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運動**以失敗而告終，但這場由激進派挑大梁的運動較以往的民族運動而言，發生了質的改變。本節就這場民族革命運動的性質和失敗原因予以分析，並對運動的曆史意義予以概括。
一、運動的性質
在對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革命運動進行探討時，人們對它的評價多半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但這僅僅強調了運動在量上麵的變化，實際上這次運動的性質遠非如此，之所以會在印度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發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首當其衝的就是因為這次運動作出了質的改變。
由於寇鬆所頒布的分割孟加拉法的實施，孟加拉人民隨即站起來鬥爭表示抗議，這一舉動成了引爆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運動的導火索。集會遊行示威似乎並不能威懾到殖民當局，運動很快便發展成為了抵製英貨和司瓦德西運動，印度幾大城市也很快投入了這場運動當中，不久便擴展成為了一場全印運動。在國大黨內，溫和派雖多次說服當局取消對孟加拉的分治，但數次無果，終於在分割孟加拉法生效之後，號召人們團結一致，將英國人趕出印度。而激進派則以提拉克為代表提出了“四點綱領”，運動就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通過抵製英貨、司瓦德西、民族教育來實現司瓦拉吉，還在各地自主地積極開展活動，努力為自己打開局麵，積極主張實現經濟獨立，主張發動工農群眾參加民族運動以及主張“不要乞討，要戰鬥”。最開始的運動成員主要是中小資產階級各階層、知識界、青年學生及部分自由派地主，後來很快發展到工農群眾當中去，工人階級始終站在運動的最前列，他們把司瓦德西運動和爭取改善勞動條件結合起來，在孟買、加爾各答、阿拉哈巴等城市都舉行了罷工。不僅如此，運動還擴展到了教育領域，1906—1907年間，人們紛紛抵製公立學校，出現了一股興辦民族教育的熱潮。革命活動發展的同時，還有一批愛國青年建立了秘密革命組織，這是以印度解放為明確目標，以武裝起義為道路的革命組織，較激進派而言，綱領較為明朗，更加激進。
同以往的資產階級運動相比，這場民族革命運動在幾個方麵有本質上的區別：首先，這場運動的鬥爭目標已變成了爭取印度獨立、擺脫殖民當局的統治，而以往運動的鬥爭目標是爭取局部改良，相比而言，這次民族革命運動的鬥爭目標有了質的跨越；其次，這場運動已由最初局部地區的反抗鬥爭發展成為了聲勢浩大的全印運動，這一點較先前的少數人的鬥爭運動也有所不同；最後，這場民族革命運動可以被定義成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性政治鬥爭，盡管從鬥爭方式上來說，這是一場以非暴力為主的抵製運動，但是激進派在暴力革命方麵多多少少做了一些準備性的活動，比如提拉克在提出“四點綱領”之後，就認為暴力革命是達到司瓦拉吉目標不可缺少的手段，但當時時機還未成熟，因此不能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的道路。隻能說，當時的印度人民還處於探索階段，需要走什麽道路，他們還在努力摸索著。
這樣一來，該如何界定這場運動呢？是一場改良運動？還是一場革命？林承節先生認為，這場運動本質上的變化已足以表明這不是一場改良運動了，而馬列主義給革命所下的定義則是用暴力推翻舊政權，但這場運動稱不上是一場武裝起義，將其稱為革命，似乎有點不太合適。可以這麽認為，1905—1908年的這場運動是被劃分在革命範疇內的，但在方式上和程度上與革命又有所區別，因此將這場運動稱為“民族革命運動”。之所以用“民族”兩字，是因為這是一場以爭取民族獨立為目標的運動。列寧在論述1905年後的亞洲覺醒時有一段話指出了印度的運動與中國、伊朗、土耳其革命的區別。他說：“我們知道，1905年以後，土耳其、波斯、中國相繼發生了革命，印度也展開了革命運動。”[16]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列寧有意地將這場運動與其他國家的革命區別開來，但又用“革命運動”這4個字將這場運動劃定在革命範疇，給我們對印度的這場運動的認識提供了理論指導。
二、運動的領導權
在這場民族革命運動的前期，國大黨溫和派一直扮演著領導的角色。在分割孟加拉法實施之前，溫和派就數次派代表團前往英國與寇鬆會晤，說服當局取消孟加拉分治，但毫無收獲。待分割法實施之後，溫和派就在群眾當中大力進行宣傳，激烈抨擊英國的殖民掠奪政策，號召孟加拉人民不計宗教信仰，團結一致共同奮鬥，把英國人趕出印度，支持以抵製英貨的方式來迫使殖民當局取消分割，並大力推進司瓦德西運動，還將分割法生效之日定為國恥日。
