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印度的反英起義雖然連綿不斷,但是它們所觸及的範圍狹窄,目標也很有限。這次起義與一個世紀以來的印度下層人民與部分封建主的武裝鬥爭沒有什麽本質上的區別,仍然屬於舊式起義,但是卻有許多新的重要特點和發展。林承節先生就此也進行了精辟的論述。
一、以恢複全印度獨立為目標
這次起義不再像以往封建主領導的起義那樣,隻謀求恢複個別王公的獨立,而是以恢複全印度的獨立為目標。
有意義的是,在這方麵起了最積極的推動作用的是革命的土兵。正是他們推出了莫臥兒皇帝,打著他的旗號,號召恢複全印的獨立與統一。各地起義的封建主響應這個號召,有些是出於真心實意,有些至少表麵如此。
起義者這時之所以有這樣的眼光,是與英國征服印度已完成、印度已經直接間接處於英國統治下的事實是分不開的。革命土兵和下層群眾向往恢複獨立,但決不希望再出現諸侯割據、戰亂不已的局麵。至於封建主,許多人也看到統一是大勢所趨;此外,以往的鬥爭失敗的教訓也使他們認識到,隻有提出全局的反英目標才能動員全國的力量共同進行鬥爭。
這次起義所以顯示了以往任何起義不能比擬的威力,首先就是因為有了這個全局性的共同目標。
二、土兵與民眾一同起義
印度土兵和人民群眾一同起義,給起義帶來了某些革命民主主義因素。以往士兵嘩變的事曾不斷發生,可以舉出的就有近20次。但它們隻是一個個孤立的兵變,和人民群眾鮮有聯係。
這次土兵大起義是和人民群眾一起起義。有些地方是土兵先起義,人民群眾響應;在另一些地方,是人民群眾先發難,土兵積極參加。有些土邦的封建王公竭力壓製起義,如瓜廖爾的信地亞,但軍隊還是揮戈而起,王公不得不抱頭鼠竄。
馬克思早就預言,英國當局建立土著軍隊的同時,也就組織起了印度人民過去未有過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事實確實如此,印度土兵為這次起義提供了有組織的武裝力量。
孟加拉軍區印度土兵共137571人,其中約有7萬人參加了起義,另有3萬人左右在暴動之前被解除了武裝,北印度殖民軍隊幾近全部瓦解。正如菲爾契特所說:孟加拉軍隊的所有騎兵團,18個非正規騎兵團的10個,74個步兵團中的63個,從登記簿上最終和完全地消失了。馬克思也諷刺地說道:50個孟加拉團已不複存在,孟加拉軍全軍覆沒。
土兵參加起義,把統治者的武裝力量轉變為人民的武裝力量,彌補了下層群眾缺乏軍事訓練和武器的缺陷。
大量土兵參加起義,還為起義帶來革命民主主義因素。土兵雖然多數來自農民,但因為接觸西方思想影響較多,在轉到革命陣營後,一般眼光較為開闊。有些軍官和土兵有一定的民主主義觀念。他們需要莫臥兒皇帝作旗號,但決不想由他來恢複封建專製統治。事實上,不過是要借用他的名義,並不把他這個皇帝放在眼裏。因此,當德裏的皇親國戚、宮廷權臣置大敵於不顧,漠視人民疾苦,一意以權謀私時,他們不能容忍,就把德裏的行政和軍事大權奪到自己手裏。
德裏行政會議采取的措施,體現了下層人民的革命要求,也反映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影響。尤其能說明後一點的是他們對皇帝的態度。據宮廷史家記載,皇帝經常抱怨說,行政會議通常是先通過決議,然後讓他在既成事實麵前簽字認可。還抱怨說,土兵穿著軍靴隨意進出宮廷,騎兵經常把馬拴在宮院內,尤其是,有些土兵跟他說話竟用“老頭兒!聽著”一類的言詞,甚至拍他的肩膀,捋他的胡須。皇帝敢怒不敢言,隻好自悲自歎。[20]
這表明在革命土兵心目中,皇帝早已不再是神聖偶像。由革命土兵代表的這種革命民主主義雖不能說是這次起義的主流,至少也是其中的一種傾向。它對封建主恢複封建秩序的企圖起到某種製約作用。
三、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並肩戰鬥
在這次起義中,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打破宗教壁壘,並肩作戰,實現了戰鬥中的大團結。
起義是由塗油子彈事件直接引起,表明印度人民的宗教感情是十分強烈的。英國殖民者曾心存僥幸,以為宗教隔閡能阻止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實現任何有意義的聯合。然而,與殖民者的願望相反,起義爆發後,起義參加者無論屬何宗教,無論是土兵還是普遍群眾,都自覺捐棄前嫌,團結一致,共同戰鬥。19世紀中期,亞洲各國人民起義一般都披著宗教外衣,印度大起義卻自覺減少宗教色彩,這是很引人矚目的現象。
宗教團結表現在:最早擁立莫臥兒皇帝恢複權力的米魯特和德裏的軍隊主要組成並非是穆斯林,而是印度教徒;莫臥兒旗號不但伊斯蘭教封建主能接受,某些印度教封建主也接受,他們把前一段諸侯割據中明顯帶有的爭奪未來宗教統治權的考慮暫時擱置一邊;巴克特汗掌握德裏軍政大權得到印度教徒、伊斯蘭教徒土兵和群眾的共同支持;德裏行政會議通過的決議三令五申禁殺母牛;“聖戰”口號被解釋為隻適用於對英國人;當德裏被圍、處境危急時,莫臥兒皇帝向拉其普塔納、北印度和旁遮普的一些印度教、錫克教王公呼籲共同抗英,並提出必要時可以把王位讓給他們。
在宗教感情如此強烈的印度,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能夠忘卻了他們相互間的仇隙而聯合起來反對他們共同的統治者,這實在是英國統治以來印度民族解放史上值得驕傲的一頁。
四、具有反封建性質
這次印度民族大起義,不光具有反對殖民主義統治的性質,而且具有一定的反封建主義的性質。
在起義的廣大農村地區,凡有英國藍靛和咖啡種植園的,其代理店都被搗毀。農民和手工業者還到處自發地組織起來,驅逐英國殖民統治者扶植起來的兼並他們土地的新地主,收回被奪占的土地,打擊商業高利貸者,焚燒他們的賬冊契據,形成紅色恐怖。這就使反英起義從摧毀殖民政權,進一步發展到在農村打擊它的經濟支柱。
官方文件承認,兼並農民土地的新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到處都被起義者等同英國人看待而加以打擊。例如在阿裏加,拉其普塔納農民在賈特人幫助下,進攻凱爾,奪取並搗毀了許多機關建築物以及商人、高利貸者的住宅,許多人因恢複了先前失去的土地而心滿意足。不過,農民隻是奪回自己原來被兼並的土地,至於原來屬於老地主的被兼並的土地,與反殖鬥爭的方向一致,一般不屬反封建範疇,但農民奪回自己的土地則具有反封建性質。
所以,大起義也並非沒有反封建內容,不過不是反對整個封建勢力,而隻是反對地主階級中那個依靠殖民政權撐腰最肆無忌憚地掠奪農民土地的階層。“總之,這次起義雖未超出舊式起義的框框,卻是舊式起義發展最充分的體現,而且上述有的特點已經躍出舊框框,帶有某些新型鬥爭的因素”[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