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孟加拉分割法的鬥爭，是引發1905—1908年革命運動的導火索。國大黨內各派開展了不同程度的鬥爭，國大黨外也出現了一批秘密革命組織，為爭取印度民族獨立密謀組織著鬥爭。運動初期，國大黨內溫和派與激進派齊心協力、共同鬥爭，使得運動很快推向**，但溫和派後來止步不前，激進派卻勇往直前。兩派在觀點目標上的分歧導致了1907年國大黨的分裂，英國殖民當局趁勢通過了《印度議會法》，企圖加速分裂印度。
一、孟加拉分治陰謀
寇鬆為印度作出的“貢獻”遠非前麵所能概括，想必最為傑出的“貢獻”還是在於孟加拉分割法的頒布。
為了鞏固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削弱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遏製民族工業的發展，阻礙孟加拉民族的形成和挑起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衝突，寇鬆承襲了傳統的“分而自治”的殖民政策，於1905年公布了一項法令，法令規定將孟加拉省劃分為兩個行政管理區。當時的孟加拉省是英屬印度最大的省，包括孟加拉、比哈爾和奧裏薩，擁有18.9萬平方千米的土地和7850萬人口，其政治、經濟、文化處於較為發達的狀態，是印度最先出現民族知識分子的地方，生活在這裏的孟加拉人具有較強的民族意識。
對於這一法令的頒布，寇鬆的解釋是：首先，孟加拉省太大，邊境居民太苦，省會設在海岸城市加爾各答，不便管理，分省將使情況得到改善；其次，東孟加拉居民多為伊斯蘭教徒，但該省的許多重要公職卻是由印度教徒充任，分省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為穆斯林提供更多擔任公職的機會；再者，阿薩姆沒有出海口，若將東孟加拉並入在內，可以獲得吉大港作為出海口岸。
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隻是借口而已。寇鬆分割孟加拉的真實目的主要有兩個。第一個目的在於分裂印度民族力量，肢解民族運動最發達的孟加拉地區。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國大黨在印度人民群眾中的影響日益擴大，黨內出現了一個小資產階級激進派即革命民主派，他們不滿於國大黨僅僅提出改良的要求，主張印度應以自主或獨立為鬥爭目標，並應開展群眾運動來爭取實現這個目標。他們的宣傳鼓動也得到越來越多的人擁護，這使英國當局感到十分不安。寇鬆認為印度人民日益增長的反英情緒主要來自於激進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又主要存在於孟加拉地區的革命者中。正如印度曆史學家馬宗達所指出的：“在印度政治發展中，孟加拉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是革命運動的溫床，對印度政府的態度是不友好的。”[5]於是，寇鬆以此為理由，企圖通過新的地區調整，減少孟加拉省的土地麵積及人口數量，將他認為危險的印度知識分子階層分割，以利於英國的統治。第二個目的是企圖製造宗教對立的兩個省，使之互相水火不容。當時的孟加拉省有人口7850萬，印度教徒占2/3，穆斯林占1/3，孟加拉東部是印度穆斯林居住較集中的地區之一。而穆斯林在上層政治上比較落後，願意與英國當局合作。如此一來，英國官僚們便把獲得穆斯林的全力支持作為分割的最高價值。他們打的如意算盤是：將孟加拉一分為二，將東孟加拉和阿薩姆省合並成為新成立的省，因穆斯林居住集中，人口占多數，將會成為由穆斯林起支配作用的省；西孟加拉是印度教徒占多數；兩個省因居民主要的宗教不同必會產生矛盾，甚至對立。就這樣，通過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割在兩個地區，從中挑撥，製造兩個宗教的裂痕和對抗，破壞7850萬孟加拉人的團結，轉移民族鬥爭的大方向。
孟加拉分治陰謀引起了印度社會各個階層的強烈反對，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革命運動。
二、溫和派的反抗
孟加拉分割法令的實施無疑會給印度人民帶來沉重的打擊，將嚴重地損害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的經濟、政治利益，也必將削弱以國大黨為代表的印度人民的政治力量。
在國大黨中，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溫和派在國大黨成立前期一直處於領導地位，這使得溫和派的政策影響著整個國大黨的政策。在溫和派的領導下，國大黨在其成立的20年中一直堅持改良主義立場，堅持以“三P政策”（乞求、討好、抗議）為特點的改良路線。他們就自己的政策提出了這樣的主張：在政治上，改組立法機構，增加各級立法會議中印度成員的名額，擴大立法會議的權限，改革文官考試製度，擴大參政權；在經濟上，要求降低稅收，國家金融信貸係統向印度工商業提供貸款，保護關稅等。在實現上述主張的過程中，溫和派將自己的鬥爭目標和鬥爭方式嚴格限製在憲法所允許的範圍內，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英國殖民者的絕對效忠服從者。
