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分治方案立法工作的推進和完成，英印政府緊鑼密鼓地落實分治方案的實施工作。重建過渡政府，設立分治委員會和邊界委員會等分治機構，劃定旁遮普、孟加拉和阿薩姆相關地區邊界，在西北邊境省、信德和俾路支斯坦舉行立法會議和公民投票，進行軍隊、資產和債務等分割。隨之，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別於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即14日子夜）宣布獨立。
一、英國向印度移交政權
在移交政權方案得到國大黨、穆斯林聯盟和錫克教派同意後，各有關省份隨即根據方案規定的方式和程序陸續舉行投票，決定最終歸屬。
1947年6月20日，孟加拉省立法會議投票結果決定該省一分為二，穆斯林占人口多數的東孟加拉加入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占人口多數的西孟加拉留在印度。6月23日，旁遮普省立法會議投票結果也決定一分為二，穆斯林占人口多數的西旁遮普加入巴基斯坦，東旁遮普留在印度。6月26日，信德省立法會議決定加入巴基斯坦。6月30日，英屬俾路支斯坦決定加入巴基斯坦。7月7日，阿薩姆省錫爾赫特縣舉行全民公決，多數人讚成並入東孟加拉，加入巴基斯坦。7月17日，西北邊境省全民公決，多數人讚成加入巴基斯坦。這樣，巴基斯坦就包括東孟加拉、西旁遮普、西北邊境省、信德、俾路支斯坦和錫爾赫特縣。
6月5日，總督建議設立分治委員會，負責協調各專家委員會和各分會工作，處理武裝部隊、檔案、人員、資產、債務等各方麵的分割。27日，由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成員組成的分治委員會正式成立。6月30日，成立邊界委員會。7月5日，組建仲裁法庭。7月19日，重組印度和巴基斯坦臨時政府。7月底，成立臨時聯合防衛委員會。經過分治委員會等分治機構的艱苦努力，最終確立了邊界、軍隊、文員、資產、債務等的分割和重組。
從《蒙巴頓方案》宣布到印巴兩國分別宣告獨立僅僅2個多月，從《印度獨立法案》公布到印巴兩國分別宣告獨立還不足1個月，因此兩國在邊界、人員、資產、債務等分割問題上，沒有來得及充分討論和安排，留下了無盡的爭端和糾紛。
例如，主持邊界委員會工作的是一位對印度情況一無所知的英國大律師拉德克利夫爵士。他對印度情況的一無所知被視為公正裁決的先決條件，他被關在與世隔絕的別墅裏，在一張工兵軍用地圖上，根據教派原則劃定兩國邊界線。這條閉門造車的邊界在實際標定時荒唐至極，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譴責他的裁決。在邊界裁決方案公布的前一天，拉德克利夫在嚴密護衛下返回英國。他對自己承擔此任追悔莫及，並拒絕接收送給他的2000英鎊酬金。
現有的軍隊和文官也一分為二，陸海空三軍按一定比例分割和重組，文官由本人選擇加入巴基斯坦或留在印度。資產和債務的分割更是一塌糊塗，經過艱苦的討價還價，最終達成協議。巴基斯坦得到17.5%的銀行資金和以英鎊為計算單位的差額，需承擔原印度17.5%的國債。行政機構財產的20%歸巴基斯坦，但裝載著分給巴基斯坦財物的幾百輛車廂被盜竊後不知去向。巴基斯坦應得的17萬噸軍用物資，隻收到6000噸。
在英屬印度緊張地進行分治工作之時，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也大力開展活動，爭取土邦加入自己的自治領。6月15日，國大黨全印委員會通過決議，要求未參加製憲會議的土邦參加製憲會議，並宣布不承認任何土邦搞所謂獨立。印度臨時政府還成立了土邦事務部，帕特爾任部長，加緊爭取土邦的工作。帕特爾主持製定了《加入協定》，規定土邦加入印度自治領隻需向中央政府交出國防、外交、交通3項權力，其餘所有事務仍由土邦王公掌管，中央不幹預。由於采取這樣靈活的政策，不到3個星期，絕大多數王公沒有太勉強就在這份文件上簽了字。到8月15日，除了朱納格和海德拉巴外，在地理位置上處於印度自治領的所有土邦，都加入了印度自治領。[14]