但總的說來，這場鬥爭主要還是由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激進派領導的。從運動一開始，溫和派和激進派就持有不同的目標、方法和行動。首先，雙方的目標不同。溫和派的初衷隻是說服殖民當局取消對孟加拉的分治和推動民族工業的發展，但不料未果，隻好轉而讚同抵製、自產和民族教育。國大黨在1905年年會上通過了司瓦德西的決議，但卻未曾提及抵製這一做法。很明顯，這樣看來，取消分割才是他們最終的目的，抵製、自產和民族教育隻是實現這些目的的手段罷了。1906年的國大黨年會中，溫和派還投票讚成司瓦拉吉的決議，人們通過這些還是可以看到抵製殖民統治的共同信念多少能把溫和派和激進派暫時團結在一個組織內。但1907年，溫和派領袖開始責難激進派“走得太遠了”，因為他們隻是將自治作為遠期目標，認為現實的任務主要是通過自產運動來推進民族工業的發展。激進派倒不這麽認為，在他們看來，司瓦拉吉才是最終目的，其他的種種都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
其次，雙方的方法不同。由於雙方的目標不一致，在如何運用抵製英貨、實行自產、爭取民族教育等手段問題上，激進派和溫和派采取了不同的態度。激進派不但主張把抵製英貨推廣到整個次大陸，還希望將其發展成為全麵抵製殖民統治，從而進一步達到自治的運動。在抵製方麵，激進派主張光抵製英貨遠遠不夠，還要抵製殖民當局的經濟、文化、政治以及思想。因此，提拉克在國大黨1905年的年會結束後提出了“消極抵抗”思想，這也是國大黨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自治”的政治目標。
激進派也給予了司瓦德西愈加清晰明朗的解釋。要達到司瓦德西這一目標，不單要使用國貨、發展民族工業，還要在建設民族學校、民族法庭以及發揚民族文化方麵下足工夫。通過這兩方麵的努力，民族政權才可以被建立起來。也就是說，抵製和司瓦德西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隻要做到了全麵抵製和全麵司瓦德西，司瓦拉吉就可以實現。
溫和派雖然也將自產運動和抵製英貨運動看作是“報國福音”和“民族進步史上的裏程碑”，但他們始終強調抵製運動不適合發展到孟加拉以外的地區。雖說他們在運動**中卷入了鬥爭洪流，但激進派領導下的抵製運動來勢凶猛，讓溫和派感到如坐針氈。他們擔心顧慮過激的行為會招致報複，於是便開始指責激進派的這種行為超越了憲法，有害無益。顯然，溫和派並不讚同激進派的觀點。
再次，雙方的行動不同。目標觀點的不一致導致了兩派在行動上的表現有所反差，激進派將運動發展得風起雲湧，通過各種途徑，不僅加強發動工農群眾的鬥爭，還將運動擴展到了教育界。溫和派則唯唯諾諾，不願再前進下去，還在殖民當局的拉攏挑撥下拉運動的後腿。通過激進派的努力，1906年要求司瓦拉吉已經成為印度群眾的普遍呼聲。在這一年的年會上，國大黨第一次通過了要求印度自治的決議，並且還通過了司瓦德西、抵製和民族教育等決議。
顯然，上述的一切表現出國大黨溫和派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政治保守性，以及對宗主國的幻想和依賴性，害怕過激的行為招致報複，因此他們一直沒有決心和勇氣開展堅決的反帝鬥爭，而小資產階級激進派則勇敢地肩負起了主要責任。歸根結底，雖然這麽做是為了使國家能走上資本主義獨立發展道路，對資產階級最有利，但當時卻受到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打擊，激進派不得不花費很大氣力排除他們設置的障礙。
激進派的領導作用“不是通過國大黨自上而下有組織地實現的，他們爭奪國大黨領導權的鬥爭未能取得勝利，他們的領導作用主要靠自己在下麵直接發動群眾。當然，影響國大黨也是一條渠道。由於得到下層群眾的擁戴，他們在國大黨中有一定勢力，對溫和派形成一定壓力，促使那些領導人不能不多少反映新氣候，這也間接表現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作用”[17]。
三、運動失敗的原因
1908年7月工人總罷工結束後，1905—1908年的民族革命運動畫上了一個句號，成為運動的終結點。那麽，這場運動為何失敗呢？