印度民族革命運動的到來，把一直堅持改良主義的溫和派推進了日益高漲的革命局勢中。在這種形勢下，溫和派不得不考慮調整長期堅持的改良主義政策。1903年12月，分割孟加拉的提議被公諸於眾，一場自發的抗議隨即爆發。僅在最初的2個月間就有500多場抗議集會在東孟加拉舉行，主要集中在達卡、邁門辛、吉大港。國大黨領導人數次派代表團與寇鬆會晤，說服當局取消孟加拉分治，但毫無收獲。國大黨人逐漸對宗主國失去了信任，並鄭重表明強烈反對分割孟加拉的建議，而這也僅限於取消孟加拉分治而已，並未表達出發動人民群眾參加反分治活動的意願。1903年到1905年是一個請願、照會、演講、集會、宣傳等溫和手段全力發揮作用的階段。
然而，殖民當局絲毫不為民眾溫和的抗議活動所動，依舊我行我素。1905年7月19日，孟加拉分割提案獲英國議會通過。9月1日，政府宣布，孟加拉分割方案將於10月16日付諸實施。英國殖民政府的舉措激怒了一向溫和的國大黨。國大黨溫和派領袖戈·郭克雷義憤地說：“殘酷的不幸被施加在我們的孟加拉兄弟身上，為了民眾的利益，我所要說的是，一切同這種官僚製度合作的願望，再見吧！”抵製英貨成為運動初期的主要鬥爭形式。孟加拉周刊《複興》以《我們的決心》為題發表社論，首次提出抵製英貨，作為促使殖民當局取消分割法令的手段。分裂孟加拉的決議剛宣布通過，不計其數的自發抗議集會就在印度各地的城鎮鄉村舉行，這些集會首次發出了抵製英貨的誓言。
國大黨溫和派領導層站到了抵製英貨運動的前列。8月7日，國大黨孟加拉領導人蘇·班納吉、阿·馬宗達等在加爾各答市政大廳組織了孟加拉各地區各階層1.2萬人參加的大會，史稱加爾各答“八七”大會。阿·馬宗達在大會上慷慨陳詞說，隨著分割孟加拉，印度政治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們一直使用的鼓動方式表明沒有效果，現在我們必須轉變想法，從思想領域到行動領域，必須實現自尊，以便使那些慣於鄙視我們的人尊重我們。大會通過了著名的《抵製英貨決議》，正式宣布發起司瓦德西運動，即使用國貨運動。蘇·班納吉提議在每次群眾集會上舉行抵製英貨宣誓，得到廣泛推廣。“自此，這場零星和自發的運動變成了有中心、有領導、集中的抗議運動”[6]。
三、激進派的鬥爭
在這一新的局勢發展下，國大黨內出現了一股新興力量，即小資產階級激進派，亦稱革命民主派或極端派，他們主張采用新的策略廣泛發動民眾，對殖民統治進行堅決鬥爭。
如前所述，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帝國主義對印度人民明火執仗的剝削欺壓程度一再加深，使得全印人民與殖民者的矛盾日益激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印度社會的階級結構發生了大規模的變化，其中最為突出的現象是城鄉小資產階級隊伍像吹氣球般地急劇膨脹。這裏所指的小資產階級不僅僅指日益增多的小地主、小工廠主、小商人，還包括了大量集中在城市的知識分子，他們一貫接受著歐式教育，比如各式各樣的自由職業者、小公務員以及青年學生。僅在20世紀初，光是高等院校和高中學生人數就有75萬到100萬。當時，小資產階級的地位與下層勞動人民很接近。據一材料顯示，在加爾各答，有3054名高等學校和中學教師，其中2100位教師的月薪不超過30盧比，這隻相當於普通工人的工資。物價日益上漲，他們的狀況卻每況愈下。
小資產階級在英帝國主義的不斷壓迫下，政治上備受歧視，經濟上無法發展，如同銬上了沉重的枷鎖，無法自由行走。他們對英國殖民統治越來越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他們對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國大黨溫和派的改良路線也越來越感到不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處境尷尬，但他們的思想決定了他們具有較強的革命性，因此在反對國大黨溫和的改良路線問題上，他們的立場更為堅定。這樣，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印度民族運動的大潮中就應運而生了，這一革命派既形成於國大黨之內，也形成於國大黨之外。在國大黨之內的就是激進派；在國大黨之外的，就是秘密革命組織。
以提拉克和奧羅賓多·高士為首的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最早意識到國大黨溫和派“三P政策”的窮途末路，於是提出了與溫和派針鋒相對的“消極抵抗”思想。這一思想的基本觀點是，不同英國政府合作。提拉克精辟地解釋說：“掌握在一小撮英國人手中的行政機構是在我們的幫助下運轉的，我們處於被奴役的地位；如果你沒有積極的抵抗力量，難道還無力克製、約束自己不去幫助外國政府來統治你自己嗎？這就是抵製；作為一種政治武器，其政治意義就在於此，這就是民族進步的途徑，發展民族精神的途徑。”
