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在多方麵加強了對印度的統治。在經濟上對印度進行深度壓榨，使得印度人民民不聊生。政治上更是如此，分割孟加拉法的頒布給印度帶來了“最黑暗的時代”。加上20世紀初正值“亞洲的覺醒”，亞洲許多國家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受此局勢影響，印度人堅定了爭取民族權利的信念，開始走上了民族革命運動的道路。
一、社會經濟狀況
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運動**的到來，有其社會經濟前提。那就是，英國對印度的剝削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印度社會經濟隨之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英國對印度的剝削正式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剝削方式。20世紀初，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和剝削進一步加強，除了在政治上對印度強化統治外，在經濟上也深度壓榨。英國對印度的剝削程度越來越嚴重，資本輸出躍居世界首位，當之無愧地成為了國際上最大的剝削者。
首先，最為顯著的是英國在印度注冊的股份公司日益增多，主要部分在於棉織工業和黃麻工業。例如，僅1905年在印度就有165家外國公司開業，它們多半是在英國創辦而在印度營業的，這些公司已付資本總額為6900萬英鎊，股票資本為2770萬英鎊。1902年以前在印度開業的1366家外國股份公司的已付資本僅為2550萬盧比。[1]由此可以看出，較19世紀末而言，20世紀初的英國資本已經有大幅度的增強。應該指出的是，這些股份公司的已付資本隻占英國在印度總投資總額的一小部分。
其次，英國不僅在印度注冊大量的股份公司，並且在印度進行多項投資，如公債投資、鐵路投資、城市交通投資等。其中，90%之多的投資項目是為了更好地方便英國的工業製品在印度的傾銷，並借機從印度掠奪各種原料和半成品。此外，德、法、美、日等國在印度還紛紛開設了匯兌銀行，意味著帝國主義列強爭奪銷售市場的硝煙戰已在印度打響。英國當然也不能錯過了這塊“香餑餑”，其在印度的銀行業投資也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印度進一步殖民化。1905年至1908年間，英國在銀行業的投資遙遙領先於其他帝國主義列強。
再次，英國貿易中介行數量猛增，並演變成了正式經理行，其魔爪伸向了印度幾個較大的商業城市，並在這些城市中占有了雄厚的經濟陣地。這些經理行有兩個特征：第一，前身是一些英國殖民文武官員以及同他們有聯係的一些商人組成，他們直接以暴力方式搶奪印度人民的財產，並與本地封建主、商人、高利貸者勾結在一起。第二，其創始人與倫敦金融巨頭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在印度活動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使這些巨頭們在印度建立起穩固的支配權，成為印度的金融寡頭。
久而久之，英國的壟斷組織也不斷地利用經理行這個經濟杠杆榨取印度人民的財富，其活動足跡不僅限於印度沿海地區，而且還深入到印度腹地，觸角伸到印度經濟領域的各個行業和部門，好似生了鏽的鐵箍，緊緊地束縛著印度生產力的發展，把印度的資本發展局限於一個狹窄偏僻的範圍裏，使印度經濟不斷畸形化和片麵化，長時間處於落後狀態，充分地暴露了其貪婪殘暴的帝國主義列強的本性。
與此相應，印度社會經濟發生了變化。首先，印度民族資本獲得緩慢發展的同時，深受殖民統治者的排擠和打擊。棉紡織業依然是民族資本的主要部門，棉紡織廠、紗錠、織機的數量大幅增長，其中大部分屬於印度民族資本。此外，農產品加工業和煤礦開采方麵的投資也有所增長。印度人自己集股開設的銀行也增加了。但民族資本的發展受到英國資本的排擠，更受到殖民政權的刁難打擊。“兩點對它打擊最重，一是財政改革，一是對印度工廠紡織產品征收出廠稅。當民族資本除了爭奪國內市場已沒有別的回旋餘地時，他們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突出地感到殖民枷鎖的沉重”[2]。
