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印度作為英國的殖民地被拖入戰爭，成為宗主國的兵員、物資和財力的重要供應地。戰爭對印度資本主義和民族運動的發展帶來了雙重影響，既衝擊了印度民族工業，同時也為它的發展帶來了有利因素，為民族運動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一、英國的戰時掠奪
英國廣泛利用印度的各種資源來滿足其軍事需要，在一戰時期對印度進行瘋狂的掠奪。
首先，印度大量青壯勞力被征入伍。總督哈丁在《我的印度生涯》中供認，戰爭開始後的6個月內，英印當局從印度派出21萬名印度官兵和8萬名英軍部署到法國戰場。在印度本土的英印軍隊有70%以上被抽去參戰，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英國在印度的駐軍不足1.5萬人。1917年和1918年，哈丁又從印度派出78.5萬名印軍開赴戰爭前線。“據不完全統計，戰爭期間，英國從各個殖民地征兵450萬人，其中從印度征兵120萬～150萬，戰爭結束時，印度士兵死傷10萬多人”[1]。這不但使印度失去了大量青壯勞力，而且軍費開支猛增到每年平均約3000萬英鎊，數量之巨，前所未有。到1918年3月，英印當局戰爭花費已達1.278億英鎊。
其次，印度物資遭到空前掠奪。戰爭期間，英國加強了對印度原料的榨取，按照比世界市場低得多的固定價格收購農產品和各種原料，從印度運走大量糧食、油料作物、生絲、黃麻、茶葉和毛皮。從1915年底到戰爭結束，英國以低價收購各類印度糧食800萬噸，使印度農民遭受了慘重損失。此外，殖民當局還突擊開采多種礦藏類戰略物資，如錳礦石近200萬噸、硝石9萬噸、雲母石6000餘噸，以及大量的木材。英國在中近東戰場、非洲戰場和部分歐洲戰場所需要的橋梁、鋼軌、貨車和機車等，基本都是來自印度。例如，塔塔鋼鐵廠提供了近30萬噸鋼材和1500萬英裏的鐵軌。英軍的許多軍用品也是用印度原料製作的，如軍用鞋的66%是用印度皮革所縫製，供給麻布40億碼以上。
再次，印度財政被榨取一空。殖民當局巧立名目，榨取印度財政，以維持其龐大的軍事開支。僅軍費開支一項就占去印度國庫年收入的50%左右，成為“印度財政的頑疾”。印度殖民當局以所謂戰爭“捐款”的名義向英國當局“饋贈”1億英鎊，這個數字超過印度一年賦稅收入總額，使印度國債增加了30%。戰爭結束前夕，殖民當局向印度轉嫁戰爭負擔，又決定“捐款”4500萬英鎊（實際支付1550萬英鎊）。殖民者還以“支持宗主國正義戰爭”的名義，兩次強行攤派戰時公債7350萬英鎊。英國還利用英聯邦其他成員國的名義，從印度財政中花掉了2億多英鎊。就連總督哈丁都不得不承認，整個印度都被英國作戰部“榨取一空”[2]。
英國的戰時掠奪給印度社會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惡果。其一，印度通貨嚴重膨脹。1918年4月，殖民者無法繼續維持巨額軍費開支，便用美國貸款進口2億盎司白銀鑄造銀幣。同時，殖民當局又強製發行13.4億盧比紙幣，用通貨膨脹加緊對印度掠奪並轉嫁戰爭負擔。其二，印度國債激增。印度的國債是英國殖民者罪惡統治的見證，印度國債從1902年的2.08億英鎊增加到1918年的3.7億英鎊，而1918年的財政總收入隻有1.1億英鎊。上述數字還不包括宗主國費（1918年比1912年增長1114萬英鎊）和土邦王公對宗主國的“捐款”在內。其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物價飛漲，投機活動猖獗，勞動人民生活困苦不堪。1918—1919年，由於殖民掠奪和農業糧食歉收1400萬噸，致使饑荒和瘟疫蔓延全國，約1200萬人喪生。
二、民族資本的發展
戰爭的爆發和持續也給印度民族工業帶來了好處：來自英國產品的競爭削弱了，軍事訂貨和軍需供應擴大了企業的國內外銷路；農產品原料價格總體下跌；工業產品價格因進口減少而上漲。在這些因素的刺激下，戰爭期間，印度民族資本主義第一次有了顯著發展。