消極抵抗思想的核心是把抵製作為一種反抗手段，不僅用於抵製英貨的經濟鬥爭中，而且用於擺脫殖民統治的政治鬥爭中。這種思想理論上的新高度，是民主派為印度民族運動的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在此基礎上，奧羅賓多·高士又提出對殖民統治實行“全麵抵製”，使消極抵抗的思想綱領更臻完善。抵製的終極目的是通過有組織地拒絕合作，使外國統治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很清楚，消極抵抗所要達到的政治目標是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由“全麵抵製”達到“完全自治”。
1905年前，各地的激進派自主地積極開展活動，努力為自己打開局麵，開展的活動主要是提出司瓦拉吉政治綱領、積極主張實現經濟獨立、主張發動工農群眾參加民族運動以及主張“不要乞討，要戰鬥”。活動中心有3個，分布在馬哈拉施特拉、孟加拉和旁遮普，其中以馬哈拉施特拉最為活躍，其領導人是後來成為全印激進派領袖的提拉克。馬哈拉施特拉的馬拉特人曾經與英國人頑強抗爭，鬥爭已成為馬拉特人的傳統，至今仍有許多英雄事跡流傳在民間。
1905年，國大黨在勒克瑙召開年會。提拉克的發言著重強調爭取司瓦拉吉的必要性，但當時還沒有條件通過這樣的決議。年會期間，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第一次召開了自己的會議，交換觀點，統一策略，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綱領即“四點綱領”（司瓦拉吉、司瓦德西、抵製、民族教育），並決定開展積極的宣傳活動，爭取國大黨下屆年會能接受“四點綱領”。“從這時起，全國各地的激進派建立了緊密的聯係，成為國大黨內一個正式的派別，即極端派。國大黨領導層及其擁護者則被稱為溫和派”[7]。
激進派已發展成為了一支新的獨立的政治力量，這股新鮮血液的注入，對日後國大黨的發展走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印度通史》所言，激進派的政治綱領不僅代表了印度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同時也代表了20世紀初覺醒了的印度人民追求新生活、向往新時代的願望，激進派的綱領是國大黨成立以來最具進步性、戰鬥性和革命性的路線，標誌著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國大黨內革命力量的增長。
四、秘密革命組織的活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大黨內小資產階級激進派形成的同時，國大黨外的革命者便悄然地建立了秘密革命組織。因此，不論是從秘密組織的產生還是發展看來，它與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是同源同流的，兩者都是從人民群眾愛國主義熱情中汲取營養，推動印度民族獨立的運動，兩者的政治目標是一致的。之所以會成為這一大流的兩個分支，是因為兩者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分歧之一在於秘密革命組織不信任國大黨，主張另建秘密組織，而激進派則主張在國大黨內進行活動；分歧之二在於秘密組織主張即刻準備武裝鬥爭活動，而激進派則認為當務之急並非武裝鬥爭，而應發動群眾進行合法的鬥爭。
激進派領袖提拉克在馬哈拉施特拉發起了紀念馬拉特民族英雄西瓦傑的活動，在活動中提出了爭取司瓦拉吉的響亮口號。若把這一口號與西瓦傑爭取獨立的鬥爭聯係在一起，就很容易想到旨意是在爭取印度獨立。活動雖然反響熱烈，許多青年積極響應，但仍有少部分青年不肯投身於這次活動當中，他們雖受到提拉克宣傳的影響，卻仍覺得國大黨的溫和改良路線如同背誦西瓦傑的故事一樣，光說不練，不能為印度爭取獨立。他們主張應該作出實際行動來，投入到真正的鬥爭中去，因此他們決心另外單獨建立秘密革命組織。這樣，秘密革命組織在印度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如早期建立的“印度教維護會”（浦那）、“友誼社”（那西克）、“雅利安兄弟社”（瓦爾哈德）、“進步社”（加爾各答），以及1905—1908年民族革命運動期間建立的“朱甘達爾”集團（孟加拉）、“新印度社”（馬哈拉施特拉）等。
秘密革命組織在印度國內的蓬勃發展勢頭，勢必影響到了國外的印度僑民。1905年後，印度僑民革命者組織和報刊相繼出現在倫敦、巴黎、舊金山。還有印度革命家在倫敦建立了“印度自治社”，並創辦了《印度社會學家》報，以此來宣傳革命思想，後來這裏也出現了印僑革命者的秘密組織；在巴黎，也出現了印僑革命組織，該組織還參加了1907年第二國際斯圖加特大會，在國際講台上發出要求印度獨立的呼聲；在美國，由印度革命者創辦的《自由印度斯坦報》在僑民間廣泛進行革命宣傳，為爾後的革命活動開辟了道路。在國外，所有革命者都與國內的秘密革命組織保持著接觸，不斷秘密運送革命宣傳品來印度。
雖然與激進派在革命的觀點策略上都有所分歧，但從總體上來看，兩者革命的目的大都一致，因而在那個緊張的時期，兩者都會保持密切的聯係，互相呼應，共同戰鬥。孟加拉革命者卡農格的回憶錄談到了這點，還談到加爾各答的秘密組織成立了大學生司瓦德西合作商店，在米德那浦爾建立了分店。其目的一方麵是擴大司瓦德西的宣傳效果，另一方麵是利用這些合法組織與各種群眾性的司瓦德西和抵製運動的組織聯係，吸引他們的領導人站到革命秘密組織的觀點上來，以便在這些組織中建立秘密革命組織的分支。