其次，資本輸出和金融資本剝削的加強，對城鄉小資產階級和下層群眾以沉重打擊。在民族企業的紡織產品改為以內銷為主，而英國布紗輸入量增加的情況下，紡織業小企業主和手工業者感到競爭的壓力。小企業主和手工業者破產的現象比比皆是。財政改革對下層人民打擊更重，僅關閉私人鑄幣廠一舉，就使小資產者和下層勞動群眾世世代代積蓄的一點銀首飾貶值1/3甚至一半以上。不僅如此，隨著幣值的增長，群眾所負擔的各種賦稅、地稅、債務都相應增值，物價也隨之猛漲，人民購買力急劇降低，造成了饑荒和瘟疫連年發生的可怕局麵。千裏赤地，哀鴻遍野的淒涼景象，時有發生。廣大下層人民對英國統治的不滿急劇加強。
再次，知識分子隊伍擴大，但失業加劇。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知識分子隊伍進一步擴大了。大學畢業生日益增多，但殖民政權的各種機構被大量英國人塞滿，而從事自由職業又受到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限製。不少人沒有嚐到做一名生活有保障的知識分子的甜頭，而是飽嚐失業的辛酸苦辣。即便找到工作，工資待遇也很低。這樣，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多隻是不斷擴大再生產知識分子失業半失業的隊伍，因此，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最積極地要求變革。這個新階層在19世紀90年代後大量參加到國大黨中，擴大了國大黨的階級構成，給它注入了新鮮血液，成為國大黨內新出現的一代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們開始到下層群眾中活動。
總之，正是由於英國殖民者的帝國主義剝削政策，使印度資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不滿加強，造成了各階級和各階層的不滿有可能再次匯合的客觀形勢。這種社會經濟狀況，成為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運動高漲的深層原因和社會經濟基礎。這意味著，在印度進行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客觀前提開始形成。
二、寇鬆的倒行逆施
寇鬆
20世紀初，總督寇鬆實行一係列目的在於扼殺印度民族運動力量、防範革命的反動措施，結果，更激起人民的普遍憤慨，民族主義者決心開展更堅決的鬥爭。這成為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運動**的加速器。
喬治·寇鬆於1899年被任命為英屬印度總督，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印度總督。當時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印度人民把曾任印度事務部副大臣的寇鬆的上任看作解救他們的一絲希望，殊不知這個野心勃勃的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被大英帝國所委派的任務就是摧垮國大黨，阻礙印度民族進步。
寇鬆本人也同樣堅信國大黨已危在旦夕，他的抱負就是促使國大黨壽終正寢。同時，作為一個白人種族優越論者，他還在加爾各答的一次集會上說道，高級文官的職位隻適合英國人，部分是因為英國人天資聰穎，部分是因為英國人受教育程度高，而這一切都是印度人無法比擬的。很明顯，寇鬆這一言論表明了英國人企圖壟斷高官職位並使其永久化。
於是，寇鬆上任伊始，為了加強官方控製，就以頒布加爾各答市政局法的方式，將民選代表比例裁減了一半，這一舉措瞬間瓦解了加爾各答民族主義者多年來在加爾各答市政局努力爭取到的支配地位。剩下的28名印度民選成員，為表抗議也全體退出加爾各答市政局。
寇鬆為了加強對印度人民的經濟盤剝，實行了財政改革。他通過了福勒委員會的財政報告，正式規定了英鎊在印度的流通使用，並且還將盧比英鎊比價提高至1盧比兌換16便士。而按照當時的白銀實際價格計算，1盧比隻等於12便士。這樣一來，英國人便輕而易舉地通過每個盧比從印度人民身上榨取了4便士。英印當局利用這種英鎊進入印度流通領域來幹預印度經濟的辦法，人為地提高盧比英鎊的兌換率，為英國資本牟取利益。寇鬆這一舉措遭到了印度人民的強烈指責，人們稱寇鬆是在變相地增加稅收，犧牲了印度納稅人的利益，拿去喂養英國官員。
寇鬆采取嚴厲措施，加強對民族報刊的管製。1904年，他修改《國務機密法》，再度擴大該法的適用範圍，將民族報刊置於當局更嚴密的鉗製之下。一旦刊登批評殖民當局的文章，就會被看作是“煽動對政府的懷疑和仇恨”，文章作者和報刊編輯都會因此而身陷囹圄，因為他認為“輿論是叛亂之母”。[3]