首先，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顧慮性和妥協性是導致運動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運動最初，資產階級並沒有明確的革命要求，被卷入了革命鬥爭的洪流之後，一直三心二意，顧慮重重，生怕運動的深入會引起殖民當局的報複，有礙於自己民族資本工業的發展。孟買一位著名工業家馮馬爾達斯說，雖然在原則上他並不反對激烈的行動，可是在已有的條件下，這種行動對他的階級是有害的。達·瑙羅吉也同樣表示了擔心，英國人如果報複，很有可能會停止向印度出口機器。在運動中，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所要求的司瓦拉吉是通過印度脫離英國從而達到自治的，資產階級雖不願接受，但迫於當時的社會潮流不得已才提出了自治的要求。實際上，這隻是雙方彼此妥協的產物，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始終將自治看作遙遠未來的事情。運動開始後，他們在反分割和司瓦德西運動方麵表現出了高漲的熱情，但因為害怕得罪了殖民當局而影響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在抵製英國方麵還是顧慮重重，視如玩火。能從抵製運動中初步得到實惠他們就滿足了，他們不希望運動再深入下去，因為越深入，令他們感到越加不安。比如，1907年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和秘密組織活動的開展就令他們感到大禍將至，於是趕緊抓住了殖民當局這根“救命稻草”，尋求妥協。再者，在這場鬥爭的**中，資產階級並不是積極的領導者，甚至都是被迫參與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資產階級此時所表現出來的軟弱態度並不是因為它比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弱小，反倒是因為自己有了一定的發展，害怕運動深入會損害到他們的既得利益。由於是處在英國這個世界上資本主義最發達國家的直接統治之下，再加上英國所吹捧的自由主義，他們覺得在英國的統治下，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得到相當的發展，不願打亂這個秩序，結果造成他們自己也無法控製的局麵。
其次，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軟弱性和依附性也是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20世紀初，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已經有了相當的實力，在政治上也控製住了國大黨，因此小資產階級在各方麵都依附於資產階級。認識到這一點，國大黨激進派從沒想過獨立領導這場運動。他們隻是希望可以通過推動資產階級來領導這一運動，無奈資產階級不願領導，他們迫不得已去爭奪領導權，但還是希望和資產階級一起領導這場運動。於是運動一開始便出現了這一幕，激進派一邊發動工農群眾的力量，一邊又聯合溫和派，希望從兩個方麵來獲取力量。但溫和派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同激進派在很多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最終溫和派還是拉攏了殖民當局，並對激進派的做法給予了嚴厲的指責，加之殖民當局當時對工農鬥爭的鎮壓和對溫和派的安撫與勾結，加速了國大黨的分裂。國大黨分裂之後，溫和派退出了這場運動，已經失去一方力量的激進派唯有鞏固提升工農力量，提出革命的反封建綱領，把反殖民地反封建鬥爭結合起來，才能維持壯大自己的力量。然而，由於階級的曆史局限性，他們並不能做到這一點。並且，在殖民地印度，尤其是在民族運動發展的早期階段，民族壓迫在政治生活中把階級矛盾排到次要地位。“因此，甚至當時最進步的民族解放運動參加者，即小資產階級民族民主主義者，都沒有起來為消滅印度農村封建殘餘（地主統治）而進行自覺的鬥爭”[18]。激進派的一些領導者一方麵打算團結全體印度人民反對外國統治，一方麵又希望將來在印度仍然給王公一定的地位。他們錯誤地認為反殖統一戰線可以包括所有階級的所有人，認為提出反封建的要求會削弱民族團結，削弱反殖鬥爭。他們雖然做發動農民的工作，但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是十分有限的。在當時的印度，民族資產階級是在殖民壓迫的條件下，在社會關係和人民意識中還保留著嚴重封建殘餘條件下發展的，而無產階級人數還比較少，還沒有自己的組織，還沒有形成本身的意識形態。因此，國大黨分裂後激進派領導人對繼續領導運動失去了信心。提拉克把重點轉移到搞禁酒運動，而奧羅賓多·高士則提出“宗教民族主義”新口號，給人民打氣壯膽。這些措施當然不能使運動起死回生，以至於殖民當局1908年把奧羅賓多·高士和提拉克等激進派領袖及一大批激進派報刊編輯投入監獄後，激進派頃刻瓦解，變成一盤散沙。總的來說，激進派繼溫和派之後，僅僅主張限製封建剝削和地主專橫。可見在民族運動的各大派別之間，客觀上在這一點也存在著深刻分歧。因而，運動的最終失敗成為一種必然。