首先，民族資本最為集中的紡織業發展尤為突出。戰爭期間，黃麻紡織業和棉紡織業得到的訂貨最多，發展也最快。1913年和1914年度，印度共有60個麻紡織廠，紗錠68萬枚，織機3.35萬台，工人20.84萬人；到1916年和1917年度，工廠增至74個，紗錠增至82.43萬枚，織機增至3.96萬台，工人達到26.25萬人。與此同時，產量增加了1倍，實收資本也由7930盧比增加到1.064萬盧比。棉紡織業1914年至1918年，工廠由271家減少為262家，紗錠由660萬枚增加到680萬枚，織機由10.4萬台增加到11.6萬台，工人由26萬人增加到28.2萬人。布匹產量由1914年和1915年度的11.76億碼增加到1917年和1918年度的16.16億碼，幾乎增加1/3。棉布在國民布匹總消費量中的比重，由戰前的23.8%增長到戰爭末期的35.4%。民族棉紡織企業在印度棉紡織企業中的比重，由戰前的16%上升到戰爭結束時的37%，同期的進口布匹在印度國民布匹總消費量中的比重由57%降為43%。經營紡織業的民族資產階級獲得了巨大的利潤，戰爭結束時，他們的資本已比戰爭開始時增加了近1倍。[3]
其次，民族資本在鋼鐵、電力和化工等工業部門紮下了根基。1907年，塔塔家族創辦了塔塔鋼鐵公司，該公司是當時英屬印度洋地區唯一的大型鋼鐵企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該公司成為英國近東戰場所用鋼材的主要供應商。因有軍事訂貨保證銷路，塔塔鋼鐵公司開足馬力生產，1916年生產了14.75萬噸生鐵、13.95萬噸鋼、9.87萬噸鋼材。雖然政府壓價收購，但是，大量的固定訂貨還是給塔塔鋼鐵公司創造了可觀的收入。1912—1916年5年中，公司淨利潤為2350.9萬盧比，早已超過股份資本額，而在1917年以後的幾年裏，年利潤高達1000萬盧比以上。戰爭結束時，塔塔鋼鐵公司已具備相當規模，鋼材生產能力已從建廠初期的3000萬噸躍增為12.3萬噸。塔塔家族還於1910年創辦了第一家印度資本的電力公司，即塔塔水電公司，1916年和1919年又相繼建立了安德拉河穀供電公司和塔塔電力公司。這3家公司基本壟斷了印度中西部鐵路幹線用電，以及孟買地區工業和民用電的供應。1916年，民族資本還在印度首次創辦了化工企業，即卡拉戈達的先驅氧化鎂廠，專門生產棉紡織廠急需的氯化鎂。建廠當年，先驅氧化鎂廠就生產了966萬噸氯化鎂。戰爭結束時，該廠年生產能力已達1800噸，基本滿足了印度國內的需要。1917年，塔塔油脂公司成立，並開始生產工業燒堿等產品。此外，民族資本在煤炭業、玻璃器皿製造業、造紙業、製糖業等領域也取得了相當的發展。
再次，商業財團也得到了發展。戰時，印度商人乘機更多地插足出口貿易，尋求更大的發展。近代印度大財團比爾拉家族就是在大戰中靠經營黃麻、棉布出口，而奠定其龐大資產基礎的。1917年，比爾拉在倫敦設立黃麻出口辦事處，成為英屬印度3大黃麻出口公司中唯一的印度公司。在整個戰爭期間，比爾拉家族的資本由200萬盧比增加到800萬盧比，為戰後比爾拉家族轉向工業生產準備了雄厚的資金。大戰期間，由於進口貨減少，印度國內的商業聯係加強，各省間的商品流轉額戰前年均5.46億英鎊，1918年增加到6.84億英鎊，1919年又增至8.13億英鎊。印度工業家在積累大量貨幣資本後無法擴大再生產，許多人就把資金用在擴大貿易上。
總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以民族資本為主的企業由戰爭初期的2552家增至2789家，資本總額由7.21億盧比增至10.66億盧比。大戰期間得到一定發展的民族資產階級，進一步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作用。為了鞏固已取得的地位並爭取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他們開始要求得到製定經濟政策的權力，從而在政治上開始要求印度自治（取得自治領地位）。
三、國大黨和穆盟對戰爭的態度