與巴基斯坦毗連或在其境內的巴哈瓦普爾、凱爾浦爾、卡拉特等土邦加入了巴基斯坦。查謨-克什米爾的情況比較特殊，該土邦居民穆斯林占多數，而王公哈裏·辛格卻是印度教徒，在地理位置上它與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自治領都毗鄰。直到印巴分治，查謨-克什米爾王公都沒有決定加入哪個自治領。它的歸屬很快引起印巴爭端，直到今天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除朱納格、海德拉巴和查謨-克什米爾外，土邦加入問題的迅速解決為蒙巴頓按預定計劃和時間表移交政權掃除了一個重大障礙。
印度和巴基斯坦既然是以自治領地位接受移交，在自治領成立後，都還要有一位由英王委任的總督。國大黨邀請蒙巴頓擔任首屆印度自治領總督（直到1948年6月為拉賈戈帕拉查裏所取代），巴基斯坦則宣布真納為首屆巴基斯坦總督，兩個自治領的軍隊總司令仍由原英印軍隊總司令奧金列克將軍擔任。
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領宣布成立，首都為卡拉奇（後遷至伊斯蘭堡），國旗為兩色：3/4 是綠色，代表穆斯林；1/4 是白色，代表其他少數民族。這一天，成千上萬的穆斯林，穿著潔白的服裝，從各條道路湧向卡拉奇，慶祝巴基斯坦的誕生。真納向他的人民說：你們自由了，你們可以自由地到廟宇去，到清真寺去，或者到這個國家的任何地方去；不論你們屬於什麽宗教、種姓或信仰，都毫不妨礙我們是同一國家的公民而且是平等公民這一基本原則。
8月14日午夜12點，即15日零時，12點的鍾聲響起之時，賈·尼赫魯提議印度製憲會議全體代表起立，宣誓竭盡全力為印度和印度人民服務。賈·尼赫魯滿懷**地莊嚴宣布：很多年以前，我們曾發誓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今天是到了我們實現誓言的時候了，雖不是完全實現也是基本實現；在夜半鍾聲敲響之際，當世界還在酣睡之時，印度奮起獲得了新生和自由；一個不幸的時代今日宣告結束，印度重新發現了自己。會議廳外人海如潮，歡呼雀躍，載歌載舞，歡慶自由印度的誕生。在印度領空飄揚了100多年的英國國旗終於悄然落下，印度國旗徐徐升起。
國大黨領袖們在慶祝會上，紛紛稱頌甘地對民族獨立運動所作的貢獻。賈·尼赫魯說，在這個日子裏，我們首先想到了自由的奠基人，我們的民族之父，他體現印度古老的精神，高舉自由火炬，照亮了我們周圍的黑暗世界，印度人民世世代代不會忘記他的教導。然而，甘地並沒有參加慶典。印度的獨立與他的理想相去甚遠，印巴分治與他終生為之奮鬥的印穆團結的目標背道而馳。此時，甘地正在教派仇殺的加爾各答禱告、絕食和紡紗，以此來紀念印度獨立。
甘地在8月14日下午的禱告會上曾對1萬多名信徒宣布：“從明天起，我們將擺脫大不列顛的桎梏。但是，從今日子夜起，印度將分為兩部分。明天是喜慶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他提醒信徒們：“如果加爾各答恢複理智，維持手足之情，那麽，整個印度也許就得救了。但是，如果兄弟殘殺的戰火蔓延到全國，我們剛剛獲得的自由將不複存在。”[15]他拒絕參加慶祝印度獨立的儀式，更沒有發賀電。他和他的弟子們，待在印度鄉村的一個土屋裏，不吃不喝，搖著紡車過了一天，為拯救印度而絕食和祈禱。
實際上，隨著獨立的到來，國大黨領導人與甘地在思想上日益疏遠，他們感到甘地的學說與當前的政治形勢格格不入。在席卷全國的教派暴力騷亂中，甘地放棄了其他一切活動，專心從事教派團結的宣傳工作。他四處奔波，不顧疲勞醫治國家分治造成的創傷，用蒙巴頓的話說，他成了使騷亂地區保持平靜的一支單人邊防軍。然而，在教派仇殺的洪流麵前，甘地顯得勢孤力單，無力回天。他淒婉悲歎：在印度形勢發展的今天，沒有他的容身之地，他已放棄活125歲的希望，他可能隻有一兩年光景了。甘地的話不幸言中，1948年1月30日，他在參加晚禱時，被一名印度教狂熱分子槍殺身亡。這位唯一自始至終反對印巴分治的國大黨領袖，這位終生致力於教派團結的非暴力先知，最終因印巴分治倒在了教派分子的暴力血泊之中。