第三，秘密革命組織的負麵作用也加劇了運動的失敗。秘密革命組織的出現和發展是1905—1908年運動的一個突出表現。在秘密革命組織中，印度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缺陷暴露無遺。這些秘密組織主要成員都是青年知識分子，所開展的主要活動是宣傳武裝起義思想，籌集經費，搜集武器，在軍隊中策反和製訂未來實行武裝起義的戰略計劃等。這些人雖然飽含革命熱情，但與激進派相比更缺少磨煉。最初，他們低估了發動群眾準備武裝鬥爭的難度，遇到困難後便產生急躁情緒；麵對殖民當局的鎮壓，這種情緒就轉變為個人英雄主義狂熱，一時間興起一股暗殺和設置恐怖炸彈之風。並且，1909年對英印總督哈丁勳爵的暗殺事件使這一恐怖行為達到了頂峰，這種錯誤的行為招致秘密組織幾乎全部瓦解，嚴重破壞了武裝鬥爭轉變工作，敗壞了秘密組織的名聲，加劇了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嫌惡，阻礙了革命運動的發展。此外，激進派和秘密革命組織這兩個小資產階級政治派別雖起了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的作用，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使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力量相互抵消。激進派多數人強調武裝鬥爭道路不適合於印度，秘密組織則強調消極抵抗行不通。“由於兩股力量不能結合，結果在一極造成越來越多的人盲目崇信合法主義鬥爭方式，在另一極則促進了個人暗殺活動盛行。個人暗殺活動是暴力鬥爭的歪曲反映，是要求暴力革命的潮流得不到支持，找不到正確出路的表現”[19]。
第四，殖民當局挑撥宗教矛盾衝突，在革命運動內部造成另一巨大裂痕，也是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20世紀初以來，英國對印度一直采取著“分而治之”的政策，主要是通過離間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挑撥印度教伊斯蘭教糾紛來完成的。民族革命運動發展到**後，殖民當局更加肆虐地挑撥離間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的關係。殖民局巧妙地在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上層人物之間製造各種矛盾和摩擦，並納入宗教仇恨的軌道中。例如，伊斯蘭教封建地主貴族由於陷入印度教高利貸者的債務而不滿，印度教徒占優勢的商人們相互間的營業競爭，以及知識分子為了爭奪國家機關職位而相互傾軋等。並且，殖民當局借口保護伊斯蘭教人數較少的宗教利益，開始公開給予上層伊斯蘭教徒以特權，指望用這種辦法加強上層伊斯蘭教徒對於廣大伊斯蘭教徒商人和知識分子以及伊斯蘭教群眾的影響，進一步挑起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糾紛。運動發展到越後麵，殖民當局的挑撥手段就更加惡劣。1906年，東孟加拉和阿薩姆省宣布優先接受伊斯蘭教徒擔任官職，並且在議會選舉中，印度教徒財產資格的數額規定要比伊斯蘭教徒高出近5倍。當局還利用一些被塗抹印度宗教色彩的口號來挑撥宗教衝突，比如司瓦拉吉。當局以此為借口，宣布運動是威脅伊斯蘭教徒的幸福，甚至是危及其生存的印度教運動。於是在殖民當局的一手操縱下，東孟加拉的一部分上層穆斯林力圖阻擾伊斯蘭教徒參加民族運動，並提出了“護教運動”的口號，與提倡國貨的口號抗衡。就這樣，當局利用了許多類似的措施，唆使伊斯蘭教徒反對民族運動，他們的陰謀很多也得逞了。在許多地方，都紛紛出現了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表示效忠英國當局，擁護孟加拉分治，反對抵製英貨，民族運動就這樣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第五，英國殖民當局的鎮壓也是導致運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英國政府看到了這場運動的革命潛力並進行了大力的鎮壓。他們以管控和禁止公共集會、遊行和限製新聞自由等方式進行打壓。參加此次運動的學生都被政府的各個學校、院校開除；職員被政府部門開除、被罰款甚至被警察毒打。例如在1906年的巴裏薩爾大會上，警察以暴力驅散了大會，並野蠻地暴打了大部分與會者。再者，運動內部的不和諧也為殖民當局的鎮壓提供了條件。運動內部出現了意見不合，特別是1907年國大黨的分裂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場運動。雖然抵製英貨運動的活動範圍不僅限於孟加拉，但印度其他地區並沒有做好準備接受這種新型、新階段的政治。所有這些都有利於加強政府的打壓。此外，“參加運動的人不可能一直保持高漲的戰鬥精神不變，也不可能一味進行自我犧牲，特別是在英政府的嚴酷鎮壓下。他們不得不中斷鬥爭並為下一次的鬥爭積蓄力量”[20]。
