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戰時期，在民族運動中，對英國殖民統治者持反對態度的唯一有組織的力量，就是國內外的秘密革命組織。他們也提出“英國的困難就是印度的機會”的口號，但卻賦予這個口號以不同的含義。他們不但不支持英國作戰，相反，要利用英國的困難處境，不失時機地發動武裝起義，推翻英國統治。對於秘密革命組織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是其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一時期，國內外秘密革命組織密切配合，積極籌劃在印度舉行起義。雖然1915年2月和7月的兩次起義皆因事泄而流產，但是，革命者艱苦卓絕的努力不應被抹殺。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在印度民族運動史上譜寫了絢麗的一頁。
一、國外秘密革命組織
《卡德爾報》
在國外印度革命組織當中，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是北美的卡德爾黨。卡德爾黨是哈爾·達雅爾和其他旅居北美的印度革命家建立的印僑革命者組織，成立於1913年，因出版《卡德爾報》（《起義報》）而得名，本部在美國舊金山。
哈爾·達雅爾是一個思想激進的印度愛國者，富有革命熱情。1911年4月，他從法國來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在斯坦福大學教書。不久，他就投身於政治活動。1912年夏，他主要向美國的知識分子、激進分子和工人團體講述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運動，對於引起印度移民憤怒的問題不太關注。然而，1912年12月23日，印度總督哈丁在德裏遭炸彈襲擊事件激發了哈爾·達雅爾，也點燃了他蟄伏多年的革命熱情。他通過革命方式推翻英國在印度統治的信念再次複燃，他發表了一篇題為《尤根塔通告》（“尤根塔”是孟加拉語，意為“新時代”）的小冊子，聲援襲擊總督事件。此時，正值美國和加拿大的印僑因遭僑居國當局種族歧視，深感作為殖民地印度人地位之屈辱，政治上日益覺醒之時，哈爾·達雅爾和別的革命者一起於1913年5月在波特蘭創辦了“印度協會”。
印度協會第一次會議在喀什·拉姆的家裏召開，與會者有巴伊·帕瑪蘭德、索漢·辛格·巴哈克那、哈納姆·辛格等。會議上，哈爾·達雅爾提出了他的行動計劃：不是和美國人對抗，而是利用美國的自由環境反抗英國人；隻有自己的國家解放了、自由了，我們才能受到平等對待；印度之所以貧窮和沒落，根源在於英國統治，必須推翻之，不是通過請願，而是通過武裝起義；把這些信息傳達給印度群眾和在印度軍隊中的士兵們；鼓舞大批的人去印度，並爭取得到印度人民的支持。哈爾·達雅爾的思想立刻被其他人接受，隨之成立了工作委員會，並決定創辦周報《卡德爾報》，並在舊金山建立一個名叫“尤根塔修行所”的總部。各個城鎮召開了一係列會議，最後在阿斯托利亞召開了代表大會，確認並通過了波特蘭第一次會議的決定。卡德爾運動由此拉開了帷幕。
《卡德爾報》第一期於1913年11月1日發行，旨在宣傳武裝反英。卡德爾意為“起義”，報頭標題為：“英國統治之敵”，每一版頭條都刊有“英國統治的惡行”特輯。除了揭露英國統治者的惡行之外，也連載薩瓦爾卡爾的《1857年印度獨立戰爭》，傳播提拉克、奧羅賓多、卡馬夫人、克裏希納·瓦瑪、阿吉特·辛格和蘇菲安巴·普拉薩德的思想等。
然而，最有影響力的莫過於刊登在《卡德爾報》的詩歌。這些詩歌作為《卡德爾詩集》出版，並免費發行。詩歌采用了比較世俗的基調來表達對革命的熱情：
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帕坦人以及穆斯林們，
請把注意力放在軍隊的所有士兵身上。
我們的國家已經被英國人所占領，
我們必須發動戰爭抵抗他們。
我們不需要文人雅士，
我們也不希望失敗。
做禮拜的時間已結束，
拿起寶劍奮戰的時刻到了。[6]