同年，寇鬆又頒發《大學法》，加強對高校的控製。《大學法》內容主要包括：增加學費，提高入學門檻，把那些較不富裕的學子們拒之門外；限製各校評議員和管理委員會的規模，由當局政府向各校委派的監督機構成員高達總人數的4/5之多，並且主要以英國人為主，如此一來，學校便被當局全權掌控。盡管當局宣稱，該法的目的在於把印度高等學府從當時單純的考試機構改造成實行全麵教育的地方，但實際上殖民者認為高等教育是印度的“叛亂之源”，《大學法》的實施旨在剝奪印度下層人民的求學機會，減少“叛徒”的出現。這種對學校的強行控製就是剝奪和踐踏印度人民起碼的民主權利。1904年《大學法》無疑是針對印度民族運動采取的一項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殖民者深思熟慮的政治性步驟。
此外，為了強化鎮壓人民的國家機器，寇鬆於1905年改組警察局，並在印度各省設立了刑事偵緝部，在中央內務部下設立了中央情報局，把密探派遣至各地，加強了對人民的控製和鎮壓。
寇鬆無視印度人民民族民主權利的倒行逆施行徑，引起印度全國人民的普遍不滿和強烈反對。國大黨領導人郭克雷指出，寇鬆實行的是倒撥時針的反動政策，給印度帶來了曆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國大黨元老瓦加也說，寇鬆必將在一片唾罵聲中永遠滾出印度。
三、國際形勢的影響
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亞洲各國遭受的殖民災難更加深重。帝國主義同各國封建勢力勾結，加深了各國人民的苦難，妨礙了亞洲各國經濟的建設和發展，加深了這些國家的民族危機，促使了亞洲的民族覺醒。20世紀初，亞洲許多國家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資產主義民主革命運動，被稱為“亞洲的覺醒”。
1905年的俄國革命是帝國主義時代第一次影響巨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這次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俄國革命促進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同時對包括印度在內的亞洲國家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列寧在《亞洲的覺醒》一書中也提到，繼俄國1905年的運動之後，民主革命席卷了整個亞洲，世界資本主義和1905年的俄國革命運動徹底喚醒了亞洲。
不可不說1905年前後是世界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年份。這不僅僅是因為俄國革命的爆發，也因為亞非拉革命運動的蓬勃興起。在非洲，正醞釀著新的反帝鬥爭；在拉丁美洲，約5年後，爆發了曆時7年之久的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在亞洲，土耳其、伊朗、日本和中國等，都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或民族獨立運動。歐亞非拉人民普遍覺醒了，這成為了世界革命風暴的新源泉。
20世紀初的世界革命形勢對印度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讓印度人民看見了希望所在，推進了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曆史進程。正如印度曆史學家馬宗達所說，印度人民從這些曆史事件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受到了新的鼓舞。在這些國家都在為爭取民族民主權利而鬥爭的時候，印度已經不可能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苟安了。
正是受到這種國際革命形勢的影響，印度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堅定了爭取民族權利的信念。印度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領導人提拉克宣布，既然英國的殖民統治是沙皇式的獨裁政權，那麽印度就應該“向俄國人學習，看看我們該怎麽辦”。提拉克在孟加拉慶祝西瓦傑節的群眾集會上，號召印度人民“學習愛爾蘭、日本和俄國人民的榜樣，像他們一樣起來鬥爭”。[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