四、運動的曆史意義
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運動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它對後來整個20世紀的反殖民主義鬥爭都有著重大影響，在整個印度民族運動發展史上也起著突出作用。
第一，這場運動標誌著印度民族的覺醒。1905—1908年的民族革命運動是小資產階級群眾、工人、部分農民和資產階級共同進行的鬥爭。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帶領下，工農群眾接受了革命的宣傳，勇敢投身到這場民族革命運動當中，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階級要求。這表明了廣大的印度民眾在政治上開始覺醒了，同樣也說明了這種政治覺醒已經從小資產階級逐步擴展到人民群眾中，從而形成了民族覺醒。列寧稱頌過20世紀的亞洲覺醒在印度也表現出來了，抵製運動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帕爾也情不自禁地說：“感謝神，使寇鬆成了推動印度覺醒的主要工具。”印度曆史學家也指出，這場運動為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它用一種真正全新的方式讓眾多從前對此一無所知的民眾接觸到了這些思想，因而進一步瓦解了那些霸權主義的殖民思想和殖民機構，因此，這場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在印度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正是這種政治覺醒，為日後的民族革命運動做了很好的鋪墊。
第二，這場運動的另一個重大成果是，在探索印度民族獨立鬥爭的道路方麵，起了開拓性的作用。無論是從指導思想還是鬥爭形式看來，都為日後的鬥爭運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實現了印度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由改良運動到革命運動的曆史性轉變。雖然這次運動並未以革命戰爭的形式去進行，但是能首次提出並嚐試實現它已經算是這場運動的曆史功績了。每當提及印度民族運動的時候，往往脫口而出的是甘地領導的時期，人們普遍認為印度民族運動的變化主要發生在這個時期。話雖沒錯，但甘地在領導時期的許多做法都是從1905—1908年運動中借鑒來的，比如說司瓦拉吉目標的提出，大規模發動群眾進行非暴力鬥爭的方式，消極抵抗思想。或許可以這麽說，印度民族運動的質變是在1905—1908年的這場運動中開始的，甘地領導的貢獻就是使這個質變得到進一步擴展和最終完成。如印度曆史學家指出的，這場運動發展了幾種動員人民群眾集體行動的新方式，日後的民族運動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寶貴財富。
第三，這場鬥爭還給了印度民族資本發展以直接推動。在開展司瓦德西的運動當中，抵製英貨這一舉動促進了許多民族工業（布、煙、糖、鹽）以及商業、銀行業的發展。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英國布雖然削價銷售，但仍堆滿庫房無法脫手，印度布雖漲價8%左右，卻仍行銷如飛。一些經營洋布貿易的買辦商人向曼徹斯特商會告急，要求他們敦促議會取消孟加拉分割，還有一些商人不得已隻好將英國貨改換商標，換成德國貨或日本貨以求脫手。也是在這股**中，產生了發展民族重工業的要求，資本家塔塔投資建立的第一個印資鋼鐵企業標誌著民族資本重工業發展的開始。此外還有民族商業、銀行業、運輸業等都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借助了司瓦德西這股東風，許多工廠都得以建成，就連一向受到壓抑的印度民族工商業也第一次感受到了這一大好局勢。因為早在19世紀70年代，抵製和司瓦德西就被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但遲遲未能實現，1905—1908年的這次運動算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實行。抵製運動可謂是促進民族商業發展的有力杠杆，印度人民借助這一巧力建立起自己政治上的保護關稅。許多商人也從司瓦德西運動中收獲不少，一些小企業主和商人經濟地位上升，成為了資本家，城鎮手工業者的經濟地位也多少得到了一點改善。攫取最大經濟利益的莫過於那些民族工商業資本家，他們一邊加強對工人的剝削，一邊抬高商品的價格來賺取更多的利潤。