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都在事實上獲得了獨立。1950年1月，印度新憲法宣布印度為主權的民主共和國。1956年巴基斯坦的第一部憲法宣布巴基斯坦為伊斯蘭共和國。雖然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留在英聯邦內，但都作為主權國家參與，與英國及其他成員國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
二、國大黨接受印巴分治和自治領地位
印度獨立是以印巴分治為代價，獨立的果實因分治的缺憾蒙上了陰影。分治把兩大教派的對立推向頂峰，導致了邊界兩側地區印度曆史上最嚴重的宗教殘殺與逃亡。在整個印巴分治期間，約有100萬～200萬人被奪去了生命。在分治後的13個月中，約有1500萬難民越過新的邊界線，彼此遷移到對方境內。分治破壞了次大陸的經濟聯係，撕裂了統一的市場，分割了互相依賴的工農業區域，給兩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困難。分治產生了克什米爾歸屬爭端，使兩個自治領成立伊始就兵戈相向。分治不僅使兩國保留了對英國的依賴，而且為美國染指南亞地區提供了方便。
印度獨立是以自治領地位的形式，通過英國和平移交政權實現的。屬於殖民政府的公營企業，包括鐵路、港口、航空、郵電、水利工程、兵工廠和其他工廠，都原封未動移交給了自治領政府，英國在印度的私人資本也沒有受到觸動。以殖民時期文官製度為核心的官僚體係基本被沿襲下來，軍隊內的英籍高級軍官和總司令繼續留用。殖民總督蒙巴頓繼續被聘用，成為印度自治領總督。獨立後的印度，仍然留在英聯邦內。[16]
因上所述，對於賈·尼赫魯和國大黨接受印巴分治和自治領地位，國內外學術界有些人多有詬病，持批評或譴責態度，並由此對印度獨立的真實性持懷疑乃至否定態度。誠然，印度獨立是以印巴分治為代價的，分治本身是個悲劇，使獨立黯然失色。印度獨立也是通過和平移交政權，以印度獲得自治領地位的形式實現的，與完全獨立的目標有一定距離。然而，賈·尼赫魯和國大黨接受印巴分治和自治領地位是當時印度曆史發展的必然，有其深刻的內外原因，不可脫離曆史實際一味指責。
印巴分治和印度留在英聯邦，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就遠因來說，印巴分治的曆史進程是由多種曆史、政治、經濟和宗教原因促成的，如果說英國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是重要的外在原因，那麽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兩大教派之間曆時久遠、根深蒂固的政治經濟宗教對立衝突則是重要的內在原因。英國長期執行“分而治之”政策，人為地製造和擴大教派衝突，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英國的“分而治之”政策之所以起作用，則是通過利用印度內部久已存在的印伊兩大教派之間的對立衝突，建立起脆弱的政治平衡，維護殖民統治。而國大黨內的大印度教主義和穆斯林聯盟內的分立主義則是印巴分治的加速器，二者互不相讓並隨著民族獨立運動的深入發展而迅速膨脹，致使印巴分治這一曆史進程合乎邏輯向前發展，巴基斯坦國的誕生就是這一發展進程的歸宿。
就近因來說，印巴分治發展到不可逆轉的地步，是伊斯蘭教社會與印度教社會發展不平衡而帶來的上層利益衝突的結果。穆斯林上層感到在未來印度自己的利益會因伊斯蘭處於少數派地位而受到影響，認為隻有分治才有切實的保障。這一利益衝突之所以發展到非分治不可的地步，固然是穆斯林上層的堅持，是英國統治者長期挑撥和利用的結果，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國大黨上層對問題的嚴重性缺乏認識，隻想到掌權，沒有處理好與穆斯林上層的關係，造成了政治上的一大失誤。就國大黨而言，接受分治不是向英國統治者妥協，而是向教派主義妥協。印度獨立前夕，印穆兩派之間的流血衝突已波及全國，達到了駭人聽聞、令人發指的地步。印度麵臨著嚴酷抉擇：要麽繼續混戰和流血，導致全麵內戰；要麽實行分治，終止相互殘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分治成為曆史必然，拖延分治隻會意味著加劇已經存在的嚴重的內戰狀態。從而，曆史給印度民族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印度在享受獨立的甜蜜之時，伴之而來的是分割的痛苦。