《卡德爾報》在北美的印僑中大量發行，並很快傳播到中國、馬來聯邦、新加坡、菲律賓、特立尼達、洪都拉斯的印僑中。《卡德爾報》成功地改變了旁遮普移民的自我形象，使他們從一個忠誠於英國統治的士兵轉變為一個對抗英國統治的反抗者。《卡德爾報》有意識地使旁遮普人認識到他們對英國忠誠是一件令人慚愧的事情，迫使他們勇敢地站起來反抗：
為什麽你們會瞧不起辛格姓氏？
原因何在！你們已經忘記了“獅子”的威嚴。
如果迪普·辛格式的人物今天還在，
辛格家族怎麽會遭受如此侮辱？
人們說辛格家族現在一無是處，
那你們何以在德裏兵變中扭轉戰局？
齊聲呐喊：“讓我們殲滅白人！”
你們為何現在坐以待斃、安於恥辱？
好好睜開眼看看，
你們的傳統如此輝煌！[7]
這首詩很快傳回祖國，激起了年輕人對革命的熱情。他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渴望為革命出一份力。
1914年，有3大事件影響了卡德爾運動的發展：
第一，哈爾·達雅爾被捕及逃亡。卡德爾黨的活動使英國政府深感不安，在其外交壓力下，美國以組織無政府主義活動罪於1914年3月25日逮捕了哈爾·達雅爾。保釋後，哈爾·達雅爾離美赴歐，忍痛離開了他親手創建的卡德爾黨。他走後，黨的領導工作由拉姆·錢德拉接任，但他製定的綱領和策略依舊是卡德爾黨的活動指南。
第二，“駒形丸號”客輪事件。1914年3月，一位居住在新加坡的印度承包商葛迪特·辛格租了一艘“駒形丸號”客船，載有東亞和東南亞各地的376位印僑，前往加拿大溫哥華。途經日本橫濱時，卡德爾黨人看望了這艘輪船上的乘客，並給他們作演講和散發傳單。當船抵達溫哥華時，加拿大警察不允許其在港口停泊，周圍布下了警戒線。為了爭取乘客們的權益，侯賽因·拉辛、索罕·拉爾·帕塔克和巴格萬·辛格建立了“海岸委員會”。不久，“駒形丸號”被迫離開加拿大海域，原路返回。在抵達日本橫濱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英國當局發出命令：乘客不許在返回途中的任何地方擅自下船，即使是之前的上船地點也不可以，他們隻能在加爾各答下船。當局的規定使船每到一個港口，都會引起印度當地群眾的不滿及憤怒。同時，這件事情促使了印度人民決意組織起來對抗英國當局。當船在加爾各答附近的巴治巴茲靠岸時，情緒已經非常不滿的乘客再次被英國當局人員的挑釁態度所激怒，從而引發了一場衝突，導致18位乘客死亡、202位被捕，隻有少數人脫險。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卡德爾運動的領導人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決定必須牢牢地抓住這個機會，寧願戰鬥到死絕不坐以待斃，回到印度並說服印度士兵加入他們的事業，解決他們武器短缺的主要問題。他們發表了《卡德爾黨戰爭宣言》，並且廣泛宣傳。穆罕默德·巴卡圖拉、拉姆·錢德拉和巴格萬·辛格組織一係列公眾會議，號召印度僑民返回祖國，組織武裝起義。主要領導人被派往中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聯邦、新加坡和緬甸，說服印僑同胞返回印度，加入到起義隊伍中。卡德爾黨中已經迫不及待的成員，如卡塔爾·辛格·撒拉帕（後來在一場密謀案中被英國當局處以絞刑）和拉胡巴爾·達亞·古普塔立刻起身返回印度。
卡德爾黨卓有成效的宣傳活動使它的影響迅速增長，其組織迅速擴展到北美以外，大戰前已經在美、亞、歐3大洲建立了分支。在美洲，建立分支的國家除美國和加拿大之外，還有巴拿馬、墨西哥、阿根廷。在亞洲，有日本、中國、印尼、馬來亞、緬甸、泰國、菲律賓。在歐洲，有法國。[8]
與此同時，法國巴黎印僑革命中心也在積極為未來的武裝鬥爭作準備，主要通過報刊、小冊子宣傳武裝起義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這個中心受法國當局迫害而瓦解。卡瑪和拉納被監禁，其餘領導人或轉到德國柏林，或轉到瑞士。1914年，印度革命者在柏林建立了“印度之友協會”，1915年改組為“印度獨立委員會”，出版周刊《劍》，柏林形成了一個新的印僑革命中心。哈爾·達雅爾也應邀來到柏林，參加這個委員會。這個組織的其他主要領導人有維·恰特帕德哈亞，布·達多，恰·皮萊等。該組織與卡德爾黨建立了直接聯係，互相配合，成了大戰時期印度國外革命者的主要指導中心。