秘密組織是以印度解放為明確目標，以武裝起義為道路的革命組織。加入組織要舉行宣誓。有一個組織的誓詞說：“為了把印度從外國奴役下解放出來，我要貢獻自己的一切。”由於處在殘酷的白色恐怖環境下，他們建立了極嚴格的組織規則。1909年警察在加爾各答發現的一個叫作《總原則》的文件，對秘密組織的組織原則作了以下概括：（1）有效地組織革命力量，以保證集中使用力量於最需要的地方。（2）在組織內部劃分不同部門（例如，有的組織下設宣傳部、武裝行動部、財務部、調查部等），不同部門的活動相互間不許打聽。（3）實行嚴格的紀律。（4）嚴守組織秘密。（5）使用暗號、密語。這些規定是為了防備敵人的破壞，是進行秘密活動必須遵循的起碼條件。關於秘密組織的形式，有的如“進步社”，從總部到基層，共有4級組織，自上而下，實行嚴格的集中製。有的如“朱甘達爾”集團，基層組織叫“達爾”，每個“達爾”的領導人叫“達達”（大哥），不同的“達爾”之間再實行聯合。[8]
秘密組織主要從事宣傳動員群眾、籌集經費、搜集武器等工作，以便為日後的起義作準備。其中重頭戲還數宣傳鼓動群眾，對象波及廣泛，有不識字的農民，有達拉格（印度警長），還有副稅務官。巴·高士曾提到他們甚至還在地主階級中進行鼓動，但可惜收效甚微。當然，鼓動群眾僅靠宣講的方式是無法達到效果的，秘密組織還有效地利用報刊對群眾進行鼓動宣傳，如利用《劃時代報》、《向祖國致敬報》、《晚報》、《時代報》以及《司瓦拉吉報》等。這些報刊所刊登的文章語言犀利，觀點明確，對人民群眾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在宣傳活動方麵，秘密組織較激進派而言，有幾個方麵做得比較突出：
第一，秘密組織公開明確宣傳民族獨立思想。雖說激進派提出了司瓦拉吉的綱領，但內容伸縮性大，並未明確公開要求獨立，而秘密組織則直截了當地要求完全獨立，這是它的一大功績。並且秘密組織還告誡人們在堅持完全獨立的要求時要不畏鎮壓，也不要被敵人的小恩小惠收買。
第二，秘密組織的主要功績在於重點宣傳武裝起義思想。這點也是和激進派最大的區別所在。秘密組織不全寄希望於消極抵抗思想，革命家認為隻有靠武裝鬥爭方可贏得獨立，而宣傳武裝起義的思想是撒播革命火種的工作。《劃時代報》時刻都在公開宣傳或暗示讀者，武裝鬥爭是印度人民獨立的必經之路，每個印度人民都應擔任起為解放祖國而戰的神聖責任。秘密組織還抓住了1907年這個好勢頭（印度民族大起義50周年），向群眾進行武裝鬥爭傳統的教育。
第三，秘密組織曾設想，未來的全民起義要用士兵起義來帶動，可見做印籍士兵的策反工作也十分重要。革命者將鼓動士兵策反的宣傳品秘密帶入部隊中散發，號召士兵反對英國統治者。另外還有革命者派人到國外的印度軍隊中去，號召印籍士兵站到印度人民和亞洲人民一邊。
第四，用實際行動向人民群眾進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在秘密組織宣傳活動中，許多革命者落入了殖民者的魔爪，生死關頭視死如歸，不向迫害低頭。在這一期間，還出現了許多革命派的報刊編輯，他們英勇無畏的精神也給印度群眾上了生動的一課。這些革命者用自己的生命對廣大群眾進行了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因而受到了廣大民眾的尊敬。有許多愛國主義行動和勇敢精神被編成了故事，在民間成為佳話，廣為流傳。
綜上看來，秘密組織的綱領較為明朗，更加激進，在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運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對當時和後來印度民族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秘密組織的活動與激進派的活動領域各有側重，起了相互補充的作用，是民族革命**中的一個重要方麵軍，它的存在讓殖民者感到不安，大大增強了革命運動對英帝國主義的打擊力度。
五、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
在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秘密革命組織的感召下，圍繞著孟加拉分治，印度民族革命運動由自發的抗議發展為有組織的鬥爭，運動範圍不斷擴大，步步深入，蓬勃發展。
泰戈爾（右）
運動首先以反對孟加拉分割為目標，以抗議集會為形式，以抵製英貨為內容，在孟加拉和全國各地開展起來。1905年10月16日，分割孟加拉法正式生效實施，孟加拉人民將這一天定為“國恥日”，並宣布這一天為“全民哀悼日”。悲傷籠罩了整個孟加拉，民眾絕食，灶無煙火。根據泰戈爾的倡議，人們清早湧向恒河沐浴，舉行傳統的纏腕帶活動，象征東、西孟加拉團結。泰戈爾還特意寫了一首歌曲，歌詞為：“所有孟加拉兄弟姐妹們，讓我們永遠心連著心，永不分離。”整個加爾各答舉行“大罷業”，居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高呼“祖國萬歲”口號，高唱《向祖國致敬》歌曲，舉行遊行示威。這天，還舉行抗議孟加拉分割大會，通過了《人民宣言》，其中講到要盡一切努力，反對肢解孟加拉，保持民族的團結一致。安·波斯和蘇·班納吉分別在兩場大規模集會上發表演講，參加人數達到了5萬到7.5萬人。“迄今為止，這可能是在民族主義旗幟下舉行的最大規模的群眾集會”[9]。
