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場大起義的性質，由始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主要有“兵變或封建王公叛亂”、“民族起義或民族獨立戰爭”、“中間觀點”3種不同看法。
一、兵變或封建王公叛亂
英國殖民當局以及持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觀點的學者，通常將1857—1859年印度大起義視為兵變或封建王公叛亂。
最早把它說成兵變的，是英國內閣印度事務大臣斯坦利。他在大起義爆發後向議院報告時就定了這個說法。目的很顯然，就是為了要抹殺這個重大事件的政治意義和民族性質，掩飾印度人民與英國殖民統治者的尖銳對立。
當時有些政治人物雖然認為兵變一說不能概括事件全貌，但也隻把它說成封建王公和軍隊的共同叛亂，至多承認有群眾參加。迪斯雷利嘩眾取寵地將其稱為“民族起義”，但實質上仍是指封建主煽動的有群眾參加的叛亂。他們這樣做，都是為了盡量縮小和衝淡起義的政治影響。
英國禦用學者後來就這次起義寫了不少大部頭著作，雖說是打著學術研究的招牌，其實也同樣是在鼓吹這一論調。其代表作包括希爾頓的《印度兵變》、凱伊的《印度土兵戰爭史》、凱伊和梅爾遜的《印度兵變史》等。這些書都千方百計美化英國統治，把起義的原因說成是：當局實行的進步的行政改革和軍隊製度的改革，遇到了印度各種落後保守勢力的抵抗，少數心懷不滿的貴族分子與僧侶利用塗有子彈的荒誕故事，煽動土兵為他們火中取栗。
總之，這種觀點顛倒黑白，把英國殖民統治說成是進步力量的代表，而把印度人民的一切反抗都說成是落後勢力的垂死掙紮，是舊印度的最後哀鳴。這一派的觀點至今沒有多大變化。近年來出版的新的論述起義的著作在提法上雖有差別，但本質相同。英國禦用學者寫的印度史基本上都是這種格式，一些其他西方國家的學者也大致同此觀點。
二、民族起義或民族獨立戰爭
馬克思最先對這一事件作出了民族起義的判斷，列寧也稱這次起義為印度土人反抗英國的起義，印度革命者把這次起義稱為第一次印度獨立戰爭。
馬克思是在起義爆發不久得出這個結論的。除了講到印度土兵和封建主參加起義外，他還特別指出：“像孟加拉軍內部所發生的那種廣泛的密謀，沒有當地居民的暗中同情和支持，是不可能那樣大規模地實現的。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同英國人在籌措軍隊給養品和運輸工具方麵所遇到的巨大困難……說明農民對他們沒有好感一樣。”[17]可見，馬克思講的民族起義是指包括廣大下層人民群眾參加的各階層共同的反英起義。
印度秘密革命組織活動家維·薩瓦爾卡1908—1909年寫的《1857年獨立戰爭》一書，把這次起義稱為第一次印度獨立戰爭，指出它是印度全民族共同進行的革命戰爭，高度估價其進步曆史作用。他是最早認為這次起義實際上是民族起義的印度人之一。現在在印度已有不少學者持這種觀點，我國學者也都持有這種觀點。
三、中間觀點
還有一種介於以上兩種觀點之間的中間觀點，其論斷又各不相同。
印度學者中有許多人的看法屬此類型。有的認為它前期是兵變，隻是在發展過程中，在局部地區才轉變為群眾起義；有的認為它具有起義性質，但又說它是“封建主的變亂”；有的同意它是獨立戰爭，但不同意把它稱為民族起義或民族獨立戰爭，認為當時印度沒有形成為民族，談不上受民族主義感情的鼓舞；還有的認為，起義未擴及全國，故不能稱為民族起義。
在論及起義原因時，這一類觀點與前述第一類觀點不同，大都認為起義是由英國殖民者的剝削壓迫政策造成的，對起義的正義性基本肯定。但對其客觀作用的估價，則隨著對其性質判斷的側重點不同而有很大差異，有基本肯定的，也有基本否定的。
四、小結
以上3類觀點，拋開第一類不談，後兩類中究竟哪一類更符合曆史實際？林承節先生認為應該是前一種，也就是“民族起義或民族獨立戰爭”。林承節先生認為，斷定這次事件為民族起義是有充分理由的，並對此進行了深入剖析。
民族起義是指各階級（不一定全部）共同進行的以推翻外國統治為目標的起義。它是民族矛盾的總爆發，在近代，通常發生在殖民地，在半殖民地一般沒有民族起義，隻有抵抗外來侵略的民族戰爭。殖民統治者不隻是壓榨人民，也損害某些封建主的利益，在一定條件下，會促使他們和下層人民一起結成統一戰線，共同發動反殖起義。當我們把一個起義稱為民族起義時，當然也考慮到它的規模，不過一個起義的性質並不決定於規模，而是決定於它所解決的矛盾。
印度大起義就是這種情況。殖民政策的新階段打擊了農民和手工業者，也損害了印度土兵和部分封建主的利益，這就促使他們聯合起來。封建主看到，要恢複自己以往的地位就要趕走英國統治者。下層人民則認為，隻有恢複自己國家獨立，自己的經濟地位才能改善。土兵反映了下層人民的要求，另外他們所受的歧視也使他們向往獨立。這樣，盡管有不同利益，在趕走英國人、恢複獨立這點上是一致的。鬥爭的進程正是圍繞這個總目標進行的：摧毀殖民政權，建立民族政權；老地主、農民分別奪回被兼並土地，而不是一般地反對封建勢力；打擊買辦商人高利貸者，認為他們是英國剝削印度人民的幫凶。