二、國內秘密革命組織
國內秘密革命組織在1908年運動後受到了重創。殖民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搜捕，使秘密組織遭到進一步破壞。到大戰前夕，還存在秘密組織的地區主要是旁遮普、聯合省和孟加拉。在這些地區，舊組織被破壞後，新組織不斷建立起來。在孟加拉，建立了拉加·巴紮爾社（加爾各答）、巴裏薩爾社（巴裏薩爾）。在聯合省，建立了一個新組織（貝拿勒斯），後來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旁遮普，穆斯林激進民族主義者圍繞宗教學院建立了穆斯林第一個秘密組織（德歐邦德），領導人是左翼思想家穆罕默德·哈桑，其成員多為前瓦哈比派教徒。
這一時期，革命組織大多數人為英國殖民者的高壓政策所激怒，麵臨政治上的險惡形勢，隻想立即報複，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走上了暗殺等個人恐怖道路，將暗殺視為最有效的發泄民憤、振奮人心的手段。從1908年下半年起，暗殺活動進一步發展，成為秘密組織活動的中心內容。據總督哈丁說，1909—1912年4年間，“平均每兩星期發生一次政治暗殺事件”[9]。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12年行刺哈丁本人，雖然他僥幸躲過暗殺，但身受重傷。皮特·弗倫奇對這次暗殺作了如此描述：“1912年聖誕節前兩天，哈丁來到德裏火車站，騎上一頭巨象。他坐在一個精致的銀質象轎上，沿著昌迪尼橋克緩緩前行。昌迪尼橋克是一條具有重要象征意義的大街，它曾經是莫臥兒帝國最優美的林蔭大道和市場，隻是在1857年起義之後變成了葬屍場，鎮壓了起義的英國人在大道中段絞死了無數納瓦布、拉賈和起義者。現在，它被用作總督的行進線路，他前來主持建築師埃德溫·勒琴斯和赫伯特·貝克設計的新德裏動工開幕典禮。總督閣下沒有走多遠，他的頭盔就被射飛到了空中，隻聽6英裏外一聲巨響，舉著‘國傘’的官員被炸成了碎片。一個不知名的印度人向帝國政權的活象征投擲了一顆炸彈。總督的一隻耳鼓被炸裂，許多年後所有的釘子、螺絲和留聲針才從他的身體中取出來。這場未遂暗殺案一直沒有破獲。這次襲擊是印度民族主義者發動的革命恐怖主義的高峰。”[10]
個人恐怖活動也擴展到英國。英國暗殺案中，最著名的是1909年印度事務部官員寇鬆·威利爵士在倫敦被印度愛國者丁格拉開槍打死。他在事先準備好的遺書中說，他要英國人流血，作為對其慘無人道地絞殺印度青年的抗議；由於沒有機槍大炮，他隻能扣動左輪扳機，由於不可能公開戰鬥，他隻能突襲；像他這樣的窮孩子，沒有別的手段為祖國服務，隻有把熱血貢獻給祖國的解放事業；如果同胞每人至少殺兩個英國人，祖國的解放一天即可完成；如果他能再次投胎，他還要走這條路，再次為印度獻身，直至解放。這並不是個別例子，類似情況不勝枚舉。這種個人恐怖舉動至多能激動民心於一時，實際後果極其有害，許多秘密組織因此遭到更大破壞，更多革命者被送上絞架，餘下來的也像浮雲一樣，飄忽不定，不能在群眾中紮根，甚至不能落腳。倫敦個人暗殺事件後，印僑革命組織難以存在，薩瓦爾卡爾被捕後被引渡回印度，其他領導人隻得轉移他國。行刺哈丁總督後，北印度秘密組織幾近瓦解。英國殖民者越鎮壓，革命組織越用恐怖手段報複。個人恐怖越盛，殖民者鎮壓越瘋狂。秘密組織宛如走進一條死胡同，在其中東奔西走不見出路。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沉重的血的教訓使一些革命者擦亮了眼睛，開始認識到個人恐怖手段的無益。戰前，北印度散發的一份傳單中說，謀刺一個總督隻能使暴君震驚，但不能使你們達到預期目的。傳單號召革命者不要白白浪費寶貴時間，要為偉大的革命事業做真正的工作。有些組織認為，不應再進行暗殺活動，應準備公開的武裝起義。1914年，領導1912年謀刺哈丁總督行動、遭到通緝的拉·比·鮑斯，已經放棄個人恐怖策略，轉到積極準備武裝起義的立場上。他應聯合省青年社邀請，秘密來到貝拿勒斯，擔任青年社領導，使這個組織麵貌一新。東孟加拉的進步社和西孟加拉的“朱甘達爾黨”之間有一定的合作，戰前都已從主張個人恐怖轉到主張武裝起義立場上。[11]