抵製英貨和司瓦德西運動的信息，迅速傳播到整個印度。提拉克把運動帶到了印度的其他許多地方，特別是浦那和孟買；阿吉特·辛格和拉·拉伊將這些消息傳到了旁遮普等印度北部地區；賽義德·拉紮在德裏領導著這場運動；拉瓦爾品第、康格拉、查謨、木爾坦、哈德瓦紛紛積極地參與到了抵製英貨的運動中；奇·皮萊把它帶到了馬德拉斯管區。正如巴裏薩爾會議主席阿卜杜勒·拉蘇爾所說，由於分裂孟加拉的這場災難，我們在半年間完成了原本用50年甚至100年也無法完成的任務，它的成果就是被稱為司瓦德西運動的偉大民族運動。
隨之，運動的目標和社會基礎迅速擴大。1906年之後，激進派在孟加拉的抵製英貨運動和司瓦德西運動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成為了主流力量。新的鬥爭方法和動員方式開始廣泛出現，而乞討般的請願和抗議方式漸漸淡出視野。激進派民族主義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具有理論性、宣傳性、綱領性的思想。他們提出擴大抵製英貨運動，使其成為一場全麵的不合作和消極抵抗運動，從而使目前這場轟轟烈烈的民族運動轉變成為一場爭取政治獨立的群眾運動。他們的主張可以概括為兩個全麵，即“全麵抵製”和“全麵司瓦德西”。
“全麵抵製”意味著除了抵製洋貨外，對政府的學校、法庭、頭銜、政府部門等都進行抵製。目的是有組織地拒絕為英國殖民者做任何事，包括不做配合英國利用印度發展本國經濟的事；不做幫助英國管理印度的事，以使英政府在這種情況下無法統治印度。換言之，就是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麵都實行抵製。“全麵司瓦德西”不僅指提倡國貨和發展民族工商業，而且包括建立民族學校、民族法庭，使用民族語言，發揚民族文化，最後建立民族政權。
正如林承節先生所說：“全麵抵製和全麵司瓦德西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全麵抵製必然要求實現全麵司瓦德西。前者指否定，後者指肯定；前者指破，後者指立。逐步實現兩個‘全麵’，就會把殖民統治者從四麵八方圍困起來，把它逼入死角。”[10]實際上，從1905年開始，全麵抵製和全麵司瓦德西運動就逐漸展開，蓬勃發展，1907—1907年發展到了高峰，取得了顯著成就：
第一，在運動所采取的幾種鬥爭方法中，無論是從實際效果還是從大眾參與程度上看，抵製外國貨的鬥爭成果是最為巨大而顯著的。無論是在孟加拉的邊遠地區還是整個印度其他地區的重要城鎮，抵製洋貨、當眾燒毀外國布匹、到銷售洋貨的商店糾察等鬥爭行為變得十分常見。婦女們不再佩戴外國手鐲，不再使用外國廚具。洗衣工拒絕洗外國衣物，牧師甚至拒絕接受信徒送上的放了外國白糖的貢品。收入微薄的下層群眾寧願花錢買土布，也不要削價洋布。大學生不顧迫害，躍然街頭，宣傳抵製。一個5歲的女孩把親戚送給她的一雙英國鞋退回，另一個6歲的男孩在高燒中說不服外國藥。在許多城市，堆積如山的英國紡織品和煙、酒、糖、鹽被當眾焚燒，熊熊烈焰伴隨著震耳欲聾的歡呼聲衝向天空。
第二，在動員方式上，運動也非常成功地引入各種新的群眾動員形式。公眾集會和遊行成為了動員群眾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成為群眾的表達方式。從鄉村到城鎮，人們在區、縣、村等各個層麵組織了無數的集會和遊行，足見這場運動中民眾情緒之高漲。在下一階段的民族運動中，這些動員方式依舊成效卓越。
第三，誌願者團（也叫“薩米提”）是另一種為司瓦德西運動所廣泛運用的動員民眾的重要方式。其中，由一位名叫阿什威尼·庫馬爾·杜特的教師在巴裏薩爾建立的“司瓦德西兄弟薩米提”，是所有誌願者組織中最為出名的。該誌願者組織有159個分支，深入到巴裏薩爾最邊遠的角落。通過該誌願者組織的活動，杜特竟能在這個以穆斯林農民為主體的地區動員了如此之多的民眾，這是絕無僅有的。薩米提組織通過幻燈片演講和傳唱司瓦德西歌曲將司瓦德西運動的信息傳播到鄉村裏，對組織成員進行心理和身體上雙方麵的培訓，在饑荒和瘟疫爆發時積極開展社會工作，並進行抵製英貨鬥爭和仲裁法庭事宜的培訓。雖然薩米提組織深深紮根於巴裏薩爾地區，但他們也擴展到了孟加拉的其他地方。他們的活動多樣而廣泛，在鄉村地區越來越受歡迎，英國政府真的開始為此擔憂了。
第四，司瓦德西運動的另一個重要方麵是極力強調自主自立，即“阿特瑪薩克提”，將其作為抵抗政府鬥爭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自主自立體現在各個層麵，包括重樹民族自豪感、民族榮譽感和民族自信心。它也包括在鄉村開展自救自助的建設工作，以此來重振鄉村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進而密切聯係農村地區的人民大眾。實際上，這意味著進行社會變革和不良社會風俗的革新運動，包括種姓壓迫、嫁妝製、早婚、酗酒等等。