第四，秘密革命組織的活動使這場運動多少包含了一些武裝鬥爭的因素，這一傳統被繼承下來帶進了日後的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中。即便被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排斥，但它以秘密革命組織的活動繼續存在著，客觀上還是對非暴力運動起到了補充和支持的作用。武裝鬥爭的存在還加強了資產階級在鬥爭中的地位，鼓舞著群眾展開更堅決的鬥爭。
總之，“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運動**是20世紀初亞洲覺醒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和菲律賓、中國、伊朗、土耳其革命一起，強有力地顯示了亞洲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決心，開創了亞洲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曆史新篇章”[21]。
[1] 培倫主編：《印度通史》，第453頁。
[2] 林承節：《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第242頁。
[3] 培倫主編：《印度通史》，第456頁。
[4] R.Suntharalingam，Indian Nationalism：An historical Analysis，New 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1983，p.164.
[5] R.C.Majumdar，The Struggle for Freedom，Bombay：Bharatiya Vidya Bhavan，1963，p.21.
[6]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127.
[7]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224頁。
[8] 林承節：《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第359頁。
[9]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127.
[10]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228頁。
[11]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130.
[12]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131.
[13]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145.
[14] 培倫主編：《印度通史》，第471頁。
[15]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240頁。
[16] 《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頁。
[17] 林承節：《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第396～397頁。
[18] [蘇聯]安東諾娃、[蘇聯]戈爾德別爾格、[蘇聯]奧西波夫：《印度近代史》，北京編譯社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894頁。
[19]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237頁。
[20]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134.
[21] 林承節：《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史》，第239頁。