戰爭爆發不久，英國首相艾斯奎斯在談到戰後印度的政治地位時允諾，作為支持宗主國作戰的報酬，印度將獲得自治權力。繼任的勞埃德·喬治首相也宣布，民族自決的原則將適用於戰後印度。英國的詹姆斯·維爾洛克將軍甚至在《同印度人在法蘭西度過的日日夜夜》一書中，言過其實地說道：“印度的苦難已經成為曆史，曙光正在顯現。這次戰爭給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機。印度的兒子們將在帝國內享有有尊嚴的地位。”[4]
鑒於此，國大黨各派別支持英國作戰，希望英國戰後兌現自己的諾言。國大黨溫和派早在1905—1908年運動後已經一再表示效忠英國統治，持以效忠換取改革的立場，現在自然把支持英國作戰看作是實踐諾言的機會，並切盼英國當局能“以德報德”，答應戰後實現他們的改革要求。1914年12月，溫和派把持的國大黨在年會上通過決議，表示以支持英國作戰的效忠行動換取英國在印度實行進一步的憲政改革，要求英國政府考慮印度人民在目前危機中所表現的高度的明確的忠誠，采取適當措施，承認印度為帝國聯邦的一個充分而自由地享受應有的一切權利的組成部分。
國大黨極端派也改變了策略，轉而支持英國作戰。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對戰爭性質估計錯誤，認為世界大戰完全是德國一方挑動的，德國是侵略者，英國是被迫參戰，唯恐英國失敗，印度被德國接管。其二，希望利用這次機會，以幫助英國渡過難關的方法，換取英國答應戰後給予印度自治，即所謂“英國的困難就是印度的機會”。極端派領袖提拉克獲釋兩個月後（飽受6年鐵窗折磨之後於1914年6月獲釋），於1914年8月27日以致《馬拉特人報》編輯部公開信的形式發表宣言，呼籲所有印度人一致幫助處於困難中的英國，打敗德國，與政府合作，實現改革，爭取戰後達到自治目的。
提拉克的新方針受到了英國政府的歡迎，也得到了分散在印度各地的國大黨極端派的普遍讚同，反映了國大黨分裂後極端派政治熱情的消退。提拉克大戰前一直被關在監獄。奧羅賓多·高士出獄後轉到了宗教立場，聲稱神給了他新的使命，促進人的精神進化，並躲到法屬本地治理，不問政治，成為潛心實踐瑜伽的宗教神秘主義者。比·帕爾坐了半年牢，觀點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認為印度獨立的思想是危險的自殺的想法。拉·拉伊在國大黨分裂後寧肯留在溫和派把持的國大黨裏，讚同溫和派製定的新黨章。實際上，極端派所有主要領袖的觀點都從“四點綱領”後退了，更傾向於追隨資產階級的要求。這不僅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脆弱性和動搖性，也反映了小資產階級上層在司瓦德西運動後經濟地位上升帶來的政治態度的變化。
穆斯林聯盟對戰爭的心情是矛盾的。從泛伊斯蘭角度出發，他們反對英國同土耳其作戰。但是，為了換取戰後印度的政治改革和殖民者對穆斯林利益的優先考慮，他們又不得不違心地支持英國參戰。作為一種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他們要求英國在取得勝利後保證不損害土耳其素丹哈裏發的地位。
在戰爭進行的4年當中，印度民族主義力量竭盡全力支持英國作戰，把英國描繪成“正義事業的維護者”、“弱小民族的救星”。甘地在英國組織了救護隊，蘇·班納吉等人則不辭勞累，在印度各地勸說青年人入伍，“為危難中的帝國而戰鬥”。甘地說得十分明白：“難道使主人對奴隸感到需要，不正是尋求自由的奴隸們應該利用的良機嗎？我們用幫助英國乃至同他們合作的辦法提高我們的地位，我們也有權贏得他們對我們的幫助。”[5]
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正是從這樣的動機出發，在戰爭期間基本放棄了進行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鬥爭。英國當局得意揚揚地炫耀印度的“忠順”，1914年，國大黨在馬德拉斯舉行年會時，馬德拉斯的英國省督親臨會場，表示對國大黨的讚賞和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