三、兩次流產的起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國內外革命組織一致認為發動起義的時機成熟了。這時，英國龐大的殖民帝國在德國進攻麵前首尾不能相顧。印度的英軍大部分被調到歐洲前線，有幾個星期印度隻留下1.3萬英軍。戰爭也加重了印度人民負擔，引起強烈不滿，英國統治出現不穩定因素。此外，英國的勁敵德國樂於支持一切給英國製造困難的行動，支持革命者在印度起義。於是，國內外革命組織立即開始武裝起義的具體籌劃工作。
第一，卡德爾黨總動員，負責向國內輸送革命者。卡德爾黨在阿斯托利亞召開會議，黨的領導人親自動員自己的黨員，並號召在世界各地的一切印度愛國者回到祖國去。黨報《卡德爾報》也發表哈爾·達雅爾的文章，號召卡德爾黨成員率先回印度，和敵人鬥爭。卡德爾黨還在加利福尼亞的埃爾通舉行返印革命者誓師大會。黨的領導和成員踴躍報名要求回國，一批黨的骨幹被選派回國擔任領導，包括黨主席巴哈克那、黨報編輯卡塔爾·辛格等。1914—1915年，從國外回來的印度人共約8000人，其中相當數量是革命者。雖然英國殖民當局嚴加防範，逮捕和軟禁了巴哈克那等人，但是一大批革命者巧妙地逃過敵人的眼睛，像一批火種撒在各地，很快燃燒起來，以飽滿的革命熱情投入戰鬥，補充了印度秘密革命者的隊伍。
第二，柏林印度獨立委員會和卡德爾黨爭取德國援助，從德國得到經費和武器。德國是英國的勁敵，希望看到印度發生起義，在英國後院開辟第二戰場，使英國兩麵夾擊，背腹受敵。大戰爆發後，在德國的印度革命者和在美國的卡德爾黨同時與德國官方取得了聯係。印度獨立委員會與德國政府正式簽訂了一項雙邊協定，德國向印度革命者提供武器和經費，印度獨立後作為貸款如數償還。印度獨立委員會的做法得到了卡德爾黨的讚同，也得到了國內革命組織的支持。這樣，印度革命者和德國政府之間建立了反英臨時同盟，並一起製訂了行動計劃，向印度革命者秘密輸送武器。1915年，印度獨立委員會、卡德爾黨和德國安排了一次最大規模的武器偷運，從美國購買了3萬支槍、12萬發子彈，但因中途出錯，武器被美國當局查獲。整個大戰中，國外革命者和德國多方設法，巧妙安排，但所有偷運武器的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12]
第三，國內革命組織開始建立彼此聯係，力圖統一行動，並把工作重點放到爭取軍隊上。印度國內革命組織從來沒有形成統一的組織，而準備起義的共同目標要求各地的革命組織迅速建立接觸，統一步調。從國外回來的革命者在這方麵要求更加迫切，他們在國外一向有統一的組織，希望看到國內組織的統一，正是他們在這方麵主動起了穿針引線的作用。在他們的努力下，從歐美回來的革命者所建立的組織與各地原來的革命組織之間建立了聯係；旁遮普和北印度兩地之間的革命組織也建立了緊密聯係。與此同時，秘密革命組織把自己的工作重點放在軍隊策反方麵，把爭取軍隊的工作列為頭等重要的任務。從北方的盧傑姆河流域到貝拿勒斯，這片廣闊區域裏幾乎所有駐軍都有秘密革命組織的人士去開展策反工作、散發傳單等，許多駐軍都做好了嘩變的準備。
在進行了上述一係列準備工作之後，革命組織認為發動起義的時刻到來了。大戰初期是英國統治最困難的時期，也是起義最有利的時期。為了不錯過這個大好時機，革命組織決定不等武器運到就開始起義。
1.北印度起義。1915年1月，貝拿勒斯秘密革命組織青年社領導人拉·比·鮑斯和卡德爾黨骨幹維·平格萊來到旁遮普阿姆利則，會見了這裏的革命者，召開會議，決定發動旁遮普和北印度總起義。起義時間定在2月21日，後改為19日，並在拉哈爾設立了指揮中心。計劃在規定的起義日子裏，北印度駐軍同時操戈而起，消滅英國部隊，奪取武器庫，切斷電報線，接管國庫，打開監獄，釋放政治犯，然後建立革命政權。計劃製訂後，革命組織派得力成員分頭到旁遮普和北印度各地進行具體準備，並派專使把計劃告訴孟加拉秘密組織，希望提供大量炸彈，並作必要的配合。