這種民族起義在當時由封建主領導是由起義性質本身決定的。起義既以恢複獨立為目的，既是由下層人民和封建主進行，還保有政治勢力的封建主就比下層群眾有更好的條件掌握領導權。在這種起義中，下層人民並不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權，當時的主要矛盾不是農民與封建主的矛盾。如果要建立農民政權，封建主就不會和他們結盟，也就不會是民族起義的性質了。
一些學者以印度當時還沒有形成民族為由，反對民族起義的說法，這是隻把資本主義民族看作是民族，把民族和民族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混為一談了。
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是個曆史的範疇，不同時期有不同內容。馬克思在論述中國和印度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把這些國家的人民稱為“東方民族”、“古代民族”、“比較不進步的民族”、“資本主義前的民族”。恩格斯也曾仔細觀察印第安人和雅典人怎樣由部落發展為民族和國家的過程。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認為資本主義出現前就沒有民族存在。他們認為民族是個發展過程，在資本主義出現前是前資本主義的民族。[18]
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民族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曆史上形成的一個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把關於民族的研究推進了一步。但他認為民族形成隻是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曆史範疇，這就把民族的範圍狹窄化了。所以他提出的民族定義主要是指資本主義時期開始形成的民族。
資本主義的民族在19世紀中期的印度確實還沒有形成，當時還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但是不能因此就說，印度當時根本沒有形成民族。事實是，在英國入侵前，印度已經形成一個多民族國家。關於封建主義民族形成的要素，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同樣是適用的。當然，如果和資本主義民族相比，無論就哪一個要素說，封建主義民族都遠不如資本主義民族成熟，這也就是它的成員民族觀念薄弱，它本身時常發生分裂的原因。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又會重新組合，重新由分裂走向統一。
19世紀中期，印度社會經濟條件已經和英國入侵前有很大不同了，外國資本的統治，民族資本主義結構的出現，使印度民族開始向形成資本主義民族的方向發展。但是，這個發展是不平衡的。在北印度和中印度，資本主義結構還鮮少出現，老的封建主還有相當勢力，保留在人們頭腦中的封建主義觀念還很強，因此，在這裏，各階級的仇英情緒最後爆發為由封建主領導的民族大起義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這次起義之所以打出恢複莫臥兒帝國的旗號，其推動力就來自一種封建的民族主義觀念，這種觀念不僅存在於封建主身上，也存在於人民群眾中。革命土兵和下層人民最先推出莫臥兒皇帝，固然是出於動員全國力量的策略考慮，但不能否認，這也反映了他們的一種觀念，即認為隻有封建君主才有資格號令全國，隻有恢複莫臥兒皇帝權力，起義才名正言順。這不正是封建民族主義的觀念嗎？至於起義的封建主，封建民族主義本來就是屬於他們的思想體係，所以當莫臥兒旗號打出後，許多人很快接過來，宣布他們在本地區建立的起義政權是莫臥兒地方政權。不能認為他們都出於真心，但他們這樣做，一則是順應革命大勢，二則也因為封建民族主義觀念是封建主的思想武器，緊緊抓住這個武器，不但利於完成實現民族獨立的任務，也利於掌握群眾，駕馭局勢，確保封建主從起義中得到最大好處。這樣，莫臥兒的旗號就成了這次起義的主要旗號，封建民族主義也就成了這次起義的指導思想。
可見，這確實是一次民族起義，也有民族主義感情的鼓舞。不過由於受當時印度社會經濟條件的製約，這種民族主義還是封建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同。起義者當時還提不出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目標，而隻能提出恢複莫臥兒王朝的統治。然而，封建民族主義也是民族主義，在這種觀念指導下的起義也是民族起義，目的也是要恢複祖國的獨立，在這點上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又沒有什麽不同，這是不能不承認的。“隻有把握住這個本質，才能對起義本身的各種現象，對它的結局和作用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