第五，實行“民族教育”既是自主自立計劃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司瓦德西運動的一個重要成就。1906年到1907年間，出現了一股興辦民族教育的熱潮，人們紛紛抵製公立學校，孟加拉地區帶頭行動起來。一些著名學者和革命家等號召抵製公立大學和大學考試，還有學生召開集會集體宣誓抵製公立大學。抵製公立大學的同時就是建立民族大學，因此，不少商業人士和自由派地主都慷慨解囊，在加爾各答、達卡、迪納吉浦爾等市縣建立了民族學校。不僅如此，1906年還成立了一個民族教育會議，主要負責規劃和領導全省的教育運動。會議還決定建立一所民族大學，作為全省民族教育的中心和培育人才的基地。同年，以泰戈爾在聖蒂尼克坦建立的學校為參照，建立了一所“孟加拉民族學院”。[11]該學院是一所涵蓋文、理、工科的民族學校，由奧羅賓多·高士擔任院長，開辟了建立大學的先例。學院辦得很有生氣，到處都洋溢著濃厚的愛國主義氣氛，雖然有限的經費導致教員的薪酬過低，但這並不影響學校廣納良才，仍有一批造詣高且有威望的老師前來任教。同年，一所民族技術學院在孟加拉落成，學校是由一個叫促進技術委員會的民族組織建立的，主要培養興辦實業的技術人才。除孟加拉外，民族教育運動開展較為成功的還有孟買省和馬德拉斯省。
第六，自主自立也意味著建立民族企業，這也是司瓦德西運動另一重要成就。這一時期，印度本土的紡織廠、肥皂廠、火柴廠、皮革廠、銀行、保險公司、各種作坊紛紛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起來。然而，建立這些企業的人大部分是愛國熱情有餘而商業頭腦不足，因此過不多久大部分都無法繼續運轉了。隻有少數企業，例如雷氏孟加拉化學廠，生存了下來並成為了赫赫有名的成功企業。
第七，司瓦德西運動最顯著的成就也許是在文化領域。那時由泰戈爾、拉紮尼·森、杜真紮拉·雷、穆昆達·達斯、賽·阿布·穆罕默德等人創作的歌曲激勵了日後各派民族主義者，包括激進民族主義者、甘地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時至今日，這些歌曲在印度仍舊很受歡迎。泰戈爾在這一時期創作的《金色的孟加拉》有很大影響，1971年被選為孟加拉國國歌。在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為主的鄉村裏，孟加拉鄉村音樂受歡迎之程度足見司瓦德西運動影響力之大。同時一係列的印度神話也應運而生，例如達克斯那然詹·馬宗達所作的《祖母的故事》深受一代代印度兒童的喜愛，直至今日。在美術方麵，泰戈爾的侄子阿巴寧德拉納特·泰戈爾從豐富的本土的莫臥兒、拉其普特、阿旃陀等傳統繪畫中汲取靈感，並在這一時期打破了維多利亞自然主義流派在印度美術領域一枝獨秀的局麵。南達拉爾·鮑斯在印度美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成為第一個獲得印度東方美術協會（成立於1907年）獎項的人。在自然科學方麵，賈格迪什·錢德拉·鮑斯，普拉富爾拉·錢德拉·羅伊等人領先進行的原創性研究享譽世界。
第八，印度工人階級一開始就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他們把司瓦德西運動和爭取改善勞動條件結合起來。在孟買、加爾各答、阿拉哈巴等城市都舉行了罷工。1905年10月初，加爾各答的東印度鐵路公司400名司機舉行的罷工是最大的一次，最後發展到950人。在鬥爭過程中產生了“孟買工人協會”、“加爾各答印刷工人聯合會”等工人組織。可見，激進派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鼓動取得了顯著成效，相比而言，對農民組織的發動工作要稍微弱一些，但也對其作了不少的努力。一些激進派成員親自到農村進行宣傳，主要對農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對農民們說現在他們窮困的生活是殖民者的統治造成的，隻有通過司瓦拉吉來推翻殖民者的統治，才能改變自己的地位。就這樣，激進派挨村挨戶進行宣傳，農民在一定程度上被動員起來了，不久孟加拉抵製英貨的運動已經深入擴展到鄉村。工農組織的加入壯大了運動的左翼力量，他們將自己的階級要求以及鬥爭方式帶入運動中來，增加了新的內容，加強了運動的戰鬥性。
總之，“抵製英貨運動和司瓦德西運動的策略和活動是豐富而多麵的，它史無前例地動員了大批的民眾積極地參與到現代民族主義政治中去，同時也向更多印度人民傳播了現代政治思想。這場民族運動的社會基礎現在擴展到了一部分印度地主階級、城市和小鎮中的下層中產階級以及大批各個院校學生。印度婦女們第一次走出家門，加入到了遊行和集體抗議的隊伍中。在這一時期，印度工人階級也同樣第一次開始嚐試通過政治鬥爭的方式來解決經濟上的苦難”[12]。
六、國大黨的分裂
國大黨領導層雖然接受了激進派的“四點綱領”，但並沒有在這場民族運動**中起到真正的領導作用。極端派不滿足於這種“表麵的部分的變化”，他們對國大黨領導層在鬥爭手段上和鬥爭目標上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時還積極擴大激進派在群眾中的影響。運動不斷深入地發展，這使得國大黨領導層更加感到忐忑不安，因為這已超出了他們所能允許的範圍，他們決定不再前進了。終於在殖民當局的拉攏挑撥下，他們決定阻攔運動的發展。