然而，英國刑事調查局對此有所發覺，並派暗探滲透到秘密組織內部，摸清了起義計劃。殖民當局立即在拉哈爾等地實行大逮捕，並把情緒不穩的軍隊調離原來駐地。旁遮普和北印度秘密組織的大批骨幹遭到逮捕，整個組織被破壞，起義計劃以流產而告終。拉·比·鮑斯逃脫了當局逮捕，躲過一劫，但無法繼續在這裏活動，被迫流亡日本。英國當局並沒有就此罷休，對革命者進行了長期審訊，45名革命者被判死刑，200多名被判長期徒刑。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拉哈爾審判案”，是民族運動迄今為止所經曆過的最沉重的鎮壓行為。從而，旁遮普整整一代革命領導階層在政治上被絞殺。[13]
2.孟加拉起義。1915年2月北印度總起義計劃失敗後，東孟加拉的進步社和西孟加拉的朱甘達爾黨並沒有氣餒，而是前仆後繼，製訂孟加拉起義的新計劃。朱甘達爾黨在大戰開始後一直為起義作準備，一方麵設法與國外革命者聯係，獲得武器和經費；另一方麵加緊製造炸彈，並以政治搶劫手段來籌劃經費。孟加拉幾個革命組織摒棄前嫌，召開幾次秘密會議，建立參謀部，由賈廷·穆克吉擔任總指揮。1915年3月，卡德爾黨成員基·拉希裏從歐洲回來，會見了孟加拉革命者，告訴他們載有德國幫助購買的3萬支槍和1200萬發子彈的貨船“馬維尼克號”正在駛往印度旁遮普邦卡拉奇的途中，將經過印尼的巴達維亞，建議孟加拉派人聯係。賈廷·穆克吉派那·巴塔恰利亞前往巴達維亞，說服德國方麵把這船武器運交孟加拉革命組織，預定在孟加拉海岸一個叫賴曼加爾的地點卸貨。
1915年6月，賈廷·穆克吉和他的助手們一起製訂了孟加拉起義計劃：在7月初收到武器後，分別送往哈提亞、加爾各答和巴拉索爾的秘密組織手中，立即起義；在哈提亞，建立一支革命武裝，先控製東孟加拉，然後向加爾各答進攻；加爾各答的秘密組織首先占領郊區所有武器庫，然後奪取威廉要塞，最後占領加爾各答城；炸毀進入孟加拉的3條鐵路幹線的主要橋梁，以防止英國殖民當局派援兵到孟加拉。一切計劃停當後，革命者開始做行動準備，等待“馬維尼克號”達到。然而，革命者望眼欲穿，這艘船一直未到。就在等待期間，英國殖民當局發現了整個起義計劃。秘密組織被破壞，許多重要的革命者被逮捕。賈廷·穆克吉和助手們在巴拉索爾的隱藏地也被發現，在抗擊警察追捕的槍戰中，賈廷·穆克吉身負重傷，被捕後不久犧牲，助手們或犧牲或被捕。接下來，就是對革命者進行審訊、判刑和絞死。就這樣，孟加拉的起義宣告流產。
四、小結
印度國內外革命組織精心策劃的起義無一例外地夭折了，主要原因有如下幾點。
第一，把工作重點放在了爭取軍隊上，脫離了人民群眾，沒有與群眾鬥爭特別是農民暴動聯合起來。1915年初，由於高利貸者的殘酷剝削和商人的囤積居奇，旁遮普西南諸縣發生農民暴動，搗毀奸商店鋪和高利貸者住宅，焚毀債務契據，搶走糧食，使當地殖民政權機關處於癱瘓狀態。當時正在籌劃起義的秘密革命組織並未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組織和引導農民暴動，使計劃中的起義與農民暴動相結合，形成一場人民起義。他們對農民的鬥爭不反對也不讚成，認為革命起義與農民暴動是兩碼事，各行其道。
由於他們的活動帶有少數人單純軍事暴動的性質，因此脫離了群眾，得不到群眾的理解與支持，甚至被人民群眾所誤解和反感。1915年4月，孟加拉革命者攔截了一輛汽車，搶劫了一個印度富人的錢財，並將拒絕開車的司機殺死，引起了一部分群眾的反感，殖民者也借機誹謗革命組織，離間他們和群眾的關係。結果，發生了群眾協助警察追捕革命者的不幸事件。孟加拉革命組織領導人賈廷·穆克吉及其4名助手在躲避殖民者搜捕時，就是被村民發現，報告了當局，並協助警察抓獲的。
這反映出，“秘密革命組織的起義仍然是少數人的軍事暴動，而不是群眾起義，甚至脫離群眾，這就決定了它流產的命運”[14]。