獨立後的印度麵臨著何去何從的抉擇關頭。對英國來說，印度一直是“英國王冠上的寶石”，是英國殖民統治賴以存在的基礎。雖然印度已經獨立，大英帝國亦壽終正寢，失去了昔日光壞，但是英國並不甘心就此完全失去印度，它要將印度仍然留在英聯邦內，使英聯邦成為一個在大英帝國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強大如初的共同體組織，以便憑借自己在英聯邦中的主人角色，保持它在歐洲各國中的特殊地位。當時的英王喬治六世曾悲歎道：“我知道我將失去英王兼印度皇帝的稱號，但是，如果割斷和印度的所有聯係，我心裏會感到難過。如果獨立的印度拒不加入英聯邦大家庭，那將是一場災難。”[17]因此，英國極力爭取印度以自治領的身份留在英聯邦內。
尼赫魯（中）與蒙巴頓（左）
對於剛獨立的印度來說，它也不可能一下子同英國完全斷絕關係。印度民族資本發展還不健全不充分，在技術、設備、資金等方麵對英國資本存在很大依賴性（如印度的外匯儲備與英鎊地區聯係在一起；印度大多貿易也是同英聯邦國家進行的），因此在印度保留英國私人資本，保持與英國資本密切合作，可以為印度經濟發展彌補資金和技術的不足，提供媒介和橋梁。印度文官體製和軍事體製是英國統治者作為在印度逐步實行代議製體製的相關措施實施的，與印度建立議會民主體製的目標是一致的，要立即全部替換原有文官和軍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保留原高級文官和軍官體製既有利於各部門工作的正常運轉，也有利於輔助新人成長。因此，以自治領的名義留在英聯邦，對印度來說是客觀形勢的需要，從長遠來看是有利的，可以使印度從英國和英聯邦其他國家獲得更多的經濟和外交上的援助，加強印度與外界的聯係，提高印度的國際地位。
上述種種因素促使賈·尼赫魯和國大黨接受了蒙巴頓關於印巴分治和印度以自治領身份留在英聯邦的建議。當時英方的決定性人物是末任總督蒙巴頓夫婦，而印度國大黨方麵的決定性人物是印度首任總理賈·尼赫魯。正是在蒙巴頓等人的斡旋下，賈·尼赫魯接受了印巴分治的《蒙巴頓方案》，並決定印度以自治領的身份留在英聯邦內。
三、印度獨立的曆史意義
對於印度獨立的曆史意義，林承節先生作了深入剖析。在國內外學術界，曾經有一度對印度獨立持懷疑乃至否定的看法，可以歸納為4種：第一種看法對印度獨立持完全否定態度，認為印度獨立虛有其表，英國移交政權不過是改變了統治方式，由直接統治變為間接控製，談不上什麽勝利；國大黨接受自治領地位意味著資產階級背叛革命，成為帝國主義仆從。第二種看法承認印度獨立的事實，但認為它不是通過武裝鬥爭取得的，因而不是革命，是資產階級改良，印度獨立運動中出現的暴力鬥爭襯托出國大黨非暴力鬥爭的軟弱。第三種看法承認印度獨立是革命，但強調革命很不徹底，近似半途而廢。第四種看法認為，印度獨立既以印巴分治為代價，就談不上什麽勝利，是一個悲劇。
如果不帶偏見和既定框框看待印度獨立，而是正視曆史現實，就可以斷言，上述4種看法都是不對的。之所以會有這些不正確的看法，主要原因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在作祟，脫離印度國情。世界各國國情不同，民族獨立運動的道路必然多種多樣，不一而足。武裝鬥爭是一種道路，非暴力鬥爭也是一種道路。印度國大黨和印度人民，根據印度國情和國際形勢，開創了非暴力鬥爭道路。這條道路本質上是群眾性政治鬥爭的道路，是億萬人民不怕犧牲、前赴後繼、共同鬥爭的道路。這條道路在工農運動廣泛開展的有利形勢配合下，在有利的國際條件配合下，也在個別自發的武裝鬥爭的間接配合下，引導印度取得了民族鬥爭的勝利。和平移交政權是非暴力不合作道路的必然的邏輯結果，以自治領身份留在英聯邦是印度國情和國際形勢的客觀需要。印度既推翻了英國殖民統治，又保持了與英國的緊密聯係，有利於印度的發展。