1906年，自由黨在英國執政，宣布打算在印度實行立法會議改革。溫和派趁勢抓住這個伸過來的橄欖枝，謀求與當局妥協。1907年，蘇·班納吉親率代表團晉見總督，要求當局控製運動的發展局勢，並攻擊激進派的行為過火。同年，郭克雷在英國與印度事務大臣莫萊達成默契，以答應與激進派分道揚鑣為代價換取改革。殖民當局為了緩和矛盾和收買溫和派，采取了他們慣用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同年8月，公布了他們的部分改革方案，在印度事務委員會中任命兩名印度人，一名是印度教徒，一名是穆斯林。在立法委員會中，絕大部分仍由殖民當局把持，另外吸收少量印度人參加，主要是穆斯林、基督徒等效忠殖民者的上層人物。這一舉措無疑是在有意製造種族和宗教矛盾，很快就引起了激進派和廣大人民的強烈反對。溫和派雖對這一改革持有異議，但他們認為改革的時代已經到來，他們對莫萊進行更深入的改革抱有很大希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07年國大黨蘇拉特年會開幕了。會議上，溫和派一再用黨章的形式強調要用行政管理製度逐步地進行改革，通過立憲的手段實現“殖民地自治”。此時的溫和派較一年前相比立場上雖大為退步，但會議上兩派的矛盾鬥爭仍舊空前尖銳，兩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並由爭執發展為互相叫喊、扭打、砸椅子。激進派堅決反對溫和派放棄“四點綱領”、堅持憲法鼓動、反對一切反英鬥爭的主張。為了對付激進派，溫和派招來警察，把激進派趕出會場，製造了國大黨的分裂。國大黨會議結束了，唯一獲勝的是殖民統治者。國大黨分裂之後，奧羅賓多·高士立即召開了國大黨民族主義黨會議，重申了堅持“四點綱領”的決心。
國大黨分裂的原因，在於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溫和派懼怕群眾性反帝運動的進一步深入將影響立憲改革的進程。他們還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英帝國主義的立憲改革不過是一場騙局而已。也就是說，國大黨的分裂是由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局限性和當時的客觀曆史條件所決定的，有其客觀曆史必然性。
國大黨的分裂嚴重影響了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激進派被排除出國大黨，溫和派隨之退出運動。殖民當局便肆無忌憚地對激進派和秘密組織發動進攻。1907—1908年，孟加拉9位領導人被流放，南印度激進派領導人被判終身監禁和長期徒刑。當局還頒布報刊法和刑法補充條例，查封全部激進報刊，許多激進派編輯和出版家被逮捕，各地義務糾察隊組織被取締。這種瘋狂的鎮壓導致秘密組織走上個人恐怖道路。1908年後暗殺成風，不少殖民政權官吏、法官和警察等被刺殺。1908年5月，當局對孟加拉秘密組織進行大逮捕，朱甘達爾集團被破壞，大批革命者被捕，奧羅賓多·高士也同時被捕。此後，進步社、新印度社也相繼遭到破壞。盡管個人恐怖主義的鬥爭規模不大且最終失敗了，但他們為印度民族主義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正如一位曆史學家所說：“他們為我們奪回了作為人的尊嚴。”[13]1908年7月，當局以“煽動叛亂”的罪名逮捕了提拉克。至此，激進派和秘密組織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捕入獄。
七、孟買工人總罷工
國大黨公開分裂後，激進派繼續高舉著民族主義的大旗，發動工農群眾參加爭取印度自治的鬥爭。孟買、加爾各答、阿拉格、卡拉奇等地的工人舉行罷工，要求縮短工時、增加工資。
在這些工人罷工中，1908年的孟買工人罷工影響最大。這次罷工一共經曆了3次**：1月到4月的罷工；6月25日到7月22日為反對逮捕和審訊提拉克而舉行的罷工和遊行示威；7月23日到28日為抗議對提拉克判決而舉行的總罷工和街壘戰。
7月13日，孟買高等法院對提拉克進行開庭審訊，從這天開始，每天都有部分工人罷工，他們衝向法院附近舉行集會遊行。審訊期間，孟買有60多家工廠罷工，罷工人數總達6.5萬人。盡管殖民當局采取了種種措施進行鎮壓，工人還是英勇地站在鬥爭的最前列。在10天的大罷工期間，工人們手拿著提拉克編輯的《獅報》，高唱愛國歌曲《祖國萬歲》，高呼“領袖提拉克萬歲”的口號，以聲援正在法庭做自我辯護的提拉克。
7月22日，英國當局采取了更為嚴厲的鎮壓措施，同時對罷工工人和提拉克進行開庭判決。有5名工人分別被判處短期監禁或鞭打，提拉克則被控告觸犯了印度刑法的“煽動對英王陛下和印度合法政府的敵視和仇恨”罪，先是被判處在可怕的安達曼群島服苦役終身，後來迫於人民的壓力，被迫改判為服苦役6年。判決一出，罷工的領導者們隨即決定舉行6天的總罷工，並呼籲孟買全市人民進行總罷業。
在這6天中，政治罷工幾乎席卷了孟買所有的工廠企業，總人數達到了10萬以上，在工人的帶動下，孟買的市場、商業機構、學校都舉行罷市、罷業、罷課，全市陷於癱瘓中，孟買成了一座死城。
