場所，搬到室內與舞台上來了。與人如此接近的神明，不久變為人的夥伴，後來又變為人的玩具。總之，希臘人的頭腦那麽明確，為了配合自己的理解力，使神沒有一點兒無窮與神秘的意味；他知道神是自己造出來的，他以自己編的神話為遊戲。
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同樣不知敬畏。希臘人不能像羅馬人服從一個大的單位，隸屬於一個隻能想象而不能眼見的廣大的國家。他的團體不超出一國即一城的形式。殖民地完全自主，祖國隻派去一個祭司；殖民地對祖國的感情像子女之於父母；但隸屬關係至此為止。希臘的殖民地是成年的女兒，近乎雅典的青年，一朝成人便完全自主，對誰都不再負責；羅馬的殖民地隻是一個駐兵的站，好比羅馬的青年，盡管結了婚，做了長官，甚至當上執政，肩上始終壓著父親的鐵腕和專斷的權力，無法擺脫，除非經過三次轉賣。[39]放棄自己的意誌，服從一些在遠地的看不見的長官，自視為大的總體的一部分，為了民族的大利益而忘掉自己：這是希臘人一向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也不能持久。他們獨立不羈，互相忌妒；便是在大流士和瑟克西斯（薛西斯）入侵的時候，他們的團結也很勉強；西拉叩斯（西拉庫薩）因為人家不讓他當統帥，寧可不受外來的援助；西皮斯（底比斯）甚至於倒向米太人[40]一邊。亞曆山大雖然強迫他們聯合起來征略亞洲，拉西提蒙仍舊臨時缺席。沒有一個城邦能叫別的城邦奉為盟主而成立聯邦；斯巴達，雅典，西皮斯，在這一點上都失敗了。戰敗的城邦與其服從同胞，寧願向波斯王卑躬屈膝，接受他的錢幣。每個城邦內部，不同的黨派輪流出亡；被逐的人像後來意大利共和邦中一樣，竭力依靠外援打回老家。在如此分裂的情形之下，希臘終究淪於半野蠻的但是有紀律的民族之手，每個城邦獨立的結果是整個民族受人奴役。——希臘城邦的滅亡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希臘人設想的國家太小了，經不起外麵大東西的撞擊；它是一件藝術品，精巧，完美，可是脆弱得很。他們最大的思想家，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把城邦限製為一個五六千自由人的社會。雅典有兩萬人口；在他們看來，超過這數目就要變做一個賤民集團。他們想不到更廣大的社團能夠安排得井井有條。他們心目中的城邦隻包括一座神廟林立的衛城，埋著創始英雄的骸骨，供著本族的神像，還有一個廣場，一個劇場，一個練身場；幾千個樸素，健美，勇敢，自由的人，從事“哲學或者公共事務”；侍候他們的是奴隸，耕田和做手藝的也是奴隸。在色雷斯，在黑海，意大利和西西裏沿岸，這一類美妙的藝術品每天都在出現，完成；思想家看慣了，認為一切別種形式的社會都是混亂的，野蠻的。但這種藝術品的完美全靠它的小巧，在人世猛烈的衝突與震動之下，隻能維持一個短時期。
與這些缺點相輔而來的有程度相等的優點。固然他們的宗教觀念缺少嚴肅與偉大，固然他們的政治機構不夠穩固與持久，但宗教或國家的偉大使人性趨於畸形發展的弊病，他們也免除了。——在別的地方，機能的天然的平衡受到文明破壞；文明總是誇張一部分機能，抑製另一部分機能；把現世為來世犧牲，把人為神犧牲，把個人為國家犧牲。文明造成印度的托缽僧，埃及與中國的官僚，羅馬的法學家與收稅官，中世紀的修士，近代的人民，被統治者，資產階級。在文明的壓力之下，人有時胸襟狹窄，有時興奮若狂，或是兩者兼而有之。他成了一架大機器中的一個齒輪，或者覺得自己在無窮的宇宙中等於零。——在希臘，人叫製度隸屬於他，而不是他隸屬於製度。他把製度作為手段而非目的。他利用製度求自身的和諧與全麵的發展；他同時是詩人，哲學家，批評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運動家，鍛煉四肢，聰明，趣味，集一二十種才能於一身，而不使一種才能妨礙另外一種；成為士兵而不變做機器，成為舞蹈家歌唱家而不成為舞台上跑龍套的，成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變做圖書館和書齋中的學究，決定國家大事而不授權給代表，[41]為神明舉行賽會而不受教條束縛，不向一種超人的無窮的威力低頭，不為了一個渺茫而無所不在的神靈沉思默想。仿佛他們對於人與人生刻劃了一個感覺得到的分明的輪廓，把其餘的觀點都拋棄了，心裏想：“這才是真實的人，一個有思想，有意誌，又活潑又敏感的身體；這才是真正的人生，在呱呱而啼的童年與靜寂的墳墓之間的六七十年壽命。我們要使這個身體盡量的矯捷，強壯，健全，美麗，要在一切堅強的行動中發展這個頭腦這個意誌，要用精細的感官，敏捷的才智，豪邁活躍的心靈所能創造和體會的一切的美，點綴人生。”在這個世界以外，他認為一無所有；即使有一個“他世界”也不過像荷馬說的那個西米利安人的鄉土，黯淡無光的死人住的地方，罩著陰沉的霧，充滿軟弱的幽靈，像蝙蝠一般成群結隊，發出尖銳的叫聲，在土溝裏喝俘虜的鮮血，給自己取暖。希臘人的精神結構把他們的欲望和努力納入一個範圍有限，陽光普照的區域，和他們的練身場一樣明亮，界限分明；我們就得在這個場地上去看他們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