印度獨立對印度未來發展，對世界被壓迫民族革命，都具有不可磨滅的重大曆史意義。獨立鬥爭的勝利結束了英國長達190年的殖民統治，使印度走上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是這個古老大國走向進步、繁榮、昌盛的曆史轉折點，獨立的獲得終於使印度人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建設自己的新國家和自己的未來。從此，印度人民按照自己的意誌，追趕現代化的世界潮流，規劃和實現自己的理想藍圖。
印度獨立是20世紀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之一，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國家普遍掀起民族鬥爭**，衝擊著帝國主義的殖民體係。正是印度民族獨立鬥爭首先在大英帝國殖民體係中打開缺口，敲響了大英帝國殖民體係解體的喪鍾。“英國王冠上的寶石”墜落了，這對英國是最沉重的打擊，對亞洲其他國家是最有力的鼓舞。20世紀40年代，印度獨立和新中國建立交相輝映，有力地展示了被壓迫民族運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對根本改變亞洲麵貌，促進帝國主義殖民體係的崩潰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非暴力不合作道路取得勝利，是印度的一大創舉。印度的榜樣給其他國家民族運動領導人以巨大的鼓舞，20世紀60—70年代，亞洲一批國家效仿印度，通過群眾性政治鬥爭擺脫了殖民枷鎖。這樣，印度獨立運動為世界被壓迫民族運動的寶庫增添了新的鬥爭武器，使民族獨立運動的道路和形式多樣化，從而對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獨立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18]
[1] 培倫主編：《印度通史》，第610～611頁。
[2] 尚勸餘：《尼赫魯與甘地的曆史交往》，第90頁。
[3]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77.
[4] 培倫主編：《印度通史》，第613頁。
[5]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468-469頁。
[6] [印度]南布迪裏巴德：《聖雄甘地與甘地主義》，何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114頁。
[7] 培倫主編：《印度通史》，第615頁。
[8] 諶煥義：《英國工黨與印巴分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頁。
[9] 諶煥義：《英國工黨與印巴分治》，第196頁。
[10] [巴基斯坦]阿拉納：《偉大領袖真納》，袁維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55頁。
[11] R.C.Dutt，Socialism of Jawaharlal Nehru，New Delhi：Shakti Malik Abhinav Publications，1981，p.184.
[12] [法]多米尼克·拉皮埃爾、[美]拉裏·柯林斯：《聖雄甘地》，周萬秀、吳葆璋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頁。
[13] [英]杜德：《今日印度》下冊，黃季方譯，第301頁。
[14] 諶煥義：《英國工黨與印巴分治》，第360～361頁。
[15] [法]多米尼克·拉皮埃爾、[美]拉裏·柯林斯：《聖雄甘地》，周萬秀、吳葆璋譯，第291頁。
[16]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486～489頁。
[17] 尚勸餘：《尼赫魯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頁。
[18]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486～4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