從總罷工的第二天開始，英國殖民當局就舉起屠刀，對工人群眾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在孟買工業區的大街上，英印軍警向示威工人開槍，但工人毫不畏懼。盡管子彈如雨點呼嘯而來，他們用冰雹般的石頭瓦片進行反擊。隊伍邊打邊退，附近的罷工工人紛紛前來支援，隊伍逐漸壯大到1.2萬人。英印軍隊也派來了援軍，雙方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孟買大街上灑滿了工人的鮮血。在孟買的卡裏·羅德火車站附近，工人曾築成街壘同英軍進行戰鬥，但由於雙方力量較為懸殊，工人才主動撤退。
6天中，參與罷工的有城市居民、農民、學生和工人。孟買吉爾古姆郊區的貧苦農民，在罷工鬥爭中表現得異常勇敢。許多擁護提拉克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最後成為了罷工的指揮者和組織者。其中有一位25歲的古吉拉特商人，叫凱沙弗拉爾·庫吉，表現出了傑出的領導才能，他始終走在鬥爭的最前線，指揮各個小組的鬥爭，多次指揮工人隊伍打退軍警的進攻，使英國軍隊不能前進一步，堅持到最後，英勇犧牲在指揮崗位上。
從23日開始的6天的總罷工中，約有200多名工人犧牲，300多名工人被捕。直到29日，才按預定計劃，自動停止罷工。
這場孟買工人大罷工的反帝鬥爭，可謂是1908年印度民族運動**中的最大一次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也是1905年以來印度人民覺醒的集中表現。在這次總罷工中，孟買工人階級突出了主力軍的作用，罷工過程中表現出的堅定性、團結性和組織紀律性，給這次革命**刻上了深刻的烙印。同時，這場由孟買工人階級舉行的群眾性政治大罷工的革命實踐，表明了它在印度民族運動中具有巨大的潛在力量，這次大罷工是亞洲工人階級鬥爭史上一次巨大的反帝鬥爭，有力地衝擊了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1906年8月，英印當局就成立了所謂的立憲改革委員會。1907年，當局提出了立憲改革草案，打算擴大印度各級立法會議的名額，同時還企圖離間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關係。當局坦白了這一做法的目的：“我們的安全、出路和成功的希望要求我們把這兩大教派分隔開來。實行單獨選舉製一定會是印度政治生活中一種甘美有效的抑製劑，從而使這兩大教派彼此反目到十分嚴重的地步。”[14]
在這一邪惡動機的驅使下，殖民當局於1908年提出了《印度議會法》。次年3月，法案得以通過，5月開始實施。由於這一新的《印度議會法》是根據英國印度事務大臣莫萊和印度總督明托的提議製定的，這次改革也被稱為“莫萊—明托改革”。這次改革規定：有資格的印度人應該在較大程度上同政府聯合，參加決定公眾事務。法案最顯著的特點是對立法參事會的組成和職能作了重大的改革。中央立法參事會增設參事的名額，由16名增至最多60名，其中官員不得超過28名。總督有權推薦代表某些特殊社團的非官方參事3名，另外還有2名也可以由他推薦。其餘27名由非官方的當選者擔任，其中有些代表某些特殊的選民團體，如有7個省的地主協會、5個省的穆斯林派別及加爾各答和孟買的2個商會；剩下的13名則由9省立法參事會的非官方的參事中選出。這樣，在中央立法參事會中官方參事保持了微弱多數的席位。莫萊勳爵也明確表明，各種參事會在組織上都應該如此，以便確保它穩定的和不間斷的權力，完成它對英王政府和帝國會議所負和應負的憲法責任。
《印度議會法》授權總督可在立法會議任何會議中確認任何法令及其細則。立法議會隻能就預算、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問題進行討論和谘詢。該法規定：在政府開支和稅收問題上，議員不得行使否決權，不得討論涉及倫敦當局和英印政府同外國和印度土邦關係的任何問題，同時也不得討論未提交議會討論的任何問題。盡管議員可提出議案，但總督和議長有權否決任何決議中的任何部分。
為了拉攏民族運動中的溫和派並衝淡他們的反英情緒，議會法還采用了所謂的議會選舉。莫萊在英國的發言，給《印度議會法》作了絕妙的腳注。他說，如果有人認為這次改革間接或直接導致了在印度建立議會製度的話，我所要說的隻有一句話，我從來都沒有一絲一毫這方麵的打算。這個被英帝國主義炮製出來的《印度議會法》，顯然會遭到絕大多數印度人民的強烈反對。
英國殖民當局在憲政改革的過程中，還充分利用印度的教派矛盾，實行穆斯林單獨選舉製，將穆斯林上層集團拉入了自己的懷抱，但並未給予他們好處。正是由於這一舉止使得教派政治膨脹，最後肢解了印度。
1911年，英國新即位國王喬治五世訪問印度，這是曆史上第一位英王訪問印度。在古都德裏舉行了豪華的覲見大典，英王在會上加冕為印度皇帝。英王隆重宣布：撤銷東、西孟加拉省建製，改為3個行省，即孟加拉省、比哈爾和奧裏薩省、阿薩姆省；把英屬印度的首都由加爾各答遷至德裏。前者實際上是撤銷分割孟加拉法令，是為了消除人民的不滿，後者是為了給人造成一種繼承印度傳統的印象，以取得印度人特別是穆斯林的好感，並安撫對撤銷分割孟加拉法可能不滿的穆斯林。“英國當局在以強硬手段鎮壓運動的同時，終於不得不同時作出一定的讓步。從這個意義上說，1905—1908年運動的反分割目標是達到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