第二，在沒有完全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倉促地吹響了戰鬥的號角。許多國外革命者1914年底1915年初才回到印度，甚至來不及熟悉環境。而且，殖民當局用《印度入境條例》嚴格審查歸國印僑，“安全的”僑民可以回家，“危險的”僑民要被捕，“不太危險的”僑民則軟禁在家，哪裏也不許去。在受到審查的8000僑民當中，5000僑民順利通過審查，而對於那些沒有通過的1500僑民，則要采取預防措施。到1915年2月，總共有189位被拘禁，704位被軟禁在家。
革命組織還缺乏一位有能力並且任職時間長久的領導人。例如，哈爾·達雅爾善於宣傳，善於鼓舞人心，善於思考，提出理論，卻不善於當一個領導者。此外，革命組織缺乏一個係統的組織結構，他們更多的是靠革命者的熱情，而不是有效的組織力量。同時，革命組織也低估了英國的軍事力量、組織力量以及統治思想。出於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震驚，以及對“駒形丸”客輪事件的憤怒，他們在沒有完全摸清敵人底細的情況下就吹響了戰鬥的號角。沒有堅強的領導者，沒有牢固的組織結構，對敵人了解不足，這些促成了起義的夭折和流產。
第三，國大黨溫和派和極端派等民族主義組織以及個人在大戰爆發後，一致全力支持英國對德國作戰。他們的支持使本來不穩的政局穩定下來，而且許多人認為，在德國支持下發動武裝起義並非是正確的選擇。印度士兵很多人答應起義又持觀望態度，這是原因之一。這是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政治局勢的一個十分可悲的現象，國大黨等民族主義組織和個人站在英國一邊，支持英國對德國作戰；秘密革命組織和個人則站在德國一邊，反對英國，密謀起義。在這種政治局勢下，得利的是英國殖民統治者，也注定了革命者起義必將夭折的結局。
印度革命者的理想盡管沒有實現，但是，他們的行動在印度獨立運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秘密革命組織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印度政治舞台上唯一主張用武力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力量，對英國殖民統治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革命者籌劃武裝起義的活動使殖民當局深感不安，對殖民統治者第一次構成了真正的威脅。印度情報部在研究了印度革命者在大戰中的活動後，向英國有關部門報告指出，印度已經到了十字路口，如果英國不給予印度更多的政治權利，印度人民就會用革命手段來奪取。1917年的《蒙太古宣言》和1918年的《蒙太古改革方案》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組織活動壓力的結果。印度革命者組織起義的活動為印度獨立運動史增添了色彩斑斕、鼓舞人心的一章。
第二，革命者視死如歸、氣貫長虹的英雄氣概在印度人民的民族記憶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烙印，成為自由鬥爭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據殖民當局1918年7月統計，戰爭期間，印度秘密革命組織成員先後9次受審，47名革命者被處死，25人被絞殺，88人被驅逐出境。北印度革命者在所謂“拉哈爾陰謀案”審判中的英勇表現，一直在旁遮普和北印度人民中間傳頌。維·平格萊和卡塔爾·辛格把整個起義計劃的責任攬在自己頭上，斬釘截鐵地告訴法庭庭長，他們不懼怕被處死的後果，他們唯一的抱負就是看到祖國獲得解放。法庭宣判當天，革命者高唱歌曲並為祖國母親集體祈禱，祈願活著的人繼續為祖國的光榮和自由鬥爭到底。24名被判死刑的革命者集體起舞，視死如歸，以為國捐軀為無上光榮。革命者氣貫長虹的犧牲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在戰後獨立運動中，旁遮普所以是一個重點地區，與革命者在人民心中留下的強烈影響密不可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